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统治者的噩梦：西岸地区是否即将出现“拉比王国”？

 “以色列距离吞并约旦河西岸仅一步之遥”

以色列财政部长比撒列·斯莫特里赫

在特朗普成功连任美国总统后，甚至在他正式就职之前，以色列国内就有人呼吁不要错过这次将约旦河西岸纳入“以色列主权”的机会。在这些声音中，首当其冲的是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去年11月，他表示有意将吞并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列入其政府新年议程，认为特朗普今年1月上任是启动吞并计划的时机。

与内塔尼亚胡表态同时，以色列财政部长兼负责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问题的国防部民政部长比撒列·斯莫特里赫也表达了同样的意图，但方式更加明确、更加肆无忌惮。同年11月，斯莫特里赫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的会议上声称，在特朗普之前的任期内“以色列距离对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西岸）的定居点行使主权只有一步之遥，现在是时候这样做了。 ”此前，他又在X平台官方账号上发布有关同一主题的推文，强调2025年将是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行使主权的一年。

斯莫特里赫的讲话并非空话，而是这位极右翼部长领导的广泛而迅速的举措的顶峰，自2022年12月加入内塔尼亚胡组建的上一届政府以来，他的政治地位使他成为“西岸的未公开统治者”。这些措施包括立法、协议、广泛的许可以及旨在实现一个主要目标的事实上的政策，即巩固和扩大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并将那里的以色列定居点成为不可改变的现实，为最终的吞并做准备。

在所有这些举措中，斯莫特里赫得到了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的全力支持，他们口头上确认了同样的目标，对斯莫特里赫明确的定居点行动保持沉默，实际上却扼杀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经济，目的是创造一种严酷的生活现实，迫使尽可能多的巴勒斯坦人离开。

因此，今天的西岸地区陷入了新的定居点法和经济战争的双重打击之下，除了抵抗以色列的吞并行动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摆脱这一残酷的现实，而这种现象目前在杰宁最为明显，杰宁是约旦河西岸反占领最突出的反抗温床，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南部的战争停止后，以色列决定将其大部分暴力行为指向杰宁。

无声的政变

以色列自1967年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以来，便开始在该地区建立定居点，占领国随后修改了统治立法框架，并批准了一系列非法军事命令，使没收巴勒斯坦公共和私人土地合法化，用于建设定居点和服务以及其他定居目的。

历届以色列政府都批准了建设和扩建定居点的政策，从列维·艾希科尔领导的工党政府开始，该政府就暗中采用了所谓的“阿隆计划”，要求在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区建立定居点。自2009年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重新掌权以来，以色列政坛开始向右翼转变，定居点运动急剧扩张，截至2022年底，约旦河西岸地区共有约176个定居点和186个定居点前哨，占其土地面积的42%，居住着超过72万名定居者。

然而，自2023年初以来，定居点问题出现了更为危险的转折，恰逢内塔尼亚胡最新一届联合政府的成立，该政府被描述为以色列历史上“最极端”的政府。执政联盟由一群极右翼政党组成，既有世俗党派，也有宗教党派，其中包括比撒列·斯莫特里赫领导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和极端主义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以及执政党利库德集团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党和一些哈雷迪党派，所有这些政党都以呼吁巩固以色列民族主义和国家犹太性的意识形态议程而闻名，并且它们也以对巴勒斯坦人的强烈敌意而闻名。

新联盟的痕迹很快就显现出来，并在2024年8月以色列一组组织编写和发布的报告中进行了详细监测，由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打破沉默”组织和以色列公共事务中心合著，巴勒斯坦以色列研究中心（Madar）译成英文，标题为《无声的政变：改变西岸的治理体系》。该报告阐述了内塔尼亚胡政府在约旦河西岸的做法、通过的法律、签署的协议，并将它们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份详细的行动计划，旨在通过一系列官僚措施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纳入以色列主权范围。

根据该报告，自新政府掌权以来，约旦河西岸的治理方式已从受制于一套规范占领当局与被占领人民之间关系的国际法的军事占领，转变为一套不涉及军事占领的民事行政机构。严格遵守国际法，并将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视为纯粹的以色列领土。

至于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是通过一系列广泛的立法和司法变革实现的，达到了“实际吞并”的水平，所缺少的只是官方对此的承认。比撒列·斯莫特里赫是所有这些变化背后的无名战士，他凭借自己的职位，自称是负责西岸民政的官员，而这一权力传统上向国防部长或军队汇报。

