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源｜記葉盛吉殉難後，一位白色恐怖受難者遺孀─郭淑姿及其家屬的獄外之囚

【編按】本文作者黃文源於成大台灣文學系博士班肄業，並為野薑花公民協會前理事，原文刊於風傳媒，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這篇文章聚焦於白色恐怖期間，葉盛吉的家屬和其他受難者家屬如何在「獄外之囚」的生活中掙扎。1950年葉盛吉被捕，並於同年11月29日殉難，遺下剛出生的兒子葉光毅。其遺孀郭淑姿在丈夫過世後，面對著深刻的心理與生活壓力。郭淑姿的日記記錄了她的悲痛，對時局的憤懣，以及身為單親母親的堅韌。面對丈夫殉難，她選擇堅持活下來，撫養兒子光毅並尋求心靈的慰藉。除了郭淑姿，許多受難者家屬如許強的家人，也因政治背景受到不公平對待。文章藉由日記與訪談資料，描繪這些人在白色恐怖下艱難求存的故事，反映了他們的悲傷與不屈不撓的意志。

一、楔子

1950年11月29日清晨馬場町槍聲響起，葉盛吉（1923-1950）同他的前輩許強（1913-1950）醫師一樣走上殉難之道。葉盛吉1950年日記如此記載：「5月29日下午4點爸爸於潮州被捕。」當然，1950年10月出生的遺腹子葉光毅不可能親手記錄這段文字，而是由外公郭孟陽代寫。身為白色恐怖的遺屬，在那惶惶驚恐的年代，一方面要避開特務人員的檢查，另一方面又要為後世留下見證，其內心葛藤，身外人難以想像。

近年來由於常民生活史的凝視，庶民日記成為研究史料。在眾多文本中，少數夫妻同時留有日記，如林獻堂夫婦：《灌園先生日記》、《楊冰心女士日記》；葉盛吉夫婦：《葉盛吉日記》、《郭淑姿日記》。隨著傳主日記的出版與解讀，當事者已然往生，無法再窺見其面對事件當下與往後的脈絡和心境，但遺留的文字記載成為補遺歷史斷續一角的重要史料。例如：葉盛吉於1950年5月29日被捕後以十行紙簡略記載入獄後所經歷之事持續至11月1日止，為白色恐怖受難者留下獄中寫照，特別是可能面臨死刑時的心思轉折。

那麼活著的親人如何面對環境敵視與生存壓力遂成為本文關注的焦點，筆者以葉盛吉家屬、同案件或相似經驗的難友及其家人所經歷的樣貌，試圖以「獄外之囚」去勾勒白色恐怖時期大時代小人物的悲泣。與葉盛吉同是白色恐怖受難者且死刑執行僅差一天的許強，其女兒-許須美對於父親死後的境況有深刻的回憶：「爸爸過世的當下，我印象中幾乎沒有任何一個親戚來，只有鄰居的歐巴桑、一些女性的友人來家裡幫忙，就連我爸爸的親哥，同樣少有往來；要等過了一段時間，往來的親戚才又多了一些。」  

二、殉難之後

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

為她們被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柏楊因為活著，所以能在幾十年後為自己及曾關押在綠島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留下慨然的見證詩句，簡短的文字傳神地敘述家屬們無奈悲戚的心境。

1950年11月29日槍決後的葉盛吉綁在身上的小本聖經裡留了以下文字，

「禱告蒙主的憐憫庇佑 平安健康成長！葉光毅 一九五〇.十二 上午九.一〇生 1950.10.14

感謝上帝，淑姿於一九五0年十月二日安產。蒙主賞賜一個男孩子。

願主同在。阿們 1950.10.4      

以忍苦興信仰

求永遠的生命

一九五0.十.一」

從這裡可以看出葉盛吉心境上的轉變，原本對宗教信仰感到困惑的他，「所謂宗教、皈依信仰和祈禱這些事，對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如今面對可能的死亡和剛出生的孩子，生與死、悲與喜交錯而成的矛盾，唯有感謝主的恩賜讓他迎來生命的喜悅。於是10月24至27日，葉盛吉用優美的日語寫下將近1萬多字的〈自敘〉，想把自己到戰爭結束前的生活點滴留給新婚妻子和未曾相見的兒子些許回憶，〈自敘〉最後寫道：「給忍受了苦難的淑姿。父親送給未曾相見的、可愛的光毅。」

