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诚健华崔霁松：无论外部环境如何，Biotech要创新也要良性竞争
2024-12-27 10:15:35“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几年，国内的生物医药产值增速大大超过GDP增速，部分技术已在全球弯道超车，但中国仍有大量未被满足的患者需求，癌症患者人数不断增加，五年生存率低于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中国的生物医药人任重而道远。”2024年12月12日，在南方周末主办的第四届科创大会上，崔霁松分享了自己对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见解。 崔霁松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留着齐耳的短发，黑色套装突显了她的优雅和干练，在男性嘉宾为主的落座区格外显眼。她也是南方周末遴选的2024年科创力人物中的唯一女性。 发表主题演讲时，崔霁松向公众介绍了其掌舵的生物创新药企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下称“诺诚健华”）的在营情况，语调舒缓，神情从容。不久前披露的前三季度财报，诺诚健华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前三季度实现总营收6.98亿元，同比增长29.85%。其中的第三季度单季实现营收2.78亿元，同比大增73.96%。 2024年12月12日，崔霁松在南方周末科创大会现场演讲 13年前，崔霁松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中国执业，并于2015年与知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联合创办了诺诚健华。这是一家高科技生物医药公司，主要研发适用于恶性肿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创新药。 对于生物医药和科技创新，崔霁松有很多独特的认知，诺诚健华的创办，也使得她认同的理念得以落地施展，并在既往的9年深度影响着这家企业的文化和风格，“现在大家都说是生物科技企业的寒冬，我们更需要在行业低谷期坚定自己，保持初心，大步快走，也需要行业的良性竞争，早日迎来属于生物医药的春天。” “回国创业有无限可能” 1979年，山东姑娘崔霁松考上了本省最好的高校山东大学。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崔霁松没能选择自己心仪的数学，被分配到微生物专业。“当时山东大学有微生物学泰斗王祖农坐镇，学科水平全国领先，王老也培养了大批知名的微生物学者，能进入这个领域我也很高兴。”崔霁松回忆。 上世纪80年代，出国深造是有志青年的优选，硕士毕业后崔霁松也赴美学习，先后在普渡大学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攻读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 崔霁松对医药研发的兴趣，是留学期间培养的。“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尤其是研究遗传学之后，我参与到一个从动物模型入手来探索人类疾病治疗的相关研究中，并取得重要的突破和创新，成果也在权威杂志发表，这不仅调动了我对药品研发的积极性，也成为了进入美国默克（Merck）公司的敲门砖。”崔霁松说。 完成博士后阶段，崔霁松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进入高校当教授，二是进入业界做新药研究。“我觉得做新药研究对人类贡献更大、更直接，当时默克公司就像全球新药研发的黄埔军校，美国也处在鼓励新药研发的蓬勃期，各方面都很吸引人。” 1996年，崔霁松正式加入默克公司，一干就是14年，至离开默克时，担任该公司心血管疾病领域早期药物开发部主席等职务。崔霁松认为，在默克公司的14年训练，为她做新药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前在学校的学习还是太过于理论，到了默克我才真正了解什么是新药创制，怎么去创制。” 在美期间，崔霁松没有忘记中国。“在我们那个年代，培养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更别说硕士了，去美国后，我也一直想办法用自己的方式回报国家的培养。” 赴美不久，她就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了美中医药开发协会，并于2009-2010年间任该协会首任女会长。在该协会服务的二十多年间，她与很多华人一起，为中国赴美考察药企的各界人士提供接待服务和桥接沟通。 