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後人生空虛？哈佛、史丹佛培訓銀髮族「改變社會」｜天下雜誌
對一些高齡人士而言，「退休」的想像不再是高爾夫、下午茶，而是展開有抱負的「第三人生」。哈佛「高階領導力計畫」、史丹佛「傑出職業學院」看準需求，培養60歲以上的「學生」結合曾經的專業知識，用校內學術資源制定有意義的「社會影響策略」。退休長輩如何化身變革者？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64歲的前銀行家羅萊特（Xavier Rolet）接到了哈佛大學的電話，告訴他收到了offer，獲得返回校園學習的資格。 他是今年哈佛「高階領導力計畫」（Advanced Leadership Initiative，ALI）的40名研究員之一，會在這裡開始為期一年的跨學科學術研習、領導力發展，和同儕合作，以制定自選問題的「社會影響策略」。 哈佛如何看待「第三人生」？ 這項計畫，目標60出頭，仍然想發揮影響力的領導者們。這群人將自己的大部分職涯都奉獻給了一項事業，退休後仍充滿幹勁，想嘗試用不同的管道解決真正的社會問題。 與一般的研究生相同，參加這項計畫需要負擔學費、住宿費，並要搬到哈佛參加實體課程。 不同的是，「你來這裡不是為了給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不是為了展示誰擁有最厲害的大腦或錢包，而是打造一個團隊環境，讓每個參與者能夠成功執行他們的專案，」羅萊特解釋著ALI研究員和普通學生的差別。 ALI的緣起，可追溯到2005年三位哈佛大學教授發表的一篇論文〈大學新模式：第三階段教育〉。 學者們發現，近年來愈來愈多經驗豐富的領導者，對退休的想像不再是寧靜悠哉的高爾夫與下午茶，「對他們來說，以『捲起袖子』為目標的學校生活，可以啟動人生的『服務』階段，為滿足社會需求做出貢獻。」 三位學者也強調，大學應該多向四年制以外的人群提供不同的課程，以創造一個更快樂的老年社群，而不是讓高齡者被視為社會成本。 根據《金融時報》記者傑克 （Andrew Jack）旁聽最近的一門課程，來自世界各地，數十名銀髮族學員聚集在哈佛，參加了一場「變革者」的研討會。 他們白髮蒼蒼、戴著老花眼鏡，還是認真地消化了課程預習讀本，接著聆聽教授巴蒂拉納（Julie Battilana）講述一堂關於影響力道德的課程。在課堂中，每一位ALI的研究員都提出了一些具有社會影響力的點子，並且利用哈佛大學的學術專業知識、凝聚力和人脈網來實現那些想法。 舉例來說，有ALI校友的協助創辦了組織，為移民提供技術性工作，也有人致力於改善公共衛生、促進入獄後康復，以及解決性販運問題。其中兩人擔任「芝麻街」的顧問，為兒童教育計畫開發了新的商業模式，並贏得了麥克阿瑟基金會的1億美元贊助。 現任研究員梅代羅斯（Marcelo Medeiros）正在鑽研科學知識，以協助恢復巴西的雨林。梅代羅斯認為，來哈佛上課最關鍵的是獲得與專業研究人員的人脈連結，「這些研究人員對氣候相關的一切，進行最先前沿的分析，」他說。 ALI現任教學長特雷斯塔德（Brian Trelstad）觀察，在每一屆40人的隊伍中，會有3-4人針對他們所研究的問題，做出真正重大的突破。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專心發展他們的專案，還有三分之一的人找到另一個目標。 從2008年以來，ALI已經累積培養700多名研究員，這些「畢業生」在不同領域中做出成果。除此之外，ALI也啟發「以大學為基礎的中年過渡計畫」——Nexel，參與並仿效的成員大學遍佈美國、加拿大、瑞士，和英國。 