事件是這樣的：中共在台負責人蔡孝乾於1950年4月27日在嘉義第2次被捕，不久轉向自新。向保密局供出整個組織系統，5、6月間「學生工作委員會」的成員即被大量逮捕，組織解體。葉盛吉即牽涉此案被捕，涉案原因在29個案友的訊問筆錄中答稱因為「二二八事件」及對國民黨政府不滿，意欲革新政府，改善台灣政治風氣的人共有15人；葉盛吉則稱參加動機「為學生福利事，大家要奮鬥，對政治要研究」他不只現實上為學生福利奮鬥，理想面更要藉由研究政治為人民謀生意，這份供詞成了他走向理想道路的真證。赴義當日葉盛吉遺言：「我這本書及一封信交我家屬，其他無遺言。」。

遺孀郭淑姿（1925-2004）在11月29日的日記寫道：「恐怕是感應到什麼了，今天早上阿毅猛烈地哭泣，而盛吉爸爸就在那個時候，於台北馬場町刑場離世。悲憤還不足以表達我的心情。我要詛咒他們，來告慰盛吉在天之靈。我們身在一個對國家束手無策的環境，即使流下極為悲憤的淚水，也非常想反駁現在的官員。我們是弱者，我也相信最後會有神來出手仲裁。做為國民我不怨中華民國，但我對於大小官員抱有深刻的復仇念頭。神啊，我等待著公平的審判。」

那葉光毅如何看待死去的父親，1950年11月12日葉盛吉在獄中寫了一封信給兒子，「天真可愛的光毅兒：見了你的照片，我的心中不知道怎樣高興。在當天的夜裡，我睡不著。我不信，毅兒，大漢，眼睛、鼻子、嘴都像我嗎？我很幸奮…」並在右下角畫了一幅小丑頭突然從「蹦蹦箱」中跳出來嚇人的漫畫，他的遺腹子把這封信看成是父親寫給自己的遺書。葉光毅曾跟筆者談到：「在初中時，練柔道都要有陪練的對象，記憶中同學都是父親陪著練習，唯獨我沒有，那種心理的孤單一直伴隨在我成長的階段，至今想到這樣的情景依然老淚縱橫。」

2009年12月，因為研究台灣共產黨的關係拜訪了成大都計系葉光毅教授。一踏入研究室，還未來得及說些什麼，他開始指出我論文的幾個關鍵點，後來才知道他把這本論文重頭到尾一字不漏的看完，上面寫了許多建議與想法，並要我像個哲學家好好地去思考，這點像極了其留日背景那樣認真。不過我知道讓葉老師願意為一個素未謀面的人這麼認真看完論文的原因是葉盛吉，一個在白色恐怖時期因為加入共產黨而犧牲的父親。

葉老師跟我談論共產黨的哲學思想、談論葉盛吉如何受到尼采的影響，熠熠地眼神彷若尋得知音滔滔不絕，當時心中存了許多的詫異與疑惑？默言不語，靜靜聽著葉老師的話，像似故事的過往飄旋在空氣中，凍凝了我奔騰的思緒，急促的呼吸聲伴隨葉老師不安的語調，迴盪在腦海裡的卻是他最深沉的記憶、最切身的感受。如我而言，彷彿是各自東西的拼圖，試著用堆積在知識庫裡零碎的台灣左翼運動史，拼湊出葉盛吉短暫的一生及他在左翼史所扮演的角色，卻彷彿在霧裡迴旋，朦惘不已。奔騰的情緒夾雜不停的話語，葉老師這時突然從抽屜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張護貝的泛黃紙張，說：「這是透過特殊管道拿到的父親判決書，就是這一張紙決定了我父親的生死。」匆匆一撇，葉老師隨即收入紙袋。陪我離開前，他從研究室牽出一台老舊的腳踏車，我滿臉疑惑地望著，他說：「車子放在研究室比較不會被偷。」我知道成大校園是非常安全的，那是老教授的心忘不了父親犧牲的恐懼。

