升學制度毀掉我們的下一代 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出現「菁英種姓制度」
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耶魯大學教授布魯克斯指出，升學競爭使弱勢家庭更難翻身，菁英競賽中失敗的人蔑視體制，導致美國社會更分裂對立。 您的閱讀篇數已達上限 立刻訂閱全閱讀，即可享全站不限篇數閱讀 了解更多 立即訂閱 布魯克斯警示，沉迷升學競爭的菁英體系造成了「六宗罪」，使美國社會在各項議題上更趨分歧對立。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如今，高達6成的美國民眾認為自己的國家正在衰落，對菁英學校的不信任達到高峰。同時，美國家長比從前更急切地參與升學遊戲，將孩子送進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名校。 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知名評論家布魯克斯（David Brooks）關注社會和文化趨勢，目前是耶魯大學兼任講師，也曾任教於杜克大學、芝加哥大學。他觀察，菁英制度造成了「六宗罪」，美國社會逐漸出現「菁英種姓制度」，弱勢家庭不再能翻轉命運，但頂大生素質卻每況愈下。 沉迷升學競賽，如何阻礙國家發展？布魯克斯近期在《大西洋》發表一篇擲地有聲的評論，引起西方各界關注。以下為本文精華： 1967年，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指出，「知識機構」將成為新社會秩序的領導者。美國開始出現兩種不同的育兒方式：勞工階級父母採用「自然成長」方式，讓孩子自由探索；而受過教育的父母則實施「協同培養」，積極參與孩子的競爭性活動。 小學和高中教育也隨之變化，課間休息和藝術課程時間減少，學生被迫忍受標準化考試。優秀學生被送入菁英學校，而成績不佳的學生則感受到社會的冷落。到了11年級，高智商學生的父母早已開始準備大學入學考試，而學校的聲望與拒絕率成正比。 在求職方面，美國的機會結構也改變了，沒有大學學位的人很難找到好工作。研究顯示，菁英公司重視大學聲望，通常只招募少數幾所頂尖大學的畢業生。 菁英體系沒有使社會變更好 然而，這種菁英體系是否帶來了更好的社會？ 根據調查，59%的美國人認為國家正在衰落，69%認為政治與經濟菁英不關心普通人。自2016年以來，人們對教育機構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大量選民用投票支持民粹路線的川普，來表達不滿。 我認為美國當前的菁英制度，帶來了以下六宗罪： 一、系統高估了智力 許多菁英學校在招生時，若未通過智商門檻，就不會考慮其他特質。然而，依賴智力作為唯一評估標準，會錯失大量的重要資訊。自1920年代起，史丹佛大學的心理學家追蹤了約1500名高智商孩子，雖然他們在學校表現良好，長大後也多為醫生、律師等職業，卻沒有成為改變世界的人物。 同樣，2019年研究顯示，677名13歲時SAT成績前1%的青少年中，只有12%在職業生涯中取得傑出成就，其餘88%並未達到卓越。 標準化測試無法預測一個人是否會成功，或對社會有所貢獻。更嚴重的是，認知心理學家提出的「理性障礙」：高智商並不代表能夠接受不同觀點或認識自身偏見，反而更容易堅信錯誤觀點。 二、誤將學業成功等同於生活成功 大學管理者認為高分學生將在職業上表現優異，但學校的成功主要是個人的，而生活中的成功多依賴團隊合作。成績僅揭示了堅持不懈和自律，無法反映情緒智商、人際技巧、熱情、領導力或創造力。 一項針對2萬8千名學生的研究顯示，排名較高的大學學生與低排名學生在工作專案的表現差異不大，且高排名學校的學生在團隊合作中可能人際關係較差。 在人工智慧時代，AI擅長複述課堂知識和標準化考試，甚至能寫出高分論文。現在若還雇用擅長這些的學生，可能迅速過時。一些敏捷的企業如Google，已不再關注求職者的GPA。 三、損害了美國菁英的心靈 菁英管理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外在獎勵體系，教育者和企業招募人員品評年輕人，這使他們的自我價值依賴於他人眼中「標準的成功」。最終，他們的性格變得脆弱，因為簡單的失敗就會摧毀他們的自我價值感。一些年輕人因壓力輟學，另一些則只關心「獲得好成績」，變得厭惡風險。 教育系統假設「事業成功就是生活的意義」，使得更深層的問題如「如何待人寬厚？」