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贾庆国：“应重视特朗普班底中的对华鹰派”
2024-11-23 18:00:00当地时间2024年11月19日，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又确认了3名内阁人选提名。随着大部分内阁成员提名人的公布，新一届美国政府内阁已见“雏形”。 其中，在国防、外交等重要领域，提名美国政府“二号人物”国务卿的马克·卢比奥、提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迈克·沃尔兹都是知名的对华鹰派，引起广泛关注。 时隔四年后，特朗普横扫几大摇摆州，在选票大幅领先下强势回归。在上一次总统任期里，特朗普和他的内阁班底接连推出了多项“出人意料”的内外政策，给国际秩序带来较大冲击。 而这一次，他们会如何“出招”？ “特朗普此次胜选，更多是因为选民在‘选政策’，而非‘选人或选政党’。”近日，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贾庆国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指出，过去四年，民主党推出的多项极端化的社会政策激化了美国民众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又通过大选释放。 在对华政策上，贾庆国认为，特朗普第一次总统任期内，包括提高关税、供应链脱钩、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等在内的多项政策放大了中美分歧，成为中美关系走向紧张的转折点。 “对华政策方向一旦翻转，就很难回正。”贾庆国认为，应该重视特朗普班底里的对华鹰派，“随着特朗普和他的新班底重回政治中心，其对华政策大概率会更加强硬。”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贾庆国。图/受访单位供图。 “边缘人重回政治中心” 南方周末：特朗普的胜选让人意外吗？ 贾庆国：确实比较意外。2024年美国大选前的大量民调数据显示，这次竞选会非常胶着。不少人一开始预测，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胜算可能高一些。 回顾特朗普第一次总统任期，他的表现并不好。2020年的美国大选中，就有大量“摇摆州”的中间选民给民主党的拜登投票。特朗普容易情绪化、行为难以预测，此外，他还被指控犯多项重罪，一项甚至已经判决。无论从何种方面来看，他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最佳总统人选。 然而，2024年大选结果显示，特朗普不仅在各大摇摆州“收复失地”，而且赢得了选举人团和公众选票，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所以这种转变确实让人感到意外。 综合分析来看，我认为特朗普胜选更多是民众政策选择的结果，而非基于对个人、政党的选择。 过去四年间，民主党推行了一系列引发争议的政策，比如放松非法移民管控、过度保护少数群体权利、过分强调“弱者”权益等。虽然有人猜测，拜登可能是出于竞选策略考虑，争取少数派的支持。然而这却损害了更多普通民众的利益。此外，民主党执政期间，美国对外还间接卷入了俄乌、哈以两场区域冲突，对内经济数据不佳，多重因素相互作用，催化了美国民众对民主党的不满情绪。 南方周末：如何评价特朗普的执政风格？ 贾庆国：特朗普的世界观跟主流的政客很不一样。比如，从上届特朗普政府看，特朗普起用的人很少来自于传统的美国智库。相反，他的内阁班底不少是毫无政府经验的人，可以说大都是传统美国政坛的“边缘派”。 就对华政策来说，这些人不少是极端的现实主义者，其中一些人对中国还抱有强烈的敌意和偏见，可以说是边缘人站到了政治中心，颠覆了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理念。特朗普第一次总统任期以来，中国作为意识形态和战略竞争对手的印象被强化，成为美国对华主流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朗普第一次总统任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马特·波廷格 (MATT POTTINGER) 2024年4月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指责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够强硬，认为美国必须赢得与中国的竞争，而不是管理它。像马特·波廷格这样的“对华鹰派”，在未来特朗普的内阁班底里不在少数。所以，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会更强硬，对华政策上也会更强硬。 南方周末：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后，有哪些潜在约束因素？ 贾庆国：从历史眼光审视中美关系，目前双边关系并未降至历史最低点。现在虽然中美关系处于对抗态势，但波动仍在有限的范围内。 那么，这一对抗趋势的限度在哪里呢？我认为首先是一个是中美双方均不能诉诸战争，中美都是超大型国家，而且均为核大国，战争是双方都不能接受的选项。 其次是两国的利益。当前美国对中国征收的高额关税，已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而特朗普放言，其上任后会进一步加码，甚至对某些商品计划征收高达200%的关税。一旦真的实施，这无疑会加重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当然，对于从自身利益出发，中国也不希望跟美国打贸易战。 最后是其他国家的利益。美国的关税政策是面向全球的，这意味着其盟国也将同样承压。面对美国的压力，如果中国处理得好，他们可能会选择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此外，特朗普政府要求盟国在高科技和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会损害这些国家的利益，大概率也会遭到它们的反对。 “中美战略互疑” 南方周末：此前你在演讲中提到，当前中美关系紧张有多重诱因，比如大国崛起、中美意识形态对立、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等。