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女孩的中年
2024-11-28 14:00:00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尹丽川长了一张美人面孔，低眉侧睨时像极了俞飞鸿。她带着笑意和努力掩盖的一丝倦意姗姗来迟，边走边拨弄那头温柔卷发。 黑色贴身高领，深棕阔腿长裤，一开口，那种妩媚还是瞬间从这身职业装扮里溜了出来。 面对面坐着，她很少长时间保持静态。套进烟夹的细烟几乎没断过，她心不在焉地抽一会儿，放下来把玩一下，往往抽到一半便兴致寥寥地拔下来，摁灭，再换根新的装上。 聊久了，她从工作室铺满零食的长桌上挑起一小包牛肉干，轻声解释，“我有点低血糖，特别不能饿的”。北京望京的黄昏光线下，她时而沉默地想起她的猫，时而热烈地分享几天前听歌的心得，思绪在过往和诗人们扎堆的青春时光与眼前养育两个女儿的繁琐现状之间来回穿梭，过于遥远复杂的便用一句“long story”带过。 2000年她从法国读完电影专业回来，迅速在诗坛名声大噪。那些赤裸、浪漫的诗在人们心中的印象过于深刻，即便后来她拍了一些在电影节获奖的短片，仍然只有极少人知道她也是电影导演。 后来，这位贾樟柯口中“永远的三里屯自由女神”结了婚，生了小孩，不甘心却也无能为力地陷入沉寂。直到2024年9月，她执导的电影《出走的决心》在国内上映（目前在豆瓣上已有超10万人观看，得到9.0的高分），许多人再次听到她的名字，想到这位女子，想到她曾置身的绚烂的文化生活，不约而同地在得知她拍了新电影后问一句，“她不是写诗的吗？” 2024年10月，她的诗集《混蛋的好心》出版，薄薄数十页浓缩了过往二十多年的感念。2000年还能没心没肺地写“我随便看了他一眼，我顺便嫁了，我们顺便乱来，总没有生下孩子”；那时的纯真年代，“他们谈诗论道，喝便宜酒，抽劣质烟，闪亮的肥皂泡每天，像事情一样冒出来，我们每天都壮大又新鲜，正确地浪费时间……” 到2018年，双胞胎女儿上了幼儿园，她终于再度有了自己的时间与空间。多次尝试后，她提笔感慨，“四十岁上，都会离婚，都为孩子教育烦恼，纠结于何时移民，遗憾地发现，二十岁时恨的，和四十岁时爱的，差不多是一回事”；观察的对象已不再是雍和宫的雪花，生活变得具象，疯狂而无虑的青春终究消逝，朋友们再也不会半夜打来醉酒后的电话，“中年像一网兜的鱼掉出来，扑腾两下，又自动跳回去”，而自己，也已是“落泪时需要忍住，上楼还要，辅导作业的人生”。 写诗也好，拍戏也罢。被贴上标签时，偶尔会对笼统的归类感到乏味；但不曾想，有一天需要重拾这些标签，甚至比想摆脱它时更加艰难。 诗人 二十多年前我因缘际会开始写诗，认识了一帮诗人朋友，开启了自己的文艺创作之路，也结成了一个创作同盟，那个情谊至今都对我非常重要，那种感受一直在滋养我。 去法国留学之前我在北京也认识了圆明园那帮画家，那时看着那些艺术家，我觉得天哪艺术家太棒了，打开了我对世界的认知之门。不管是摇滚乐还是电影，当时其实不包括诗歌，因为那时更喜欢当代绘画这些东西。但后来发现只有写作才让我成为了自己，是因为我的创作结交的朋友，而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长得还行或是比较聪明、能聊天的女孩。 那时刚出现互联网，我们的诗歌论坛叫“诗江湖”，会有人喜欢在我们这个论坛玩，也有人喜欢在另外的论坛，后来还爆发过论坛之间的吵架，最根本的分歧是民间派和学院派。学院派以北大为首，我是唯一一个坚决选择了民间派的北大学生。 大家写东西写嗨了，几乎每天都在那儿贴诗，然后互相评论。有一度大家在线下也见得非常频繁。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年轻，二十几岁也没工作，或者说在媒体灵活工作。可能青春就是那样，挺乌托邦的。 我自己也在那时遇上了写诗的旺盛期，有时一天不止一篇。但是可能两年之后，我意识到我不是那种无穷无尽的表达者，就开始尝试写小说。在诗歌圈有一个鄙视链，诗人瞧不起写小说的。但是我觉得无所谓，挺好玩的。那岂能禁锢到我，我一直是以自由发言著称的。 