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韓戒嚴制度比一比 同樣朝小野大、執政受挫，台灣如何避免走回頭路
韓國戒嚴雖僅5.5小時就落幕，卻激起曾經歷38年戒嚴的台灣PTSD發作。專家為何認為不太需要擔心台灣戒嚴？經濟發展方向，以及憲政體制設下的一道道關卡很關鍵。 您的閱讀篇數已達上限 立刻訂閱全閱讀，即可享全站不限篇數閱讀 了解更多 立即訂閱 12月4日韓國在野黨成員和支持者，包括共同民主黨主席李在明（前排中）聚集在韓國首爾國會前。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韓國總統尹錫悅於週二深夜10時許突襲式地宣布「緊急戒嚴」，引發韓國社會與國際譁然，國會議員也迅速集結開會，190名在場議員全票通過解除戒嚴決議案，使尹錫悅在宣布戒嚴後的5.5小時，依法取消緊急戒嚴令，政治與社會動盪卻正在發酵。 韓國的戒嚴令，卻也揭開曾歷經38年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深埋已久的創傷，及隱隱約約地不安。台灣，有可能再次遭遇戒嚴嗎？ 「台灣不太可能再出現戒嚴或軍事政變，即便台灣與韓國都是少數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從威權體制走向民主的國家。」專研東亞政經發展的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兼任教授趙建民，語氣堅定地分析。 正因台灣與韓國都歷經長年威權統治、歷經戒嚴時期，卻皆為少數成功發展經濟、被列為「亞洲四小龍」，並成功民主化的國家，韓國政局動盪下的爭議與衝突，自然成為台灣關注與比較標的。 財團經濟與軍事威權，韓國歷經17次戒嚴 趙建民認為，台灣與韓國相似的發展脈絡下，體制上卻有基本差異性，尤其韓國體制的「矛盾」比台灣更大，得從「經濟發展」及「威權體制」等兩大關鍵基礎因素中剖析。 台灣逐漸自1990年代起走向民主化，趙建民分析，造成轉型的關鍵是黑金政治，主導經濟發展的基石則為中小企業；但韓國引領經濟發展的主力，卻是前十大資產就佔韓國GDP逾8成的大財團，財富分配不均，使經濟發展比台灣更失衡，加上全球金融風暴、新冠疫情後，加深貧富差距，使韓國社會長期存在不安定的動力。 在「威權體制」面，台灣雖歷經蔣家父子的統治，卻較屬於「政治威權」；但韓國的威權傳統，卻是不斷發生軍事政變、軍事強人上台後就宣布戒嚴的「軍事威權」，成為韓國社會長期存內的狀況。趙建民認為，韓國的軍人介入政治的力度，遠高過台灣，加上社會經濟矛盾，提供韓國軍人介入，「更為肥沃的土壤」。 根據統計，韓國自1948年成立以來，加上此次戒嚴，共發布17次戒嚴，其中13次是在戰時、事變或類似國家緊急狀態下，總統在與敵人交戰狀態或社會秩序極度混亂，導致行政及司法功能顯著困難的情況下，基於軍事需要或為維持公共安寧秩序而宣布的「緊急戒嚴」。 其中1961年的516軍事政變、1972年的十月維新、1979年韓國前總統朴正熙遇刺後的戒嚴，都與軍事政變脫不了關係。 韓國「強勢總統制」，比美國更有權？ 因此，同樣引以為傲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進程，台灣與韓國現在也都歷經朝小野大的政治局勢，為何台灣在1987年結束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後，歷經三次政黨輪替，未曾再走回頭路，尹錫悅卻仍會在45年後，宣告韓國第17次戒嚴？ 台灣與韓國不同的憲政體制，是問題的核心。 根據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蘇子喬，2017年於《中研院法學期刊》發表的研究論文〈韓國與台灣憲政體制之比較－「形異實同」的憲政體制〉寫道，台灣是兼具總統制與內閣制特徵的「半總統制」，韓國向來被認為是「總統制」。 台灣的總統的權力包括任命行政院長、公布法律、宣布戒嚴、發布緊急命令等，但韓國總統除人事任命權、軍事統帥權，還有宣布戒嚴、採取緊急措施的緊急狀態特別權力，擁有較大的裁量權，戒嚴發布後經由國會否決後才會失效。 