三、獄外之囚-矛盾與壓迫的序曲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著血照亮的路

我們繼續向前走。 《安息歌》

走向馬場町的清晨，同學們低沉幽怨的歌聲迴繞在牢籠裡撫慰已逝亡靈。逝者已矣，無關大千世界，活著的家屬卻受著外部環境和內在感傷的雙重壓迫。

面對先夫殉難的郭淑姿，在1950年12月1日的日記寫到：「信上寫到『儀容安詳，等待家屬到來』，讓我繼續飲泣著。無法見到盛吉愛夫、愛父的遺容，就要這樣入土為安。哭了又哭，哭斷腸。再怎麼樣都沒辦法嗎？盛吉啊！請原諒你的愚妻，請原諒我無法見你最後一面。現在無法大聲說出某些事，先前也頭痛。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想去。但我有像是盛吉遺物般的光毅，我還要替盛吉完成許多事，我有責任。啊！我只能不停留下悲憤的淚水。雖說是神的旨意，但我在無限的痛苦度過每一天……。」哭斷腸的郭淑姿一度想隨著先夫離去，即使充滿悲憤，即使想大聲譴責執政當局，但為了毅兒，她堅決的活下去，祈求神賜給她心靈的撫慰。即使葉盛吉逝世周年，郭淑姿依然在日記寫道：「今早五點半起來，做盛吉一周年忌早禮拜。想一年前今早，聽父親之話吟詩，不只留下來多多之眼淚，想著他做人、過去之事真悲傷。」

1948年10月24日，郭淑姿用女性特有的纖細筆觸，清晰勾勒出與葉盛吉初識情景，「與其說他風度翩翩，不如說是個給人好感的人。語氣很像日本人，除了必要的話以外他不大開口講話。服裝和行動都還像個年輕學生。然後前往他住宿的地方。一路上看著他的樣子，腦子裡描畫著現已不在世的哥哥的幻影，湧現出懷念之情，想著：『只要一次也好，讓我再見哥哥一面』。與葉先生聊起哥哥過去在東京跟他一起時的往事相談甚歡。但又悄悄地湧起一陣悲哀。不禁覺得這位年輕人真的好像我哥哥。」相較於郭淑姿，葉盛吉對於二人第一次見面簡記：「早上到和平教會。與賀來的兩個妹妹會合。一起到千代子家。下午二時與楊理事出席自聯會。從行李中拿出賀來君二十七封來信展讀。感慨萬分。」在郭淑姿的記事本中夾有一張書信擬稿，是葉盛吉於1949年7月3日初次寫信給郭淑姿，郭淑姿回信的草稿。藉由書信往返，葉盛吉向她表達結褵心意，可惜的是葉盛吉的來信，因嚴重破損難以解讀，而郭淑姿回信又未留存，幸賴此「書信草稿」，才可瞭解兩人為何在短暫接觸後即決定共結連理。書信中郭葉二人透過遙念逝去的摯友與親人而相識相愛，卻也開啟郭淑姿一生陷於「獄外之囚」的苦難歲月。

1951年1月開始，郭淑姿因日常生活平淡、憂鬱，心覺活在沒有意義的歲月裡，因此日記中頻繁出現「不聊」（無聊）二字。此本由葉盛吉購贈的日記簿，彷若標記郭淑姿生命的轉折點，將妻子對於丈夫的愁緒之情、對兩人未來共同生活的絲絲盼望，化為生命價值憂悶的喃喃質疑，及對當權者的滿心憤恨。1951年10月12日至1952年12月29日間，郭淑姿似乎由於心緒與工作上的煩鬱，未日日記事，有時各日文字篇幅短，有時仍只寫著「無聊」兩字；至多約三百字，主要內容大約記載工作與生活雜事、照顧病兒、抒發心情、參加教會活動、回憶與亡夫相處的時光等。這時期的郭淑姿，心靈依然忍受著極大痛楚，獨處時經常「想他」、「傷悲」、「流出多多的淚」，銀行工作加諸身上的疲累，唯有光毅是她的喜樂，她頻繁抄錄聖經，盼望從宗教中得到安慰力量，更期盼上帝公義審判降臨。

這種心囚身迫的窘境，也出現在其他白色恐怖受難者和家屬身上。許強獨子-許達夫有過這樣的外部壓迫：「在北醫的第七年，學校依成績分發到三總實習，但因家父是『黑五類』而遭拒絕。本人身為許強的兒子，有著其堅忍不拔的意志，為擠身前途而寫下這封陳情書。三天之後，蔣經國先生透過救國團的出面保證，而能順利進入三總實習。」陳情書內容更是極盡委身卑屈之態，「…伏念先父當年或因光復伊始，對祖國欠缺瞭解，誤蹈法網，估無論情節是否可憫，既已受刑當足蔽辜。一人之事一人當之。其時，達夫不及二歲呱呱在抱，毫無所知，如使分擔罪責而絕報國之路，起步有失公道，而今法亦不既往，上一代之過失何以叫下一代無辜地承受下去？素仰鈞長持法嚴正，不稍冤枉用敢瀝情懇乞」受難者家屬連追求憲法所賦予的基本人權都要懇心乞求來獲得恩准，變態的政體所衍生的變態事故如夢如實。