那个时候媒体蒸蒸日上，我也开始给他们写一些专栏，渐渐地就成了谋生手段。那时出版业风起云涌，我们正好赶上那个时代，杂志很鼓励当时的年轻人创作，投了稿就发了，很快也出书了。 整体来说我以前一直很爱玩，现在就会觉得，天哪我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了。当然这也是因为有了孩子，也因为导演工作的原因。但那个时候没有工作感，谁会把写诗当工作？写个专栏对我们来说也比较容易。所以大把的时间都是在开心地当一个文艺青年。 肯定有很多痛苦，但回忆它永远都是这样，会筛去很多不好的部分，也不太记得了。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那几年我还是很珍惜，什么规划都没有，就觉得反正也有收入，就先这么过着。那时开专栏还是很体面的，一个字一块钱。我写随笔，写影评，甚至还写世界杯球评，因为我大哥踢过专业足球队，我们全家包括我母亲都很爱看球。 那个时候很受嬉皮文化的影响，我一度穿着花衬衫、喇叭裤、风衣，戴着墨镜，迷恋大毛毛，过着嬉皮士的生活，那时觉得五年之后要干嘛我完全不知道，也不会去想明白。就比较随心所欲，加之年轻的主要任务不就是谈恋爱吗？ 母亲 那段时期以后，大家好像自然而然都沉寂了，也包括我。 2011年左右，我有了孩子，身边的人知道后都特别惊讶，没有人相信。外地的一些写作的朋友可能压根不知道我这段经历。 那时北京气候不好，我去海南三亚生小孩，在她们出生后在那边留了两三年，远离熟悉的朋友，每天就跟阿姨在一起推着童车晒太阳，然后听她聊农村往事。当然了这也拓展了我的生活，但在一个唯一的环境里，它还是很局限很无聊的。 那三年没有产出，离群索居，觉得周围人都在往前走，只有自己被困住。写不出东西已经不仅仅是焦虑，而是痛苦。那时中国电影市场也特别好，风起云涌，我感觉自己已经回不来了。 生孩子前我根本不知道会面临这些母职困境，经历了那几年我深刻感受到为什么只出了一个李清照，是因为她没有生孩子。 等到她们上幼儿园之后，我开始慢慢地恢复，我说再不写我就被生活打败了。幸亏有阿姨接小孩，我下午可以在家附近的咖啡馆待着。晚上回到家后，我的书房已经被孩子们占据了，有时想写东西，就把电脑一抱，躲进厕所。 我很晚睡，但是因为那个时间对我太珍贵了，我可能就想看个电影，甚至看个剧轻松一下，因为这一天下来已经很累了。生孩子前，我是有看书的习惯的，只要不出去喝酒，晚上都会很幸福地看书。但是因为生孩子，这个习惯中断了。我就是莫名看到了说孩子三岁前要陪伴，这样才会奠定他一生的安全感和爱，所以她们三岁前时刻都和她们在一起，包括睡觉。抱孩子哄睡，你又不可能开灯，只能戴着耳机开一个微弱的小灯看电影。 前段时间，《出走的决心》上映，有一次做映后的时候，嘉宾席里有一个女孩，她说希望大家不要歧视再度进入职场的母亲，因为带孩子也能锻炼人，她们很可能会更细心。我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不会说太多，因为路演都很疲惫，但那天我忍不住，我就说姑娘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不需要孩子来培养我这个能力。 在我刚开始做电影的时候，女性同行很少，现在整个电影圈女性非常多，但是很少有女导演有孩子。有一个我挺喜欢的女导演，已经消失了十几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默默地想她可能就是结婚生子去了。 现在比较活跃的，要么是年轻女导演，或者是孩子已经很大的更早一辈的导演，比如杨荔钠。那个时候对教育的理念也不一样，哪有什么家长微信群这种东西，也没有什么辅导班，孩子是不太费妈的。 现在就不一样了，你要当妈，付出的时间成本太大了。我昨天去中传给学生们做分享的路上连续接到两个老师的电话，我当时心里在默默背稿，一下就把我给整乱了，心情巨差。说我们家孩子逃了课外课，躲在厕所没有去上。 导演 这些年做分享，总有人问我文学和影像的关系。我就想说确实诗歌和影像我觉得简直就是一致，因为诗歌是碎片化的，也是被剪辑的这种感觉。 