銀髮族的「自我找尋」 像是使丹佛大學，也於2015年推出了「傑出職業學院」（Stanford's Distinguished Careers Institute），由該校的前醫學院院長創立，目的是希望來參加的學員能追求目標感、社區意識，和健康。 「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不是你要做什麼，而是你在未來20到30年裡會成為什麼樣的人，」計畫負責人康納（Katherine Connor）指出，選才重點是學生在離開後能留下什麼，而不在於他們原本是多傑出的人。 與哈佛的計畫一樣，參加史丹佛計畫的學生也要自行負擔學費與住宿費。而史丹佛「傑出職業學院」的學員能與大學部、研究所學生一起上課，並共同進行專案和參訪。 另一所跟進的大學是位於美國印第安納的聖母大學的「啟發領導力計畫」（Inspired Leadership Initiative），它的選才標準與哈佛更為不同，「我們不想只用『成功』這個詞來形容那些進入商界最高管理階層的人，反而想要更廣泛的申請者。」 與哈佛、史丹佛相較，聖母大學不那麼重視學員提供社會影響力，而更關注高齡者的自我發現。課程會邀請參與的學員，到墓園寫自己的訃聞，並反思「我是誰」，「我真正想要什麼？」「我該怎麼起身去做？」。 「人們的油箱裡還剩下很多汽油，他們想嘗試一些不同的事，」計畫負責人施賴爾（Thomas Schreier）比喻，「某方面來說，這項計畫與大學部教育並沒有太大的不同，著重於讓學員思考如何發揮自己的長才。」 觀察聖母大學計畫的《大西洋》專欄作家布魯克斯（Arthur Brooks）寫道，事實上，有資金來參加培訓的人都有高社經地位與成功職涯，但他們的經驗對於一般大眾仍極具參考性，因為他們比普通人更容易經歷深刻的「退休後存在主義危機」。 「人們需要抱持更充滿希望的心態面對退休生活，」《科學美國人》雜誌在一則談論終身學習的專題報導中總結，「應該將話題從避免損失和衰退，或者如何維持現狀，轉移到討論學習、成長和發光發熱。」 （資料來源：Scientificamerican, FT, Atlantic, Harvard, Stanford）
對一些高齡人士而言，「退休」的想像不再是高爾夫、下午茶，而是展開有抱負的「第三人生」。哈佛「高階領導力計畫」、史丹佛「傑出職業學院」看準需求，培養60歲以上的「學生」結合曾經的專業知識，用校內學術資源制定有意義的「社會影響策略」。退休長輩如何化身變革者？
64歲的前銀行家羅萊特（Xavier Rolet）接到了哈佛大學的電話，告訴他收到了offer，獲得返回校園學習的資格。
他是今年哈佛「高階領導力計畫」（Advanced Leadership Initiative，ALI）的40名研究員之一，會在這裡開始為期一年的跨學科學術研習、領導力發展，和同儕合作，以制定自選問題的「社會影響策略」。
哈佛如何看待「第三人生」？
這項計畫，目標60出頭，仍然想發揮影響力的領導者們。這群人將自己的大部分職涯都奉獻給了一項事業，退休後仍充滿幹勁，想嘗試用不同的管道解決真正的社會問題。
與一般的研究生相同，參加這項計畫需要負擔學費、住宿費，並要搬到哈佛參加實體課程。
不同的是，「你來這裡不是為了給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不是為了展示誰擁有最厲害的大腦或錢包，而是打造一個團隊環境，讓每個參與者能夠成功執行他們的專案，」羅萊特解釋著ALI研究員和普通學生的差別。
ALI的緣起，可追溯到2005年三位哈佛大學教授發表的一篇論文〈大學新模式：第三階段教育〉。
學者們發現，近年來愈來愈多經驗豐富的領導者，對退休的想像不再是寧靜悠哉的高爾夫與下午茶，「對他們來說，以『捲起袖子』為目標的學校生活，可以啟動人生的『服務』階段，為滿足社會需求做出貢獻。」
三位學者也強調，大學應該多向四年制以外的人群提供不同的課程，以創造一個更快樂的老年社群，而不是讓高齡者被視為社會成本。