1971年10月23日顏世鴻再回到馬場町，秋末的冷意夾著大屯山落下的風，細雨霏霏，再回首往事，他以憑弔的口吻寫道：「我自己的結論，對四十年前的自己，也是有一點意外。我們考慮的目標如果是可以拋下恩仇和各種意識形態的巫咒，只要符合多數中國人將來最大的幸福，就是好的；這應該是當年大家原始的祈願與動機。我認為人無判人生死的權柄，所以為你們的死亡，寫下了這麼冗長的、幼稚的篇章。」

然而細弱的曙光總輕輕地從白雲中微露，葉郭日記中可發現二人都有喜看電影的嗜好。丈夫過世後，電影就如同郭淑姿的心靈解劑，1953年11月11日她在日記寫到：「最近常有人邀我去看電影，或許那只是我在自暴自棄的情緒中尋求一時的精神慰藉。」郭淑姿藉著看電影聯繫自己與丈夫的平凡日常，同時也重朔文化祖國中他者政權存在的意義，這是心靈對當權者最無言的抗議行動。

四、故事之後的…之後

觀澄湖月色 不覺身外身

聽曉寺鐘聲 驚醒夢中夢

在美濃湖旁一座已拆除的古墓碑文記述著上面詩句，替往者與生者留下眾生世界的深刻體驗。事件是故事的一曲，曲終人逝，如同馬奎斯在《百年孤寂》裡面的遊魂般，我們未必看見孤魂、未必能感受他人淚曲、更未必可以記住歷史，選擇遺忘不代表歷史消失，歷史會像那縷幽魂始終佔據住民的意識。

葉盛吉死後骨灰被帶回台南，供祭在郭家的大廳。國民黨特務長年住到郭家對面監視，為得安寧，最後遺骨安厝在台南市西郊的公墓，墓碑用紅字寫著「故葉盛吉之墓」。

郭淑姿把先夫25本日記和手記在內的遺物當作傳家寶收藏在衣櫃，保存在最乾燥的地方，幾十年來即使搬家數次，從不曾遺失、掉落過一張紙。她在土地銀行台南分行工作到退休，終身虔誠信奉基督教。

葉光毅為讀懂父親留下的資料，放棄赴美而改為赴日留學，從頭開始學習日語。數十年來，他遍訪父親當年的同學、同事，追尋先父的蹤跡。在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追思會上，葉光毅穿上父親當年仙台二高的校服，戴上白線帽，繫上繡有校徽的領帶說道：「今天，葉盛吉的孩子用這條領帶把葉盛吉帶到追思會上來，葉盛吉們的靈魂還會再回來。」如同當年父親繫在領帶上的遺物-「我父親是真正的共產黨員，為了理想，為了正義，為了全民族的幸福而賭上性命。這是人性光明面的展現，也是他生前就有的覺悟與氣概。…他想尋找一條救台灣的道路。」葉光毅以身為葉盛吉的兒子自豪的說。

白色恐怖受難者劉明（1902-1996）的長女婿葉英堃，同時也是精神科教授針對白色恐怖家屬境遇有一段戚焉描述：「台灣的『白色恐怖』，其被害者除了是受害的當事人以外，更厲害、更深遠的被害者應是其家屬，以及社會全體。然而，這重要的一塊卻很少人會去注意，加以研究，許多家屬都不願意去回顧他們所經過的痛苦經驗，因為這會帶來很多的害怕、恐怖及心理傷害。所以，受難者值得被重視，但家屬的心路歷程與遭遇更不能忽略，應該要面對、公開，讓世人更加多方面地認識這段歷史。在這個過程中，家屬所經驗而顯示的各種痛苦心理，應有妥當、有效的處理，以減輕回憶的痛苦。這工作的整個過程不只是一頁科學的研究，更屬於藝術的境界。」 

筆者長久研究台灣左翼運動史，往往理性的分析凌駕在情感的激動上。先行者已逝，戰爭留下來的從來就不是戰勝的喜悅，而是活著的人悲泣的深鳴。猶記得自己百歲時去世的爺爺，想到他戰死南洋的長子，心疼終身無緣見父親顏容的堂哥，滿臉滿語盡是遺憾，若是…若是父親還活著，葉光毅能否找到練習柔道的對象？而老邁的堂哥是否可以感受父親的溫度是什麼？

＊作者為成大台文所博士班肄業/野薑花公民協會前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