2007年我第一次当导演、拍短片，当时有人找了我，我问了一声：真的吗？对方确定我们就开始做。我胆子挺大的，确实有点喜欢挑战，但我觉得这种转行也很正常，因为我之前已经写了好几年东西。在法国学了两年纪录片，但我发现其实自己更喜欢虚构，想做剧情片。刚回国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所有的文艺青年都想做电影。我那时也带着第六代导演对社会层面的关注，写过一个关于艾滋病少年卖血的剧情大纲。 我不是那种很执着的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把这事搁到了一边。 我挺相信偶然性的，后来机缘巧合做了导演，拍处女作《公园》时因为胶片数量有限，最后的空镜头没拍上，也就算了。我比较尊重当下的即时性。不是说非要追求完美主义，因为你肯定会有很多遗憾的。 拍《公园》时我三十出头，没有导演经验，刚开始难免要面对很多质疑。那时还不熟悉剧组的流程，当时的摄影师就指责副导演，“干嘛呢？怎么那么磨蹭？”嚷嚷了一下。我当天晚上就找这个摄影聊，我说如果你再公开呵斥导演组，我就私人给你买火车票让你走。我说你要给我三天时间，因为那才第二天，大家总有一个磨合期。后来合作就挺好的。 到现在还是这样。像这种我觉得必须沟通的，我都会一对一私下沟通，口吻会很温柔。当然在片场，一切都很迅速，肯定也会催促，但是我确实没有在剧组骂过人。 二十多年前我在一个剧组待过，当时只是被请去修改剧本，那时我就看到了副导演对周围的群众呼来喝去，非常凶地骂脏话。很快我就辞职了，因为这违背了我参与电影的初衷。 《公园》的剧组只有几十个人，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参与拍摄，大家都很紧张。到这次《出走的决心》，我已经算不过来有多少人，看到后期字幕的时候，我说我们光是剧组用车的司机居然都有几十个。 拍摄规模和执导的熟练度有了很大变化，但这些年更重要的变化是，现在的我已经有了一定的女性创作者的自觉性。不论男女，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人生的深渊，只不过我觉得女性还面临着很多隐性的困境。 今天我在听多次听过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这首歌时，突然感觉到女性对世界的B面没有被看见。歌里唱“傍晚6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如此生活30年”。写得非常好，中间景和一个大全景，一下勾出时代感。开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一定是他们工厂看到的家家户户的现状，这就是世界的A面。 但是往细节特写处看，妻子在熬粥，说明那个老婆一直在厨房忙，他却一直在客厅喝酒，而且是几瓶啤酒，他一定不会再洗碗了，要么就喝完睡觉，要么就继续喝。而这个女的一直在那儿劳动，她甚至没有心情来感慨时代是不是崩塌。 这就跟李清照没有孩子是一个道理。真的，为什么王夫人、薛夫人、薛姨妈就没有进诗社呢？你觉得她们贵族小姐就不写诗吗？ 我在经历了生育之后，想法和创作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昨天我跟中传的那些学生一开始分享的也是这个，我说创作者的福利真的是这样，我确实把对生活的感受全部都化为了素材。那些痛苦确实持续了好几年，内心非常孤独，但那些东西终究又成为了我这几年的素材和力量。 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很多痛苦甚至尴尬、难堪，最后都成了趣谈。这个道理我是在一次给孩子念故事的时候感悟到的。那是美国的一本童书，叫《贝贝熊》，他们一家子去旅行，但这个旅行搞砸了。熊爸爸说他来负责做饭，结果他煮的饭特别恶心；他又给全家带路，结果一下冲进泥地，每天都特别崩溃。 但是回来之后，他们翻旅途照片时，翻到那个是最开心的。因为如果一切都比较快乐，你是记不住的，你可能只能记住一个情绪而已；但当你遇到这种意想不到的意外甚至挫折，你回头再想就挺有意思，它可能就该在那个时候出现，然后也塑造了现在的你。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尹丽川长了一张美人面孔，低眉侧睨时像极了俞飞鸿。她带着笑意和努力掩盖的一丝倦意姗姗来迟，边走边拨弄那头温柔卷发。