请展开说明一下。 贾庆国：首先，中国崛起确实对中美关系带来了巨大冲击。从现实主义角度看，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会挑战守成大国的特权与利益，历史上不乏由此引发的冲突和战争。美国担心中国崛起会挑战其现有地位。 其次，过去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者都是主张“接触派”。他们认为，只要保持接触，中国就会被美式民主和自由模式所吸引。哪怕不能完全改变，双方也会越走越近。然而，现实却是中国并未走美国的道路，反而渐行渐远，这导致接触派被边缘化，遏制派得势，遏制派的主张成为美国对华政策。 此外，伴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国内对中国担忧加大。一些人认为，中国实行不同的制度和道路，信奉的是不同的价值观，中国崛起势必威胁美国的生活方式。因此，美国对中国的一言一行都格外敏感，甚至对中国在南海的维权声索、“一带一路”倡议等也进行歪曲解读。 再次，美国的国内政治斗争也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一些政客把中美竞争视为拉选票的良机，故意拿中国的一些过激涉美言论做文章，竞相展示强硬立场。这种竞争进一步放大、加剧了中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 最后，由于疫情和政治上原因，双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交流阻断，使得误解越来越深。在上述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中美对抗情绪不断升级，双方难以通过有效沟通来化解分歧，使得中美关系陷入僵局。 南方周末：意识形态之争和国家利益之争有和不同？ 贾庆国：意识形态之争和国家利益之争有本质不同，前者是非黑即白的斗争，后者则是利益的博弈。 中国政府此前明确提出了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指出“没有一种固定的发展模式适用于所有国家，各国应根据自身国情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对此，西方解读为，中国试图倡导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替代性的发展模式。这就涉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争。 双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强化也离不开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可以说，政治放大了意识形态的分歧。美国方面过度渲染，甚至夸大了来自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这使得双方更多地失去了战略互信。 南方周末：如何理解这一点？ 贾庆国：中美之间的不信任早已有之，此前就有学者提出“中美战略互疑”的观点。我认为中美之间互疑始终存在，关键是什么时候被淡化，什么时候被放大。 过去中美之间也有冲突，但冲突有底线。这底线是什么呢？就是做对方不利的事情不能损害自己的利益。过去美国在知识产权、贸易赤字、人权等议题上也常常向中国施压，但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停手。为什么呢？主要还是因为美方意识到再做下去就会“损人不利己”或“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特朗普任期里，这个逻辑行不通了。他宁可要自损八百，也要杀敌一千。 自2018年特朗普提高关税、开启“贸易战”后，中美贸易跌入谷底。与此同时，中美高层沟通也一度中断，直到2022年中美领导人巴厘岛会晤才重启交流。再有，疫情期间，美国无端指责、甚至荒谬要求中国政府为疫情赔偿等。可以说，特朗普这些极端政策“击穿了中美关系的底线”。 南方周末：台湾问题也是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如何预测其对台政策？ 贾庆国：特朗普政府曾提出，要向台湾收保护费，美国给台湾提供安全保障，台湾不能“白嫖”。这种说法引起岛内部分民众的抗议，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打压“台独”的势力。此外，特朗普反复宣称自己是“和平总统”，任期内不打仗。这种做法也会对他的对台政策构成一定程度的约束。 需要担心的是，特朗普更可能屈服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比如激进鹰派要求特朗普改变传统的“对台战略模糊”的策略。其次，可能会进一步提升美台所谓官方关系层级，特朗普第一任期后期曾对外称要派国务卿等高级别官员去台湾。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去。这次特朗普上台会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就势必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大冲击。 “好战还是失控？” 南方周末：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和金钱援助，您怎么看待美国在这场冲突里的角色？ 贾庆国：欧洲两次世界大战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从而导致美欧对绥靖主义非常警惕。从克里米亚半岛到乌东地区，俄罗斯的行动被很多欧洲人解读为俄罗斯有“领土扩张的倾向”，必须加以遏制。因此，俄罗斯此次攻入乌东部四州的行为，更被西欧国家视为“实质性的地缘威胁”。在此背景下，如果美国不支持乌克兰，不仅国际信誉将受到严重损害，同盟关系也可能就此破裂。 此外，价值观差异也是美欧坚决支持乌克兰的重要原因。拜登政府上台后，更是特别强调民主价值观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支持乌克兰也是对其民主价值观的坚守。 支持俄罗斯的观点认为，是“北约东扩给俄罗斯带来了威胁”。