在美中医药协会服务期间，崔霁松能及时了解国内的发展情况，尤其是生物医药领域，患者未被满足的需求很大，但国内市场此前一直以仿制药为主，缺少原研药品。2010年前后，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留学精英开始批量回国创业，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生物创新药企。 崔霁松觉得时机相对成熟，可以回国看看。2011年，她回到中国，加入了美国新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PPD的中国分公司保诺科技，并担任总经理兼首席科学官，负责研发、运营、商业及资源管理。 “在默克做药品研发，还是研究者思路，不用操心钱的问题，但到了保诺科技，公司是独立运行核算，要考虑很多生存的问题，这四年的经历锻炼了我如何管理和运营一家公司，也为后来创业奠定了基础。”崔霁松说。 “创业的念头其实在美国就有，我一直很想用自己的所学回报祖国，虽然当时我已经在默克这样知名的企业，但在大公司里职业天花板也很容易看到，而回国创业会有无限的可能，比如你既能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也有权给产品命名，这种成就感是很不一样的。”崔霁松说。 2015年，PDD剥离保诺，崔霁松选择离开。当时，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井泉主导的医药体制改革进入快车道，药品评审的速度和标准向全球看齐，中国创新药迎来产业发展的春天。在保诺科技原同事共同的信任和支持下，崔霁松最终下决心创业。 创新需要执行力 相较于择业，创业所面临的挑战和需要的勇气都更大。刚回国那半年，渗透到生活细节中的理念差异曾让崔霁松打过退堂鼓，而创业需要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 实际上，相较于其他生物创新药企，诺诚健华创业起点颇高，比如创业伊始就有明星伙伴施一公。施一公与崔霁松相识于美中医药协会，是诺诚健华的联合创始人，任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助力公司科研事宜。他同时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因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创办西湖大学而名噪一时。 除了施、崔两位，诺诚健华的管理层也大多来自知名跨国药企，如辉瑞、强生、葛兰素史克等。 更重要的是，诺诚健华成立5年后，首款药品奥布替尼就正式商业化，按照行业里一款新药十年起步的常规研发周期，诺诚健华的市场化路径相对高效、确定。 奥布替尼是一款BTK抑制剂（布鲁顿氏酪氨酸激酶），被2021版《CSCO淋巴瘤诊疗指南》（由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和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肿瘤内科分会联合编写）列为用于复发/难治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以及复发/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MCL）治疗的I级推荐方案。 目前，全球同类的产品主要有六款。在中国市场上，同类药物包括跨国药企强生和艾伯维的伊布替尼、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阿斯利康的阿可替尼等。 奥布替尼作为诺诚健华的拳头产品，不仅是公司成立以来的业绩主力，还取得了不俗的市场成绩。2024年前三季度，奥布替尼实现收入6.93亿元，同比增长45%，其中第三季度实现收入2.76亿元，同比增长75.5%，创上市以来单季最高成绩。 “奥布替尼目前的表现远超我们的预期，最初大家觉得淋巴瘤患者并不多，认为市场规模不大。”崔霁松介绍，BTK抑制剂大大延续了患者的生存期，整体市场容量也大幅提升。 奥布替尼之所以快速增长，除了前述适应症外，还与拿下边缘区淋巴瘤（MZL）适应症密切相关。这是中国目前唯一获批针对MZL适应症的BTK抑制剂，并于2023年纳入医保，满足了临床上的迫切需求。 公司也在多个自身免疫性疾病（以下简称“自免”）领域拓展奥布替尼的新适应症，其中针对多发性硬化症（MS）和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症（ITP）均已处于III期临床，针对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和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均已处于II期临床。 不过，奥布替尼的自免发展颇有波折。 2021年7月，诺诚健华将奥布替尼在多发性硬化领域的全球独家权利及除中国外区域内的某些自免领域的独家权利授权给渤健，获得了1.25亿美元的首付款，以及至多8.125亿美元的潜在临床开发里程碑和商业里程碑付款。 