黑色贴身高领，深棕阔腿长裤，一开口，那种妩媚还是瞬间从这身职业装扮里溜了出来。
面对面坐着，她很少长时间保持静态。套进烟夹的细烟几乎没断过，她心不在焉地抽一会儿，放下来把玩一下，往往抽到一半便兴致寥寥地拔下来，摁灭，再换根新的装上。
聊久了，她从工作室铺满零食的长桌上挑起一小包牛肉干，轻声解释，“我有点低血糖，特别不能饿的”。北京望京的黄昏光线下，她时而沉默地想起她的猫，时而热烈地分享几天前听歌的心得，思绪在过往和诗人们扎堆的青春时光与眼前养育两个女儿的繁琐现状之间来回穿梭，过于遥远复杂的便用一句“long story”带过。
2000年她从法国读完电影专业回来，迅速在诗坛名声大噪。那些赤裸、浪漫的诗在人们心中的印象过于深刻，即便后来她拍了一些在电影节获奖的短片，仍然只有极少人知道她也是电影导演。
后来，这位贾樟柯口中“永远的三里屯自由女神”结了婚，生了小孩，不甘心却也无能为力地陷入沉寂。直到2024年9月，她执导的电影《出走的决心》在国内上映（目前在豆瓣上已有超10万人观看，得到9.0的高分），许多人再次听到她的名字，想到这位女子，想到她曾置身的绚烂的文化生活，不约而同地在得知她拍了新电影后问一句，“她不是写诗的吗？”
2024年10月，她的诗集《混蛋的好心》出版，薄薄数十页浓缩了过往二十多年的感念。2000年还能没心没肺地写“我随便看了他一眼，我顺便嫁了，我们顺便乱来，总没有生下孩子”；那时的纯真年代，“他们谈诗论道，喝便宜酒，抽劣质烟，闪亮的肥皂泡每天，像事情一样冒出来，我们每天都壮大又新鲜，正确地浪费时间……”
到2018年，双胞胎女儿上了幼儿园，她终于再度有了自己的时间与空间。多次尝试后，她提笔感慨，“四十岁上，都会离婚，都为孩子教育烦恼，纠结于何时移民，遗憾地发现，二十岁时恨的，和四十岁时爱的，差不多是一回事”；观察的对象已不再是雍和宫的雪花，生活变得具象，疯狂而无虑的青春终究消逝，朋友们再也不会半夜打来醉酒后的电话，“中年像一网兜的鱼掉出来，扑腾两下，又自动跳回去”，而自己，也已是“落泪时需要忍住，上楼还要，辅导作业的人生”。
写诗也好，拍戏也罢。被贴上标签时，偶尔会对笼统的归类感到乏味；但不曾想，有一天需要重拾这些标签，甚至比想摆脱它时更加艰难。
诗人
二十多年前我因缘际会开始写诗，认识了一帮诗人朋友，开启了自己的文艺创作之路，也结成了一个创作同盟，那个情谊至今都对我非常重要，那种感受一直在滋养我。
去法国留学之前我在北京也认识了圆明园那帮画家，那时看着那些艺术家，我觉得天哪艺术家太棒了，打开了我对世界的认知之门。不管是摇滚乐还是电影，当时其实不包括诗歌，因为那时更喜欢当代绘画这些东西。但后来发现只有写作才让我成为了自己，是因为我的创作结交的朋友，而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长得还行或是比较聪明、能聊天的女孩。
那时刚出现互联网，我们的诗歌论坛叫“诗江湖”，会有人喜欢在我们这个论坛玩，也有人喜欢在另外的论坛，后来还爆发过论坛之间的吵架，最根本的分歧是民间派和学院派。学院派以北大为首，我是唯一一个坚决选择了民间派的北大学生。
大家写东西写嗨了，几乎每天都在那儿贴诗，然后互相评论。有一度大家在线下也见得非常频繁。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年轻，二十几岁也没工作，或者说在媒体灵活工作。可能青春就是那样，挺乌托邦的。
我自己也在那时遇上了写诗的旺盛期，有时一天不止一篇。但是可能两年之后，我意识到我不是那种无穷无尽的表达者，就开始尝试写小说。在诗歌圈有一个鄙视链，诗人瞧不起写小说的。但是我觉得无所谓，挺好玩的。那岂能禁锢到我，我一直是以自由发言著称的。