最初，斯莫特里赫与以色列前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约旦河西岸的许多军事权力被转移到斯莫特里赫和他的政府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批准定居点内的建筑许可证以及能源、水利、交通甚至古迹等服务。到2023年6月，以色列政府同意授予斯莫特里赫初步批准定居点规划和建设程序的权力，这违反了实施了二十五年多的协议，该协议要求每个建设阶段都需要得到总理和国防部长的政治批准。

结果，斯莫特里赫发起了一系列法律变革，并设立了新的职位和部门，共同在占领区建立了独立于军事管理的平行政府体系，这些变化包括建立“定居点管理局”——由斯莫特里赫的亲密伙伴、支持定居点的组织Regavim的创始人耶胡达·埃利亚胡（Yehuda Eliyahu）领导——并赋予其广泛的权力，例如，其中包括同意撤离和拆除犹太定居者建造的建筑物。

由于本届政府的实施，非法定居者建筑的拆除率从2022年的每月约25栋建筑下降到2023年上半年的每月不到2栋建筑，这意味着让定居者自由活动，不受任何威慑。

斯莫特里赫还设立了民政局副局长的职位，并将法律咨询职能转移到民政局，这两项措施大大削弱了军方的权力。赫兹利亚跨学科中心法学教授罗尼特·莱文-施努尔（Ronit Levine-Schnur）表示，通过具体移交法律咨询权，占领国政府得以规避国际法对被占领土的限制，并确保“理论上”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正式的障碍

施努尔指出，普遍的观点认为，吞并进程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形式，例如升起以色列国旗、发表官方声明和吹响喇叭，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现极右翼政府正在通过法律和官僚结构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全面实施吞并。律师兼政治活动家迈克尔·斯法德证实了这一点，他表示，斯莫特里赫在实地推行的政策，从各方面来看，都相当于对约旦河西岸的“全面吞并”，并最终服务于种族隔离政权的利益，该政权正在扩张并试图对从海洋到河流的历史巴勒斯坦土地实施控制。英国《卫报》指出，斯莫特里赫“把现实强加给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使他们很难通过制定法律来控制定居点扩张问题”。

除了促进吞并更多领土之外，斯莫特里赫和内塔尼亚胡提供的支持和政治掩护还鼓励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采取更多暴力行动。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的数据，2023年上半年，记录了591起针对巴勒斯坦人身或财产的暴力事件，平均每月98起，高于2022年平均每月81起。

定居者暴力行为的增加也是由于本来就脆弱且有偏见的解决定居点问题的机制受到侵蚀所致。2023年6月，在定居者纵火焚烧乌姆萨法（Umm Safa,）村的巴勒斯坦财产后，以色列军方下令在附近的阿特雷特（Ateret）定居点入口处设立临时检查站，搜查车辆并追捕肇事者，此举遭到斯莫特里赫和本-格维尔的广泛谴责，并导致在随后的暴力事件中这些举措减少。

此外，内塔尼亚胡政府试图推动的、数月来引发重大政治动荡的备受争议的“司法改革”，据信旨在通过减少以色列最高法院对定居点施加的“软”限制来促进吞并计划。因此，斯莫特里赫创立的Regavim运动强烈支持这些“改革”，它甚至推广批评最高法院的出版物，并从该组织的角度强调一些证明其权威削弱合理的裁决。

正如预期的那样，大多数裁决都与西岸有关，例如，禁止在逮捕“通缉”人员时实施违法行为的“预警程序”、取消针对涉嫌“恐怖分子”家属住房的拆迁通知、以及撤离位于私有土地上的定居点。最重要的是，2020年，以色列废除了旨在使国家没收巴勒斯坦私有土地以使非法定居点合法化的征用法。

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幻想，我们要强调的是，最高法院或任何其他以色列机构从未成为定居点建设的真正障碍，但其允许的措施却无法满足定居者日益增长的野心。事实上，有许多法院判决都为定居点运动服务，包括不接受《日内瓦公约》禁止向被占领土迁移人口的规定，以及法院允许在因军事需要而被占领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只要有证据证明这些定居点发挥了安全功能，从而能够批准修建隔离墙。

然而，“阿克萨洪水行动”和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长期灭绝战争虽然平息了“司法改革”的争论，但却未能阻止定居点建设。例如，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民事权力移交给斯莫特里赫一年后，3月份，规划和建设高级委员会批准在西岸建造18515套住房，包括在马阿勒阿杜明（Ma’ale Adumim）、埃弗拉特（Efrat）和克达尔（Kedar）定居点内额外建造3500套住房。