或「如何過有意義的生活？」變得無人問津。 四、升學遊戲被操縱 菁英制度本應該依天賦分類，但現實中，是根據父母的財富。 富裕父母在孩子教育上投入大量資金，以便在大學入學競爭中取得優勢。根據《菁英陷阱》作者馬科維茨的研究，收入最高1%家庭的教育支出，如果用來投資市場，價值可達1千萬美元或更多。不過名牌大學的地位價值使富裕家庭相信，透過教育支出能更好地傳承菁英地位。 收入最高1%家庭的學生進入常春藤學校的機率，是年收入3萬美元家庭學生的77倍。根據美國大學理事會的數據，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學業上普遍佔優勢，且成績差距逐年擴大。 有趣的是，新菁英們認為自己的成功是透過努力獲得的，而非出生使然，造就了下一點：新的社會等級制度。 五、創造美國的種姓制度 如今，高中畢業生的平均收入，比四年制大學畢業生少約100萬美元，且壽命短8年。 擁有高中學歷的女性在結婚10年內離婚的可能性，是大學學歷女性的2倍，且近6成的孩子是非婚生的，這一比例是擁有學士學位女性的5倍；高中學歷的人因吸毒導致的死亡率，是擁有學士學位者的10倍。 社交差距也顯著：近四分之一的高中畢業生表示他們沒有親密朋友，而大學畢業生中只有十分之一，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活躍於社交活動，並更可能接待朋友。 我們看到，富裕、受過良好教育的父母將優勢傳給孩子，形成一個隔離制度，將造成駭人的社會和政治後果。 六、激起民粹主義 菁英制度激發了強烈的「民粹主義抵制」，導致社會進一步分裂。 最初，由於教師對學生差別待遇，導致優勢學生進入頂尖大學，而天賦較差的學生則進入社區大學。成年後，這些群體的職業和社會價值觀截然不同。 許多在菁英競賽中失敗的人，對體制和菁英產生蔑視，重塑了國家政治。從美國選舉可看出，當今的主要政治分歧在於教育程度。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傾向於投給共和黨，而高學歷者則支持民主黨。教育差異還導致移民、性別、宗教等議題上的劇烈分歧。 於是，我們迎來了充滿種姓結界以及文化戰爭的時代。 點此看解方 （責任編輯：張蕙蘭）
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耶魯大學教授布魯克斯指出，升學競爭使弱勢家庭更難翻身，菁英競賽中失敗的人蔑視體制，導致美國社會更分裂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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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高達6成的美國民眾認為自己的國家正在衰落，對菁英學校的不信任達到高峰。同時，美國家長比從前更急切地參與升學遊戲，將孩子送進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名校。
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知名評論家布魯克斯（David Brooks）關注社會和文化趨勢，目前是耶魯大學兼任講師，也曾任教於杜克大學、芝加哥大學。他觀察，菁英制度造成了「六宗罪」，美國社會逐漸出現「菁英種姓制度」，弱勢家庭不再能翻轉命運，但頂大生素質卻每況愈下。
沉迷升學競賽，如何阻礙國家發展？布魯克斯近期在《大西洋》發表一篇擲地有聲的評論，引起西方各界關注。以下為本文精華：
1967年，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指出，「知識機構」將成為新社會秩序的領導者。美國開始出現兩種不同的育兒方式：勞工階級父母採用「自然成長」方式，讓孩子自由探索；而受過教育的父母則實施「協同培養」，積極參與孩子的競爭性活動。
小學和高中教育也隨之變化，課間休息和藝術課程時間減少，學生被迫忍受標準化考試。優秀學生被送入菁英學校，而成績不佳的學生則感受到社會的冷落。到了11年級，高智商學生的父母早已開始準備大學入學考試，而學校的聲望與拒絕率成正比。
在求職方面，美國的機會結構也改變了，沒有大學學位的人很難找到好工作。研究顯示，菁英公司重視大學聲望，通常只招募少數幾所頂尖大學的畢業生。
菁英體系沒有使社會變更好
然而，這種菁英體系是否帶來了更好的社會？