那个时候媒体蒸蒸日上，我也开始给他们写一些专栏，渐渐地就成了谋生手段。那时出版业风起云涌，我们正好赶上那个时代，杂志很鼓励当时的年轻人创作，投了稿就发了，很快也出书了。
整体来说我以前一直很爱玩，现在就会觉得，天哪我的时间已经不够用了。当然这也是因为有了孩子，也因为导演工作的原因。但那个时候没有工作感，谁会把写诗当工作？写个专栏对我们来说也比较容易。所以大把的时间都是在开心地当一个文艺青年。
肯定有很多痛苦，但回忆它永远都是这样，会筛去很多不好的部分，也不太记得了。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那几年我还是很珍惜，什么规划都没有，就觉得反正也有收入，就先这么过着。那时开专栏还是很体面的，一个字一块钱。我写随笔，写影评，甚至还写世界杯球评，因为我大哥踢过专业足球队，我们全家包括我母亲都很爱看球。
那个时候很受嬉皮文化的影响，我一度穿着花衬衫、喇叭裤、风衣，戴着墨镜，迷恋大毛毛，过着嬉皮士的生活，那时觉得五年之后要干嘛我完全不知道，也不会去想明白。就比较随心所欲，加之年轻的主要任务不就是谈恋爱吗？
母亲
那段时期以后，大家好像自然而然都沉寂了，也包括我。
2011年左右，我有了孩子，身边的人知道后都特别惊讶，没有人相信。外地的一些写作的朋友可能压根不知道我这段经历。
那时北京气候不好，我去海南三亚生小孩，在她们出生后在那边留了两三年，远离熟悉的朋友，每天就跟阿姨在一起推着童车晒太阳，然后听她聊农村往事。当然了这也拓展了我的生活，但在一个唯一的环境里，它还是很局限很无聊的。
那三年没有产出，离群索居，觉得周围人都在往前走，只有自己被困住。写不出东西已经不仅仅是焦虑，而是痛苦。那时中国电影市场也特别好，风起云涌，我感觉自己已经回不来了。
生孩子前我根本不知道会面临这些母职困境，经历了那几年我深刻感受到为什么只出了一个李清照，是因为她没有生孩子。
等到她们上幼儿园之后，我开始慢慢地恢复，我说再不写我就被生活打败了。幸亏有阿姨接小孩，我下午可以在家附近的咖啡馆待着。晚上回到家后，我的书房已经被孩子们占据了，有时想写东西，就把电脑一抱，躲进厕所。
我很晚睡，但是因为那个时间对我太珍贵了，我可能就想看个电影，甚至看个剧轻松一下，因为这一天下来已经很累了。生孩子前，我是有看书的习惯的，只要不出去喝酒，晚上都会很幸福地看书。但是因为生孩子，这个习惯中断了。我就是莫名看到了说孩子三岁前要陪伴，这样才会奠定他一生的安全感和爱，所以她们三岁前时刻都和她们在一起，包括睡觉。抱孩子哄睡，你又不可能开灯，只能戴着耳机开一个微弱的小灯看电影。
前段时间，《出走的决心》上映，有一次做映后的时候，嘉宾席里有一个女孩，她说希望大家不要歧视再度进入职场的母亲，因为带孩子也能锻炼人，她们很可能会更细心。我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不会说太多，因为路演都很疲惫，但那天我忍不住，我就说姑娘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不需要孩子来培养我这个能力。
在我刚开始做电影的时候，女性同行很少，现在整个电影圈女性非常多，但是很少有女导演有孩子。有一个我挺喜欢的女导演，已经消失了十几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默默地想她可能就是结婚生子去了。
现在比较活跃的，要么是年轻女导演，或者是孩子已经很大的更早一辈的导演，比如杨荔钠。那个时候对教育的理念也不一样，哪有什么家长微信群这种东西，也没有什么辅导班，孩子是不太费妈的。
现在就不一样了，你要当妈，付出的时间成本太大了。我昨天去中传给学生们做分享的路上连续接到两个老师的电话，我当时心里在默默背稿，一下就把我给整乱了，心情巨差。说我们家孩子逃了课外课，躲在厕所没有去上。
导演
这些年做分享，总有人问我文学和影像的关系。我就想说确实诗歌和影像我觉得简直就是一致，因为诗歌是碎片化的，也是被剪辑的这种感觉。
