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轨战略”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摘要：在解释中国经济崛起的各种理论中，经济发展战略的框架有助于让人们看到中国在执行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方面与东亚经济早期经验之间的联系和不同。 在发展战略的框架下，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事实上同时执行了两类不同的发展政策，并强调了针对进口替代产业部门的转型策略的相对重要性。 中国经济的成功之处在于，在条件成熟时两类战略趋于完美并轨，从而很好地实现了整体经济的转型和持续的增长。 【文/张军】 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的成功崛起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因为在西方已有的知识体系里，中国经济获得成功发展的概率极小。一方面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仍旧处于计划经济并以份额庞大的国有部门为主，它们缺乏活力，没有能力在技术和创新方面实现突破。 另一方面，中国的政府体制被西方认为不利于经济发展。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西方知识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那就是中国难以为市场经济、产权保护和企业家精神提供土壤。事实上，中国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现代欧洲那样的市场经济。这些都被视作是中国长期不可能摆脱贫穷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流经济学不可能预测到中国经济的成功。 本文将首先评论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成功的解释思路。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在发展经济和推动工业化方面所遵循的“双轨战略”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简单来说，这个战略的精髓不仅仅在于通过发展出口导向的加工产业充分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而且在于它同时也通过鼓励进口替代的产业部门与外商合资推动了成功转型，并在与外商合资中实现干中学，逐步获得了技术开发能力和创新的竞争力。 这个转型战略之所以对整体经济的成功发展非常关键，是因为它避免了既有工业体系在经济自由化和开放市场的进程中遭遇瓦解的厄运。中国的这一经验也表明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自由化和开放过程中，政府体制和国家能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对已有解释的简单评述 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在研究中提出了很多对中国经济成功发展或“中国奇迹”的理论解释。本节主要就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解释进行简单介绍和评论。 首先是以美国经济学家诺顿（Barry Naughton）为代表的所谓“从计划中增长”（growing out of the plan）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很多。该理论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得益于在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成功，一般来说，主流经济学家在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上主张采取激进的方案，即一步到位，而且时间越快越好。但是中国并没有走这样的改革道路，而是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方式，把不受计划配额控制的经济活动放开，从而在“计划外”先搞活经济，再逐步缩小“计划内”的份额，最终实现“并轨”。 我在1997年出版的《“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一书中就分析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双轨”策略是如何帮助中国成功避免了类似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中所经历的“L型”衰退的。 第二个流行的理论是林毅夫教授三十年来一直在倡导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现在扩展到了所谓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林毅夫和合作者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系统地运用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分析了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传统工业化战略，转向能更好发挥比较优势的新的发展战略是理解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 图为《中国的奇迹》30周年纪念版 后来林毅夫教授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则更加强调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这样的分析框架虽然在发展战略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但分析的重心似乎转移到了关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了，至少对有效的产业政策和政府的作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外，一旦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理论处理上就变得复杂，而且因为市场的有效性并非外生，因此，在经济学框架里，不得不把这一问题视为给定的前提。新结构经济学框架的这一转变，事实上削弱了对于为什么最初缺乏有效市场制度的国家也可以走上快速追赶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这样的问题的解释能力。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里，有效市场的存在是显示生产要素真实价格的前提，而后者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哪些产业领域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然而对绝大多数落后的国家而言，这个前提是难以满足的。 第三个有影响的理论是1993年许成钢和钱颖一在发表于欧洲《转型经济学》杂志的论文中首次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具有类似公司M型组织结构的特点，这一特点对于分权和地区间竞争格局的形成具有积极影响，这是中国相比具有单一型组织结构的俄罗斯更容易产生政府间竞争和利用市场机制实现经济发展的原因。 经济学家张五常在2009年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也重点讨论了政府间的财税关系如何诱导地区竞争。他推测，尽管中国缺乏私产制度，但在税收分成制安排下，县际竞争必然导致地方的土地被更多地分配到支持工业化的用途上来，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周黎安等人的一系列文章则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角度构造了地方的GDP竞赛机制，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最后要提及的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朱天教授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书《赶超的逻辑：文化、制度与中国的崛起》，书中他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的奇迹不是实现了经济增长，而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比绝大多数国家都要高。之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速能够长期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朱天在书中论证，主要是中国保持了高储蓄率和高人力资本形成率，这正是中国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家庭长期保持了勤俭节约和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美德”。