根據《金融時報》記者傑克 （Andrew Jack）旁聽最近的一門課程，來自世界各地，數十名銀髮族學員聚集在哈佛，參加了一場「變革者」的研討會。
他們白髮蒼蒼、戴著老花眼鏡，還是認真地消化了課程預習讀本，接著聆聽教授巴蒂拉納（Julie Battilana）講述一堂關於影響力道德的課程。在課堂中，每一位ALI的研究員都提出了一些具有社會影響力的點子，並且利用哈佛大學的學術專業知識、凝聚力和人脈網來實現那些想法。
舉例來說，有ALI校友的協助創辦了組織，為移民提供技術性工作，也有人致力於改善公共衛生、促進入獄後康復，以及解決性販運問題。其中兩人擔任「芝麻街」的顧問，為兒童教育計畫開發了新的商業模式，並贏得了麥克阿瑟基金會的1億美元贊助。
現任研究員梅代羅斯（Marcelo Medeiros）正在鑽研科學知識，以協助恢復巴西的雨林。梅代羅斯認為，來哈佛上課最關鍵的是獲得與專業研究人員的人脈連結，「這些研究人員對氣候相關的一切，進行最先前沿的分析，」他說。
ALI現任教學長特雷斯塔德（Brian Trelstad）觀察，在每一屆40人的隊伍中，會有3-4人針對他們所研究的問題，做出真正重大的突破。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專心發展他們的專案，還有三分之一的人找到另一個目標。
從2008年以來，ALI已經累積培養700多名研究員，這些「畢業生」在不同領域中做出成果。除此之外，ALI也啟發「以大學為基礎的中年過渡計畫」——Nexel，參與並仿效的成員大學遍佈美國、加拿大、瑞士，和英國。
銀髮族的「自我找尋」
像是使丹佛大學，也於2015年推出了「傑出職業學院」（Stanford's Distinguished Careers Institute），由該校的前醫學院院長創立，目的是希望來參加的學員能追求目標感、社區意識，和健康。
「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不是你要做什麼，而是你在未來20到30年裡會成為什麼樣的人，」計畫負責人康納（Katherine Connor）指出，選才重點是學生在離開後能留下什麼，而不在於他們原本是多傑出的人。
與哈佛的計畫一樣，參加史丹佛計畫的學生也要自行負擔學費與住宿費。而史丹佛「傑出職業學院」的學員能與大學部、研究所學生一起上課，並共同進行專案和參訪。
另一所跟進的大學是位於美國印第安納的聖母大學的「啟發領導力計畫」（Inspired Leadership Initiative），它的選才標準與哈佛更為不同，「我們不想只用『成功』這個詞來形容那些進入商界最高管理階層的人，反而想要更廣泛的申請者。」
與哈佛、史丹佛相較，聖母大學不那麼重視學員提供社會影響力，而更關注高齡者的自我發現。課程會邀請參與的學員，到墓園寫自己的訃聞，並反思「我是誰」，「我真正想要什麼？」「我該怎麼起身去做？」。
「人們的油箱裡還剩下很多汽油，他們想嘗試一些不同的事，」計畫負責人施賴爾（Thomas Schreier）比喻，「某方面來說，這項計畫與大學部教育並沒有太大的不同，著重於讓學員思考如何發揮自己的長才。」
觀察聖母大學計畫的《大西洋》專欄作家布魯克斯（Arthur Brooks）寫道，事實上，有資金來參加培訓的人都有高社經地位與成功職涯，但他們的經驗對於一般大眾仍極具參考性，因為他們比普通人更容易經歷深刻的「退休後存在主義危機」。
「人們需要抱持更充滿希望的心態面對退休生活，」《科學美國人》雜誌在一則談論終身學習的專題報導中總結，「應該將話題從避免損失和衰退，或者如何維持現狀，轉移到討論學習、成長和發光發熱。」
（資料來源：Scientificamerican, FT, Atlantic, Harvard, Stanf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