2007年我第一次当导演、拍短片，当时有人找了我，我问了一声：真的吗？对方确定我们就开始做。我胆子挺大的，确实有点喜欢挑战，但我觉得这种转行也很正常，因为我之前已经写了好几年东西。在法国学了两年纪录片，但我发现其实自己更喜欢虚构，想做剧情片。刚回国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所有的文艺青年都想做电影。我那时也带着第六代导演对社会层面的关注，写过一个关于艾滋病少年卖血的剧情大纲。
我不是那种很执着的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就把这事搁到了一边。
我挺相信偶然性的，后来机缘巧合做了导演，拍处女作《公园》时因为胶片数量有限，最后的空镜头没拍上，也就算了。我比较尊重当下的即时性。不是说非要追求完美主义，因为你肯定会有很多遗憾的。
拍《公园》时我三十出头，没有导演经验，刚开始难免要面对很多质疑。那时还不熟悉剧组的流程，当时的摄影师就指责副导演，“干嘛呢？怎么那么磨蹭？”嚷嚷了一下。我当天晚上就找这个摄影聊，我说如果你再公开呵斥导演组，我就私人给你买火车票让你走。我说你要给我三天时间，因为那才第二天，大家总有一个磨合期。后来合作就挺好的。
到现在还是这样。像这种我觉得必须沟通的，我都会一对一私下沟通，口吻会很温柔。当然在片场，一切都很迅速，肯定也会催促，但是我确实没有在剧组骂过人。
二十多年前我在一个剧组待过，当时只是被请去修改剧本，那时我就看到了副导演对周围的群众呼来喝去，非常凶地骂脏话。很快我就辞职了，因为这违背了我参与电影的初衷。
《公园》的剧组只有几十个人，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参与拍摄，大家都很紧张。到这次《出走的决心》，我已经算不过来有多少人，看到后期字幕的时候，我说我们光是剧组用车的司机居然都有几十个。
拍摄规模和执导的熟练度有了很大变化，但这些年更重要的变化是，现在的我已经有了一定的女性创作者的自觉性。不论男女，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人生的深渊，只不过我觉得女性还面临着很多隐性的困境。
今天我在听多次听过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这首歌时，突然感觉到女性对世界的B面没有被看见。歌里唱“傍晚6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如此生活30年”。写得非常好，中间景和一个大全景，一下勾出时代感。开头一定是现实主义的，一定是他们工厂看到的家家户户的现状，这就是世界的A面。
但是往细节特写处看，妻子在熬粥，说明那个老婆一直在厨房忙，他却一直在客厅喝酒，而且是几瓶啤酒，他一定不会再洗碗了，要么就喝完睡觉，要么就继续喝。而这个女的一直在那儿劳动，她甚至没有心情来感慨时代是不是崩塌。
这就跟李清照没有孩子是一个道理。真的，为什么王夫人、薛夫人、薛姨妈就没有进诗社呢？你觉得她们贵族小姐就不写诗吗？
我在经历了生育之后，想法和创作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昨天我跟中传的那些学生一开始分享的也是这个，我说创作者的福利真的是这样，我确实把对生活的感受全部都化为了素材。那些痛苦确实持续了好几年，内心非常孤独，但那些东西终究又成为了我这几年的素材和力量。
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很多痛苦甚至尴尬、难堪，最后都成了趣谈。这个道理我是在一次给孩子念故事的时候感悟到的。那是美国的一本童书，叫《贝贝熊》，他们一家子去旅行，但这个旅行搞砸了。熊爸爸说他来负责做饭，结果他煮的饭特别恶心；他又给全家带路，结果一下冲进泥地，每天都特别崩溃。
但是回来之后，他们翻旅途照片时，翻到那个是最开心的。因为如果一切都比较快乐，你是记不住的，你可能只能记住一个情绪而已；但当你遇到这种意想不到的意外甚至挫折，你回头再想就挺有意思，它可能就该在那个时候出现，然后也塑造了现在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