摘要：在解释中国经济崛起的各种理论中，经济发展战略的框架有助于让人们看到中国在执行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方面与东亚经济早期经验之间的联系和不同。
在发展战略的框架下，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事实上同时执行了两类不同的发展政策，并强调了针对进口替代产业部门的转型策略的相对重要性。
中国经济的成功之处在于，在条件成熟时两类战略趋于完美并轨，从而很好地实现了整体经济的转型和持续的增长。
【文/张军】
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的成功崛起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因为在西方已有的知识体系里，中国经济获得成功发展的概率极小。一方面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仍旧处于计划经济并以份额庞大的国有部门为主，它们缺乏活力，没有能力在技术和创新方面实现突破。
另一方面，中国的政府体制被西方认为不利于经济发展。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西方知识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那就是中国难以为市场经济、产权保护和企业家精神提供土壤。事实上，中国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现代欧洲那样的市场经济。这些都被视作是中国长期不可能摆脱贫穷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流经济学不可能预测到中国经济的成功。
本文将首先评论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成功的解释思路。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在发展经济和推动工业化方面所遵循的“双轨战略”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简单来说，这个战略的精髓不仅仅在于通过发展出口导向的加工产业充分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而且在于它同时也通过鼓励进口替代的产业部门与外商合资推动了成功转型，并在与外商合资中实现干中学，逐步获得了技术开发能力和创新的竞争力。
这个转型战略之所以对整体经济的成功发展非常关键，是因为它避免了既有工业体系在经济自由化和开放市场的进程中遭遇瓦解的厄运。中国的这一经验也表明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自由化和开放过程中，政府体制和国家能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对已有解释的简单评述
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在研究中提出了很多对中国经济成功发展或“中国奇迹”的理论解释。本节主要就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解释进行简单介绍和评论。
首先是以美国经济学家诺顿（Barry Naughton）为代表的所谓“从计划中增长”（growing out of the plan）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很多。该理论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得益于在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成功，一般来说，主流经济学家在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上主张采取激进的方案，即一步到位，而且时间越快越好。但是中国并没有走这样的改革道路，而是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方式，把不受计划配额控制的经济活动放开，从而在“计划外”先搞活经济，再逐步缩小“计划内”的份额，最终实现“并轨”。
我在1997年出版的《“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一书中就分析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双轨”策略是如何帮助中国成功避免了类似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中所经历的“L型”衰退的。
第二个流行的理论是林毅夫教授三十年来一直在倡导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现在扩展到了所谓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林毅夫和合作者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系统地运用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分析了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传统工业化战略，转向能更好发挥比较优势的新的发展战略是理解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
图为《中国的奇迹》30周年纪念版
后来林毅夫教授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则更加强调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这样的分析框架虽然在发展战略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但分析的重心似乎转移到了关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了，至少对有效的产业政策和政府的作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外，一旦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理论处理上就变得复杂，而且因为市场的有效性并非外生，因此，在经济学框架里，不得不把这一问题视为给定的前提。新结构经济学框架的这一转变，事实上削弱了对于为什么最初缺乏有效市场制度的国家也可以走上快速追赶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这样的问题的解释能力。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里，有效市场的存在是显示生产要素真实价格的前提，而后者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哪些产业领域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然而对绝大多数落后的国家而言，这个前提是难以满足的。
第三个有影响的理论是1993年许成钢和钱颖一在发表于欧洲《转型经济学》杂志的论文中首次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具有类似公司M型组织结构的特点，这一特点对于分权和地区间竞争格局的形成具有积极影响，这是中国相比具有单一型组织结构的俄罗斯更容易产生政府间竞争和利用市场机制实现经济发展的原因。
经济学家张五常在2009年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也重点讨论了政府间的财税关系如何诱导地区竞争。他推测，尽管中国缺乏私产制度，但在税收分成制安排下，县际竞争必然导致地方的土地被更多地分配到支持工业化的用途上来，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周黎安等人的一系列文章则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角度构造了地方的GDP竞赛机制，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最后要提及的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朱天教授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书《赶超的逻辑：文化、制度与中国的崛起》，书中他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的奇迹不是实现了经济增长，而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比绝大多数国家都要高。之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速能够长期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朱天在书中论证，主要是中国保持了高储蓄率和高人力资本形成率，这正是中国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家庭长期保持了勤俭节约和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