随着俄罗斯周边国家纷纷选择加入欧盟、北约等西方阵营，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增加了军事安全风险，俄罗斯攻占乌克兰部分领土是其反制北约东扩的努力。 我认为，北约东扩的影响其实更多地影响了俄罗斯的政治安全。越来越多的苏联国家离去，让俄罗斯感到了政治上的担忧。政治安全受到威胁是俄罗斯最后选择铤而走险，打乌克兰背后的原因。 南方周末：在本轮哈以冲突中，美国国内出现了分裂的声音。有的声援以色列，有的则呼吁停止战争，甚至出现反犹事件。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 贾庆国：关于美国是否支持中东战争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一种误解。那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希望有战事。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因为该地区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利益，战争的爆发会消耗其资源和利益。 但是，中东地区的复杂性和地缘政治的博弈，美国往往难以完全掌控局势的发展。比如这一轮哈以冲突，美国一定程度上正在面临中东的“失控”。无论是哈马斯还是以色列，美国都不能改变对方的做法。 此外，美国在中东问题的立场还受到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例如，在面临国内大选时，美国政府可能会因为担心犹太人群体的不满而采取更加谨慎和微妙的立场。 综上所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立场并非简单的是非黑白。在处理中东问题时，美国需要权衡各种利益，呈现出来的声音自然也是多样的。 南方周末：美国曾经号称“世界警察”，现在全球各地却出现不可控冲突，是原有秩序失控了吗？ 贾庆国：美国的确很强大，有能力对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攻击并造成严重后果。但这不意味着美国可以随意颠覆他国政权。比如说，美国的近邻古巴，尽管美国不喜欢其做法，但美国并没有准备好动用军事力量解决冲突。 美国之所以直接或者间接卷入多起战争，我觉得与其人口构成有关。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人口构成多元化，来自世界的各个族群都在美国政治中发挥作用。当某个国家出现问题时，往往会有来自该国的族群在美国国内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干预。所以，来自国内政治的压力是美国介入海外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利益与全球稳定紧密相连。美国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最常见的就是参与各种国际事务，包括卷入战争。 我认为，美国对世界的控制从未全面彻底过。相较于硬实力的控制，美国对世界的控制更多是基于规范性的、价值观方面，即软实力的影响。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19日，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又确认了3名内阁人选提名。随着大部分内阁成员提名人的公布，新一届美国政府内阁已见“雏形”。
其中，在国防、外交等重要领域，提名美国政府“二号人物”国务卿的马克·卢比奥、提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迈克·沃尔兹都是知名的对华鹰派，引起广泛关注。
时隔四年后，特朗普横扫几大摇摆州，在选票大幅领先下强势回归。在上一次总统任期里，特朗普和他的内阁班底接连推出了多项“出人意料”的内外政策，给国际秩序带来较大冲击。
而这一次，他们会如何“出招”？
“特朗普此次胜选，更多是因为选民在‘选政策’，而非‘选人或选政党’。”近日，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贾庆国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指出，过去四年，民主党推出的多项极端化的社会政策激化了美国民众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又通过大选释放。
在对华政策上，贾庆国认为，特朗普第一次总统任期内，包括提高关税、供应链脱钩、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等在内的多项政策放大了中美分歧，成为中美关系走向紧张的转折点。
“对华政策方向一旦翻转，就很难回正。”贾庆国认为，应该重视特朗普班底里的对华鹰派，“随着特朗普和他的新班底重回政治中心，其对华政策大概率会更加强硬。”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贾庆国。图/受访单位供图。
“边缘人重回政治中心”
南方周末：特朗普的胜选让人意外吗？
贾庆国：确实比较意外。2024年美国大选前的大量民调数据显示，这次竞选会非常胶着。不少人一开始预测，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胜算可能高一些。
回顾特朗普第一次总统任期，他的表现并不好。2020年的美国大选中，就有大量“摇摆州”的中间选民给民主党的拜登投票。特朗普容易情绪化、行为难以预测，此外，他还被指控犯多项重罪，一项甚至已经判决。无论从何种方面来看，他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最佳总统人选。
然而，2024年大选结果显示，特朗普不仅在各大摇摆州“收复失地”，而且赢得了选举人团和公众选票，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所以这种转变确实让人感到意外。
综合分析来看，我认为特朗普胜选更多是民众政策选择的结果，而非基于对个人、政党的选择。
过去四年间，民主党推行了一系列引发争议的政策，比如放松非法移民管控、过度保护少数群体权利、过分强调“弱者”权益等。虽然有人猜测，拜登可能是出于竞选策略考虑，争取少数派的支持。然而这却损害了更多普通民众的利益。此外，民主党执政期间，美国对外还间接卷入了俄乌、哈以两场区域冲突，对内经济数据不佳，多重因素相互作用，催化了美国民众对民主党的不满情绪。