根據調查，59%的美國人認為國家正在衰落，69%認為政治與經濟菁英不關心普通人。自2016年以來，人們對教育機構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大量選民用投票支持民粹路線的川普，來表達不滿。
我認為美國當前的菁英制度，帶來了以下六宗罪：
一、系統高估了智力
許多菁英學校在招生時，若未通過智商門檻，就不會考慮其他特質。然而，依賴智力作為唯一評估標準，會錯失大量的重要資訊。自1920年代起，史丹佛大學的心理學家追蹤了約1500名高智商孩子，雖然他們在學校表現良好，長大後也多為醫生、律師等職業，卻沒有成為改變世界的人物。
同樣，2019年研究顯示，677名13歲時SAT成績前1%的青少年中，只有12%在職業生涯中取得傑出成就，其餘88%並未達到卓越。
標準化測試無法預測一個人是否會成功，或對社會有所貢獻。更嚴重的是，認知心理學家提出的「理性障礙」：高智商並不代表能夠接受不同觀點或認識自身偏見，反而更容易堅信錯誤觀點。
二、誤將學業成功等同於生活成功
大學管理者認為高分學生將在職業上表現優異，但學校的成功主要是個人的，而生活中的成功多依賴團隊合作。成績僅揭示了堅持不懈和自律，無法反映情緒智商、人際技巧、熱情、領導力或創造力。
一項針對2萬8千名學生的研究顯示，排名較高的大學學生與低排名學生在工作專案的表現差異不大，且高排名學校的學生在團隊合作中可能人際關係較差。
在人工智慧時代，AI擅長複述課堂知識和標準化考試，甚至能寫出高分論文。現在若還雇用擅長這些的學生，可能迅速過時。一些敏捷的企業如Google，已不再關注求職者的GPA。
三、損害了美國菁英的心靈
菁英管理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外在獎勵體系，教育者和企業招募人員品評年輕人，這使他們的自我價值依賴於他人眼中「標準的成功」。最終，他們的性格變得脆弱，因為簡單的失敗就會摧毀他們的自我價值感。一些年輕人因壓力輟學，另一些則只關心「獲得好成績」，變得厭惡風險。
教育系統假設「事業成功就是生活的意義」，使得更深層的問題如「如何待人寬厚？」或「如何過有意義的生活？」變得無人問津。
四、升學遊戲被操縱
菁英制度本應該依天賦分類，但現實中，是根據父母的財富。
富裕父母在孩子教育上投入大量資金，以便在大學入學競爭中取得優勢。根據《菁英陷阱》作者馬科維茨的研究，收入最高1%家庭的教育支出，如果用來投資市場，價值可達1千萬美元或更多。不過名牌大學的地位價值使富裕家庭相信，透過教育支出能更好地傳承菁英地位。
收入最高1%家庭的學生進入常春藤學校的機率，是年收入3萬美元家庭學生的77倍。根據美國大學理事會的數據，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學業上普遍佔優勢，且成績差距逐年擴大。
有趣的是，新菁英們認為自己的成功是透過努力獲得的，而非出生使然，造就了下一點：新的社會等級制度。
五、創造美國的種姓制度
如今，高中畢業生的平均收入，比四年制大學畢業生少約100萬美元，且壽命短8年。
擁有高中學歷的女性在結婚10年內離婚的可能性，是大學學歷女性的2倍，且近6成的孩子是非婚生的，這一比例是擁有學士學位女性的5倍；高中學歷的人因吸毒導致的死亡率，是擁有學士學位者的10倍。
社交差距也顯著：近四分之一的高中畢業生表示他們沒有親密朋友，而大學畢業生中只有十分之一，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活躍於社交活動，並更可能接待朋友。
我們看到，富裕、受過良好教育的父母將優勢傳給孩子，形成一個隔離制度，將造成駭人的社會和政治後果。
六、激起民粹主義
菁英制度激發了強烈的「民粹主義抵制」，導致社會進一步分裂。
最初，由於教師對學生差別待遇，導致優勢學生進入頂尖大學，而天賦較差的學生則進入社區大學。成年後，這些群體的職業和社會價值觀截然不同。
許多在菁英競賽中失敗的人，對體制和菁英產生蔑視，重塑了國家政治。從美國選舉可看出，當今的主要政治分歧在於教育程度。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傾向於投給共和黨，而高學歷者則支持民主黨。教育差異還導致移民、性別、宗教等議題上的劇烈分歧。
於是，我們迎來了充滿種姓結界以及文化戰爭的時代。
點此看解方
（責任編輯：張蕙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