《以色列今日报》当时报道称，这是一年内批准的住房数量最多的一次。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在2024年的预算中，斯莫特里赫已拨款约49亿新谢克尔（约13亿美元）用于发展定居点基础设施，建造新的定居点，使非法前哨合法化并为其提供水电服务，此外还用于在西岸铺设道路并资助极端宗教学校。

此外，斯莫特里赫承诺在未来20年内将约旦河西岸的定居者数量增加到100万人。而所有这些努力的更大和最终目标仍然是抹去根据国际决议划分巴勒斯坦历史土地的绿线，因为这条线将以色列在1948年占领的土地与1967年战争后占领的土地分隔开来。抹去这条线实际上等于给“两国方案”判死刑，而斯莫特里赫反对该方案，因为他的宗教背景认为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是圣经中大以色列边界的一部分。

经济战

斯莫特里赫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控制的计划无法仅靠鼓励定居点来实现，它还需要另一部分，即向巴勒斯坦人施加严酷的现实生活，以打破他们的抵抗。从本质上说，这是通过用铁腕束缚巴勒斯坦经济，利用其对以色列经济的不可避免的依赖来实现的。

仅过去一年，巴勒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就缩水了28%，高失业率导致生产能力下降。位于拉马拉的巴勒斯坦经济部估计，仅西岸地区的损失就占其生产能力的30%左右，而整个巴勒斯坦经济则损失了约80%的生产能力。至于因以色列在占领区的行为而造成的每日损失，据该部估计超过2000万美元。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估计国内生产总值萎缩的规模约为32%，而仅西岸地区的经济下滑率就达到约2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下降了24%。 . 而在巴勒斯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7家巴勒斯坦银行的利润在2024年上半年下降了89％。

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报告，经济损失不仅限于利润和国内生产总值，还包括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的部分财产，2023年10月7日至2024年9月23日期间，占领军拆毁了约旦河西岸不同地区的1725处巴勒斯坦设施，损坏了1900个住房单位。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新的法律基础设施的保护下发生的，其中包括一系列故意针对巴勒斯坦经济的以色列新法律和立法，包括禁止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的法律，这对加沙地带和西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项法律是“阿克萨洪水行动”后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的惩罚措施的一部分，旨在剥夺巴勒斯坦人获得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权利。近东救济工程处为近四百万巴勒斯坦人提供了医院医疗服务，超过34万名学生受益于其学校和教育服务。更不用说这项禁令已经导致近3万名员工失业，其中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

这些立法还包括与税收、就业和社会福利相关的措施。以色列政府取消了巴勒斯坦家庭的社会津贴，因为巴勒斯坦家庭中有一名成员参与了以色列法律所列的“恐怖主义”行为，并停止了在被占领土工作的巴勒斯坦工人和外国工人享受的税收减免，这在2025年预算的《经济安排法》中有所规定。

除此之外，以色列还向巴勒斯坦工人关闭了市场，导致绿线内20多万巴勒斯坦工人失去了工作，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第二季度这些工人的数量减少到仅2.7万名工人。结果，巴勒斯坦经济失去了约30.6万个就业机会，西岸地区的失业率在2024年上半年上升了约35%，而2022年这一数字还不到13%。

此外，财政部长比撒列·斯莫特里赫于2024年初发布的决定还扣留了310万谢克尔（超过80万美元）的清理资金，这笔资金占巴勒斯坦政府总财政收入的65%，政府从中支付公务员的工资。这些被扣留的资金被分配给以色列家庭的“恐怖主义受害者赔偿运动”。几个月后，斯莫特里赫从巴勒斯坦当局每月应缴纳的税收中扣除约3500万美元，并将其转移给近年来在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行动中丧生的28名以色列人的家人。

这笔钱是斯莫特里赫宏伟愿景的一部分，他希望让巴勒斯坦人为他们的抵抗付出沉重的代价。就这样，占领政府用尽一切手段，加紧对巴勒斯坦人的束缚。这些旨在使西岸地区贫困化的经济立法，以及试图扩大被占领土定居点的法律，使本已复杂的巴勒斯坦现实变得更加复杂。

其最终目的是推动尽可能多的巴勒斯坦人选择“自愿移民”（我们不知道这样说“自愿”有什么逻辑），这是约旦河西岸吞并计划的基本支柱，在内塔尼亚胡的绝对支持下，在该地区完全沉默和全球一贯的共谋下，斯莫特里赫全力投入了该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