蘇子喬提到，韓國總統還有美國總統未擁有的修憲提案權、提交公民複決權、向國會提出法案權，韓國總統的權力在全世界的實權總統的民主國家中名列前茅，才被外界稱為「強勢總統制」，因此尹錫悅此次明顯因爲朝野互動下產生的僵局而宣布戒嚴，但即便難以當成理由，他確實仍有宣布戒嚴的權力。 台灣戒嚴關卡多，無法如韓國總統直接發動戒嚴 反觀台灣則有較多道關卡。蘇子喬接受《天下》訪問時解釋，除了當下的環境必須符合內憂外患或特殊事件，還需經由總統經行政院會議議決，立法院通過後，才可由總統宣告戒嚴；即便情勢緊急，總統由行政院呈請後宣告戒嚴，仍得在一個月內提交立法院追認。 蘇子喬認為，台灣要宣告戒嚴的關卡非常多，即便閣揆由總統任命，但若總統要宣告戒嚴，閣揆若不認同、不支持，就無法單方面由總統宣告戒嚴，不是總統說了算。 尹錫悅在宣布戒嚴的演講中提到，在野黨大砍打擊毒品犯罪和維護公共秩序的所有主要預算，導致政府不能善盡職責，宣布解嚴是為了保護自由的大韓民國免受朝鮮共產主義勢力威脅。 蘇子喬提到，其實韓國總統一任5年，國會任期4年，所以不時出現新總統與舊國會，或新國會與舊總統任期交錯情形。韓國憲政運作就會出現總統與國會發生嚴重衝突與總統濫權的兩種極端局勢中擺盪的狀況，確實是當前最主要的困境。 日本一橋大學客座研究員陳冠瑋與神戶大學法學研究科特命副教授王世安接受《天下》訪問也分析，韓國這次的爭議某程度與分裂社會的現狀有關，兩股政治勢力無法相容，於是尹錫悅指責另一方是對民主秩序的威脅。 所幸韓國國會迅速否決總統的戒嚴令，展現民主體制下權力制衡的重要性，陳冠瑋與王世安提醒，台灣民眾應珍惜並維護現有的民主制度，確保各權力機關相互制衡，防止權力濫用。 對於韓國此次事件的影響，趙建民語重心長地說，韓國朝小野大、總統聲望未特別高、執政黨在推動政策上遭遇很大的挫折，與台灣現況相當類似，且台灣執政黨支持者對在野黨支持者高度不滿，社會矛盾很深，就可能成為激烈政治的導火線。 「雖然台灣不太需要擔心發生戒嚴令，但台灣政治仍極度不穩定，」趙建民的語氣間，仍帶有些許擔憂。從韓國政治嚴重對立下，台灣朝野的政治掌權者，更應該冷靜審慎思考與面對，要將台灣帶向何處。 （責任編輯：曹凱婷）
韓國戒嚴雖僅5.5小時就落幕，卻激起曾經歷38年戒嚴的台灣PTSD發作。專家為何認為不太需要擔心台灣戒嚴？經濟發展方向，以及憲政體制設下的一道道關卡很關鍵。
您的閱讀篇數已達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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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總統尹錫悅於週二深夜10時許突襲式地宣布「緊急戒嚴」，引發韓國社會與國際譁然，國會議員也迅速集結開會，190名在場議員全票通過解除戒嚴決議案，使尹錫悅在宣布戒嚴後的5.5小時，依法取消緊急戒嚴令，政治與社會動盪卻正在發酵。
韓國的戒嚴令，卻也揭開曾歷經38年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深埋已久的創傷，及隱隱約約地不安。台灣，有可能再次遭遇戒嚴嗎？
「台灣不太可能再出現戒嚴或軍事政變，即便台灣與韓國都是少數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從威權體制走向民主的國家。」專研東亞政經發展的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兼任教授趙建民，語氣堅定地分析。
正因台灣與韓國都歷經長年威權統治、歷經戒嚴時期，卻皆為少數成功發展經濟、被列為「亞洲四小龍」，並成功民主化的國家，韓國政局動盪下的爭議與衝突，自然成為台灣關注與比較標的。
財團經濟與軍事威權，韓國歷經17次戒嚴
趙建民認為，台灣與韓國相似的發展脈絡下，體制上卻有基本差異性，尤其韓國體制的「矛盾」比台灣更大，得從「經濟發展」及「威權體制」等兩大關鍵基礎因素中剖析。
台灣逐漸自1990年代起走向民主化，趙建民分析，造成轉型的關鍵是黑金政治，主導經濟發展的基石則為中小企業；但韓國引領經濟發展的主力，卻是前十大資產就佔韓國GDP逾8成的大財團，財富分配不均，使經濟發展比台灣更失衡，加上全球金融風暴、新冠疫情後，加深貧富差距，使韓國社會長期存在不安定的動力。