南方周末：如何评价特朗普的执政风格？
贾庆国：特朗普的世界观跟主流的政客很不一样。比如，从上届特朗普政府看，特朗普起用的人很少来自于传统的美国智库。相反，他的内阁班底不少是毫无政府经验的人，可以说大都是传统美国政坛的“边缘派”。
就对华政策来说，这些人不少是极端的现实主义者，其中一些人对中国还抱有强烈的敌意和偏见，可以说是边缘人站到了政治中心，颠覆了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理念。特朗普第一次总统任期以来，中国作为意识形态和战略竞争对手的印象被强化，成为美国对华主流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朗普第一次总统任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马特·波廷格 (MATT POTTINGER) 2024年4月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指责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够强硬，认为美国必须赢得与中国的竞争，而不是管理它。像马特·波廷格这样的“对华鹰派”，在未来特朗普的内阁班底里不在少数。所以，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会更强硬，对华政策上也会更强硬。
南方周末：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后，有哪些潜在约束因素？
贾庆国：从历史眼光审视中美关系，目前双边关系并未降至历史最低点。现在虽然中美关系处于对抗态势，但波动仍在有限的范围内。
那么，这一对抗趋势的限度在哪里呢？我认为首先是一个是中美双方均不能诉诸战争，中美都是超大型国家，而且均为核大国，战争是双方都不能接受的选项。
其次是两国的利益。当前美国对中国征收的高额关税，已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而特朗普放言，其上任后会进一步加码，甚至对某些商品计划征收高达200%的关税。一旦真的实施，这无疑会加重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当然，对于从自身利益出发，中国也不希望跟美国打贸易战。
最后是其他国家的利益。美国的关税政策是面向全球的，这意味着其盟国也将同样承压。面对美国的压力，如果中国处理得好，他们可能会选择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此外，特朗普政府要求盟国在高科技和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会损害这些国家的利益，大概率也会遭到它们的反对。
“中美战略互疑”
南方周末：此前你在演讲中提到，当前中美关系紧张有多重诱因，比如大国崛起、中美意识形态对立、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等。请展开说明一下。
贾庆国：首先，中国崛起确实对中美关系带来了巨大冲击。从现实主义角度看，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会挑战守成大国的特权与利益，历史上不乏由此引发的冲突和战争。美国担心中国崛起会挑战其现有地位。
其次，过去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者都是主张“接触派”。他们认为，只要保持接触，中国就会被美式民主和自由模式所吸引。哪怕不能完全改变，双方也会越走越近。然而，现实却是中国并未走美国的道路，反而渐行渐远，这导致接触派被边缘化，遏制派得势，遏制派的主张成为美国对华政策。
此外，伴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国内对中国担忧加大。一些人认为，中国实行不同的制度和道路，信奉的是不同的价值观，中国崛起势必威胁美国的生活方式。因此，美国对中国的一言一行都格外敏感，甚至对中国在南海的维权声索、“一带一路”倡议等也进行歪曲解读。
再次，美国的国内政治斗争也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一些政客把中美竞争视为拉选票的良机，故意拿中国的一些过激涉美言论做文章，竞相展示强硬立场。这种竞争进一步放大、加剧了中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
最后，由于疫情和政治上原因，双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交流阻断，使得误解越来越深。在上述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中美对抗情绪不断升级，双方难以通过有效沟通来化解分歧，使得中美关系陷入僵局。
南方周末：意识形态之争和国家利益之争有和不同？
贾庆国：意识形态之争和国家利益之争有本质不同，前者是非黑即白的斗争，后者则是利益的博弈。
中国政府此前明确提出了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指出“没有一种固定的发展模式适用于所有国家，各国应根据自身国情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对此，西方解读为，中国试图倡导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替代性的发展模式。这就涉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争。
双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强化也离不开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可以说，政治放大了意识形态的分歧。美国方面过度渲染，甚至夸大了来自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这使得双方更多地失去了战略互信。
南方周末：如何理解这一点？
贾庆国：中美之间的不信任早已有之，此前就有学者提出“中美战略互疑”的观点。我认为中美之间互疑始终存在，关键是什么时候被淡化，什么时候被放大。
