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喬｜光州書寫 之一

【編按】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為南韓54歲作家韓江，她也同時為南韓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本文作者鍾喬老師從韓江小說《少年來了》談起，書中描寫1980年光州事件中犧牲的少年，他們的死亡象徵救贖與無盡的影響。光州事件發生於5月18日，市民和學生為反對軍事獨裁而抗爭，但遭到武力鎮壓，導致許多人死傷。作者透過這段歷史，展現了青春的犧牲和生命的無常。文章進一步探討了南北韓分界與冷戰的遺跡，並將光州事件與台灣的「白色恐怖」相提並論，強調這些歷史事件對東亞地區的深遠影響，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過去的痛苦記憶。

五月，殘酷的記憶

那些鼓起勇氣迎向軍隊的少年，
是在光州事件裡決定留下來的少年，
也是母親在5.18那夜帶不走的少年；
是那些代替我們赴義的少年，
也是至今仍像影子般穿梭在你我身邊的少年。

這詩行，寫在202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韓國作家韓江的小說：《少年來了》的引介中；書中在1980年5月《光州事件》中犧牲生命的少年，成了作者內心纏繞的葛藤，宛若影子一般久久未曾遠離！

因為這樣，少年的死亡，在生命長河的彼岸，彷彿獲致一種暗夜光芒的救贖；讓我們始終徘徊於那個春夏季節交界間的城市。

五月，是記憶中殘酷的時日。1980年5月18日，韓國光州發生舉世撼動的《光州事件》。幾些年前，出身光州運動的壁畫家洪成潭完成畫作《世越號，五月》，卻被當時總統卜瑾惠下令禁止展出，並遭驅出光州雙年展。後來，首展於台南成功大學舉行，堪稱東亞與全球紀念1980,《光州五月》與2014,《世越號》不幸翻船事件的文化行動要事。

我曾有一詩，書寫《光州，難以墜落的記憶》。如下：

光州，難以墜落的記憶
現在，書頁在日午酷熱的陋室裡
依自身輕薄的重量，找尋夏天
從島嶼南方吹來的一陣孤寂之風
書頁中，有人起身，以他素樸的肩膀
凝煉的眼神，以及夾雜著殖民時期混音的
話語，對我訴說一埸肅殺
天亮之前，記憶隨著乾涸的血逐漸蒸發
微明中，時間藉由一雙萎弱而纏滿藤蔓之手
緩緩拉開一扇窗。朝向一座城市
置身窗外的我，顫慄的身體
傾斜的目光，還有彷如歷經世紀之久
依舊激切的情緒

於是，我目睹
幾何造型的光與影，在公共建築的
樓舍間，如春天難以設防的利刃
瞬時間，切割過一具具堆疊起來的
屍身

光州，1980…空降師
戒嚴的子彈；市民身體上剝不落的血衣
穿越噤默夜空的學生革命的吶喊；還有
這個日午，走過殉難者墓碑前，那些乾涸的鮮花
那些殷切的士兵；那些已然側身世紀之外，卻又
始終不忘回返的魂。難測的屍骨之溫
在我靈魂深處的旅站徘徊

轉身，才發現
我仍然身處時間的窗外，亞洲的窗外
無法不去面對的，卻一直隨波逐流的
冷戰的窗外。

光州事件：1980年5月18日至27日，發生在韓國光州，是一次由市民自發的變革性民主運動，當時掌握軍權的全斗煥將軍下令武力鎮壓，造成大量平民和學生死亡和受傷。

車行，沿著凍冷的高速道路。窗外，奔急的江水，在蜿蜒的山脈和忽隱忽現的日光間，沿著一道邊界流淌著。「有沒有…那鐵絲網…穿過…就是分界線…」韓國民眾戲劇的年輕朋友，用一慣不順暢的英語，和我比手劃腳，拉著嗓門大聲說著。車窗外的景像，稍縱即逝，我一時也分辨不出：他手所指的遠方。

哪裡是鐵絲網？哪裡又是蔓草橫生的冬日荒丘。

手裡握著稱作是Kimbak的韓式壽司。上車時，就聽說，這是很民間的隨身食物，不可與習知的日本「壽司」相提並論。我心裡頭明白著，就更用心吃著，倒也不是為了要吃出什麼民族的、民眾的情感來，只當真感覺海苔緊裹著白飯的結實，的確和稱作「壽司」的日式精緻美食，有著極為不同的口感。

「好吃嗎？習慣嗎？」年輕朋友溢開了一抹亟待著肯定式答案的笑容來！「我們就快到了！」

「嗯…嗯…」我點頭笑著回應他的熱情時，心裡卻不免疑惑地嘀咕，「這麼快嗎？」

南北軍事分界線全長241公里，共有1291個黃色的界標。向著韓國方向的上面用英語和韓語書寫；而向朝鮮一面的則用朝鮮語和中文書寫。根據規定，軍事分界線兩邊各2000米為非軍事區，以避免雙方發生摩擦。