在「威權體制」面，台灣雖歷經蔣家父子的統治，卻較屬於「政治威權」；但韓國的威權傳統，卻是不斷發生軍事政變、軍事強人上台後就宣布戒嚴的「軍事威權」，成為韓國社會長期存內的狀況。趙建民認為，韓國的軍人介入政治的力度，遠高過台灣，加上社會經濟矛盾，提供韓國軍人介入，「更為肥沃的土壤」。
根據統計，韓國自1948年成立以來，加上此次戒嚴，共發布17次戒嚴，其中13次是在戰時、事變或類似國家緊急狀態下，總統在與敵人交戰狀態或社會秩序極度混亂，導致行政及司法功能顯著困難的情況下，基於軍事需要或為維持公共安寧秩序而宣布的「緊急戒嚴」。
其中1961年的516軍事政變、1972年的十月維新、1979年韓國前總統朴正熙遇刺後的戒嚴，都與軍事政變脫不了關係。
韓國「強勢總統制」，比美國更有權？
因此，同樣引以為傲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進程，台灣與韓國現在也都歷經朝小野大的政治局勢，為何台灣在1987年結束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後，歷經三次政黨輪替，未曾再走回頭路，尹錫悅卻仍會在45年後，宣告韓國第17次戒嚴？
台灣與韓國不同的憲政體制，是問題的核心。
根據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蘇子喬，2017年於《中研院法學期刊》發表的研究論文〈韓國與台灣憲政體制之比較－「形異實同」的憲政體制〉寫道，台灣是兼具總統制與內閣制特徵的「半總統制」，韓國向來被認為是「總統制」。
台灣的總統的權力包括任命行政院長、公布法律、宣布戒嚴、發布緊急命令等，但韓國總統除人事任命權、軍事統帥權，還有宣布戒嚴、採取緊急措施的緊急狀態特別權力，擁有較大的裁量權，戒嚴發布後經由國會否決後才會失效。
蘇子喬提到，韓國總統還有美國總統未擁有的修憲提案權、提交公民複決權、向國會提出法案權，韓國總統的權力在全世界的實權總統的民主國家中名列前茅，才被外界稱為「強勢總統制」，因此尹錫悅此次明顯因爲朝野互動下產生的僵局而宣布戒嚴，但即便難以當成理由，他確實仍有宣布戒嚴的權力。
台灣戒嚴關卡多，無法如韓國總統直接發動戒嚴
反觀台灣則有較多道關卡。蘇子喬接受《天下》訪問時解釋，除了當下的環境必須符合內憂外患或特殊事件，還需經由總統經行政院會議議決，立法院通過後，才可由總統宣告戒嚴；即便情勢緊急，總統由行政院呈請後宣告戒嚴，仍得在一個月內提交立法院追認。
蘇子喬認為，台灣要宣告戒嚴的關卡非常多，即便閣揆由總統任命，但若總統要宣告戒嚴，閣揆若不認同、不支持，就無法單方面由總統宣告戒嚴，不是總統說了算。
尹錫悅在宣布戒嚴的演講中提到，在野黨大砍打擊毒品犯罪和維護公共秩序的所有主要預算，導致政府不能善盡職責，宣布解嚴是為了保護自由的大韓民國免受朝鮮共產主義勢力威脅。
蘇子喬提到，其實韓國總統一任5年，國會任期4年，所以不時出現新總統與舊國會，或新國會與舊總統任期交錯情形。韓國憲政運作就會出現總統與國會發生嚴重衝突與總統濫權的兩種極端局勢中擺盪的狀況，確實是當前最主要的困境。
日本一橋大學客座研究員陳冠瑋與神戶大學法學研究科特命副教授王世安接受《天下》訪問也分析，韓國這次的爭議某程度與分裂社會的現狀有關，兩股政治勢力無法相容，於是尹錫悅指責另一方是對民主秩序的威脅。
所幸韓國國會迅速否決總統的戒嚴令，展現民主體制下權力制衡的重要性，陳冠瑋與王世安提醒，台灣民眾應珍惜並維護現有的民主制度，確保各權力機關相互制衡，防止權力濫用。
對於韓國此次事件的影響，趙建民語重心長地說，韓國朝小野大、總統聲望未特別高、執政黨在推動政策上遭遇很大的挫折，與台灣現況相當類似，且台灣執政黨支持者對在野黨支持者高度不滿，社會矛盾很深，就可能成為激烈政治的導火線。
「雖然台灣不太需要擔心發生戒嚴令，但台灣政治仍極度不穩定，」趙建民的語氣間，仍帶有些許擔憂。從韓國政治嚴重對立下，台灣朝野的政治掌權者，更應該冷靜審慎思考與面對，要將台灣帶向何處。
（責任編輯：曹凱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