过去中美之间也有冲突，但冲突有底线。这底线是什么呢？就是做对方不利的事情不能损害自己的利益。过去美国在知识产权、贸易赤字、人权等议题上也常常向中国施压，但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停手。为什么呢？主要还是因为美方意识到再做下去就会“损人不利己”或“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特朗普任期里，这个逻辑行不通了。他宁可要自损八百，也要杀敌一千。
自2018年特朗普提高关税、开启“贸易战”后，中美贸易跌入谷底。与此同时，中美高层沟通也一度中断，直到2022年中美领导人巴厘岛会晤才重启交流。再有，疫情期间，美国无端指责、甚至荒谬要求中国政府为疫情赔偿等。可以说，特朗普这些极端政策“击穿了中美关系的底线”。
南方周末：台湾问题也是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如何预测其对台政策？
贾庆国：特朗普政府曾提出，要向台湾收保护费，美国给台湾提供安全保障，台湾不能“白嫖”。这种说法引起岛内部分民众的抗议，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打压“台独”的势力。此外，特朗普反复宣称自己是“和平总统”，任期内不打仗。这种做法也会对他的对台政策构成一定程度的约束。
需要担心的是，特朗普更可能屈服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比如激进鹰派要求特朗普改变传统的“对台战略模糊”的策略。其次，可能会进一步提升美台所谓官方关系层级，特朗普第一任期后期曾对外称要派国务卿等高级别官员去台湾。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去。这次特朗普上台会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就势必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大冲击。
“好战还是失控？”
南方周末：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和金钱援助，您怎么看待美国在这场冲突里的角色？
贾庆国：欧洲两次世界大战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从而导致美欧对绥靖主义非常警惕。从克里米亚半岛到乌东地区，俄罗斯的行动被很多欧洲人解读为俄罗斯有“领土扩张的倾向”，必须加以遏制。因此，俄罗斯此次攻入乌东部四州的行为，更被西欧国家视为“实质性的地缘威胁”。在此背景下，如果美国不支持乌克兰，不仅国际信誉将受到严重损害，同盟关系也可能就此破裂。
此外，价值观差异也是美欧坚决支持乌克兰的重要原因。拜登政府上台后，更是特别强调民主价值观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支持乌克兰也是对其民主价值观的坚守。
支持俄罗斯的观点认为，是“北约东扩给俄罗斯带来了威胁”。随着俄罗斯周边国家纷纷选择加入欧盟、北约等西方阵营，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增加了军事安全风险，俄罗斯攻占乌克兰部分领土是其反制北约东扩的努力。
我认为，北约东扩的影响其实更多地影响了俄罗斯的政治安全。越来越多的苏联国家离去，让俄罗斯感到了政治上的担忧。政治安全受到威胁是俄罗斯最后选择铤而走险，打乌克兰背后的原因。
南方周末：在本轮哈以冲突中，美国国内出现了分裂的声音。有的声援以色列，有的则呼吁停止战争，甚至出现反犹事件。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
贾庆国：关于美国是否支持中东战争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一种误解。那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希望有战事。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因为该地区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利益，战争的爆发会消耗其资源和利益。
但是，中东地区的复杂性和地缘政治的博弈，美国往往难以完全掌控局势的发展。比如这一轮哈以冲突，美国一定程度上正在面临中东的“失控”。无论是哈马斯还是以色列，美国都不能改变对方的做法。
此外，美国在中东问题的立场还受到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例如，在面临国内大选时，美国政府可能会因为担心犹太人群体的不满而采取更加谨慎和微妙的立场。
综上所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立场并非简单的是非黑白。在处理中东问题时，美国需要权衡各种利益，呈现出来的声音自然也是多样的。
南方周末：美国曾经号称“世界警察”，现在全球各地却出现不可控冲突，是原有秩序失控了吗？
贾庆国：美国的确很强大，有能力对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攻击并造成严重后果。但这不意味着美国可以随意颠覆他国政权。比如说，美国的近邻古巴，尽管美国不喜欢其做法，但美国并没有准备好动用军事力量解决冲突。
美国之所以直接或者间接卷入多起战争，我觉得与其人口构成有关。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人口构成多元化，来自世界的各个族群都在美国政治中发挥作用。当某个国家出现问题时，往往会有来自该国的族群在美国国内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干预。所以，来自国内政治的压力是美国介入海外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利益与全球稳定紧密相连。美国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最常见的就是参与各种国际事务，包括卷入战争。
我认为，美国对世界的控制从未全面彻底过。相较于硬实力的控制，美国对世界的控制更多是基于规范性的、价值观方面，即软实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