儘管，這麼許多年來，在討論東亞冷戰的文論中，似乎耳熟能詳地閱讀著相關於南、北韓分界的38度線。卻在身體置入時，一時難以想像，兩韓對峙的分界區，竟就在距首爾十分不遠的此處。

一行人抵達。分界區就近在腳底。冬日里，瑟縮著身子，我們得換車，才能進到警戒區。就在這時，我一下了車，便發現，不遠處有一賣飲品、紀念品和供應餐飲的平面建築，像是熟悉的觀光旅遊聚點上的景象；另一側的小丘上，一座古老亭台，掛著一隻和平鐘似的藝術成品，工整的書法，予人典雅而素淨的聯想。往前，我們步行來到己經被封禁的一道老鐵軌的分界鐵網上；寒風中，吊掛著盡是期待和平的抗爭頭巾。不免聯想，必定是從許許多多社會運動場合遺留下來，而今，攀落於時間殘痕上的、激切而悲忿的吶喊吧！

在廣場上停留，看著同行的伙伴邊拍照，便有些異樣的感覺，在心頭起伏著。這裡是南北韓分界的板門店，我點了根煙，四處張望，不知怎地卻聯想起兩年前的五月，初初踏進遠方光州民主受難墓園時的那一瞬間。沒記錯的話，「民主受難墓園」是2002年，於光州近郊豎立起來的紀念園區。偌大的廣場上，有一高聳及雲天的紀念碑。碑形由兩片滑向天際的、像似雲彩般的大手，護著一顆象徵生之希望的石卵。

「六張犁」是台北市區內的一處墳場。1993年，曾因「白色恐怖」事件慘遭監禁的客籍農民曾梅蘭，在歷經三十餘年的苦苦找尋之後，終而在荒蕪的墳場後山，尋獲刻有他兄長徐慶蘭名子的一隻小小的墓石。此時，距離他兄長被刑殺已有漫長的四十一年歲月。徐慶蘭因涉地下共產黨人案，被處決，而後僅以一墓石棄於荒野。

蔓草橫生、蚊飛密叢，墓石上寫有民國四十一年八月八日（即公元1952）的記載，恰是東亞冷戰風云達至高峰的韓戰爆發（1951）的來年。

徐慶蘭的刑殺，並非單一偶發事件。隨著他的墓石被尋獲，共有二百多個墓碑，被一一指認。集體刑殺的記憶，再度在冷戰過後兀自荒廢於美式「民主」、「自由」反共宣傳的社會中，波動著復甦民眾歷史與民眾文化的心靈。

這同時，經由陳映真先生的報告體小說作品：《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的問世，曾經發生於1950年至1954年間的地下黨人流亡事件，再度以組織性的面貌，具現我們眼前。

集體暴力、集體撲殺的背後，是二戰後的韓戰爆發時，在東亞布下的一道密如蛛網般的冷戰防線。令人心生畏寒的是：在這道防線下，仆倒於法西斯刑場的地下黨人們，至今，他們死難的魂，仍有若在「六張犁」公墓裡潮寒經年的屍骨一般，仿偟於虛構的政治符魅裡。

在「六張犁」荒墳的角落裡，斜斜地埋著另一座刻有「黃榮燦」姓名的碑石。經由日本民間進步學人橫地剛的發掘，我們得以了解作為木刻家的他，早年於中國大陸投身以魯迅為核心的左翼版畫運動。進而，在冷戰風潮的白色恐怖襲捲中，以一名「外省人」的身份，因投身變革解放運動，毅然犧牲了青春的生命。

沒記錯的話，是2005年的夏、秋之交，我引著來自南韓的民眾劇場友人張笑翼，從「六張犁」公墓的後山坡攀爬回來。那樣的荒涼，那樣散置斜插於暗幽野草間的墓石，令他久久激動，無法平息內心的鬱悶與困惑。他意有所指地針對著說，「在光州的民主受難墓園裡，聳立著高入雲天的紀念碑…紀念館裡的遺像和死難者的名子，沒有一刻不與民族的、民眾的民主運動產生關聯…」終而，他不解地問說，「你們的政府怎麼這樣對待他們呢？」

張笑翼的提問，有效地反應了經歷過冷戰清理的韓國社會，在反獨裁運動中，艱苦地建構起來的進步思想性質。是啊！一場韓戰，導致東亞長達半世紀以上、至今未稍退潮的軍事、政治、經濟支配關係。想想，冷戰封鎖下的民眾文化，終而在八零年代的南韓，演變成學生運動的主要抗爭場域；進而，在九零年代後的東亞，形成批判知識圈中的主要客題。

這麼看來，封禁在冷戰局勢下的那道閘門，恐怕還牢牢睹住台灣向外界探頭的視線吧！

不容置疑，恰恰是在這樣的提問下，「民眾劇場」做為一種反思有作用力歷史的文化利器，具現在人們面前，逼問著比歷史更為真實的記憶，即是劇場的表現。當然，這樣的記憶是與當下的現實，有著密切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