2023年2月，诺诚健华公开披露，公司与渤健达成的奥布替尼的海外合作终止。 崔霁松表示，创新本身就要面对很多不确定性，诺诚健华从未把“分手风波”当作负面情况，而是坚定地做好自己。她说：“现在，我们正在全力推动全球III期。” “中国政府的行政效率很高” 在崔霁松看来，肿瘤和自免都是市场潜力巨大的赛道。她很看好自免赛道，早期做奥布替尼的临床也都围绕着自免。但中国的癌症患者绝对数值高，需求也大。 诺诚健华成立后，在血液瘤、实体瘤和自免领域都构建了丰富的差异化管线矩阵。不过，她亦深谙，一个生物创新药公司，要有自己的独特性，而不是盲目跟风热门领域。 “实体瘤方面已经有很多药企扎堆，我们会看准之后再投入；血液瘤方面我们更看中PFS（患者无进展生存期）更长的，比如BTK抑制剂的PFS能到8-10年，这说明患者可以明显获益；长远看来，我十分看好公司在自免领域的领航能力，在这个领域会有重要的布局。”崔霁松介绍。 对于一家创新药企来说，不论是搭建人才梯队、锚定深耕领域，还是推广明星产品，都需要资金支持，而诺诚健华一直以现金流充沛著称。崔霁松认为，这不仅得益于公司“把钱花在刀刃上”的管理能力，也与中国较高的行政效率有关。 诺诚健华成立三年后的2018年，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规则》新增第18A章“生物科技公司” ，允许无收入、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申请在港交所主板上市。借助政策的东风，2020年3月，诺诚健华通过港股上市融资。 两年后，随着证监会允许境外上市、具备一定市值基础、“拥有自主研发、国际领先技术，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同行业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红筹企业回归A股，诺诚健华在中国大陆科创板再次上市。诺诚健华在A+H股IPO中总计募资超50亿元，为公司前期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政府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很大，除了宏观政策的鼓励，从我们落地到具体运营，从人才引进到资金补助，都给了很多帮扶，这是一些外海市场难以企及的。”崔霁松回忆。 除了政府和政策的支持，公司的管理能力也至关重要。至2024年9月30日，诺诚健华持有现金及相关账户结余约78 亿元，这在同类企业中并不多见。崔霁松认为，这需要管理层在运营方面“精打细算”。 实际上，尽管奥布替尼贡献了绝大部分业绩，但囿于初创公司商业化产品较少，且研发费用居高不下等因素，过去几年，诺诚健华一直增收不增利，到今年三季度归母净亏损为2.75亿元，同比收窄48.15%，但仍未能扭亏。 之所以能保持稳定的现金流，是因为“我们花钱一直比较节约，这也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实际运作中我们会密切关注公司的各项支出，不花不该花的钱，一旦发现有的开支过高，就会研究一些方案来降本增效。”崔霁松说。 至2024年底，崔霁松已经带领诺诚健华走过了9年，经历了中国创新药从希望的暖春到资本的寒冬，熬过了新冠疫情的黑天鹅，也挺过了与渤健“分手”的冲击。遇困受阻时，她也曾疲惫迷茫，质疑自己当初的决定。 “但我还是想坚守自己回馈社会的初心，要对投资人负责，更对广大患者负责，也要对团队伙伴负责，一想到这些，负面情绪总能消散，我也很高兴自己坚持了下来。”崔霁松说。 2024年9月，诺诚健华亮相2024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坚定崔霁松信念的，不只是责任心和梦想，还有诺诚健华可期的前景。目前诺诚健华还有6款产品处在III期临床阶段，预计到2028年将会有多个产品商业化，释放较大的市场潜力。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几年，国内的生物医药产值增速大大超过GDP增速，部分技术已在全球弯道超车，但中国仍有大量未被满足的患者需求，癌症患者人数不断增加，五年生存率低于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中国的生物医药人任重而道远。”2024年12月12日，在南方周末主办的第四届科创大会上，崔霁松分享了自己对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见解。
崔霁松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留着齐耳的短发，黑色套装突显了她的优雅和干练，在男性嘉宾为主的落座区格外显眼。她也是南方周末遴选的2024年科创力人物中的唯一女性。
发表主题演讲时，崔霁松向公众介绍了其掌舵的生物创新药企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下称“诺诚健华”）的在营情况，语调舒缓，神情从容。不久前披露的前三季度财报，诺诚健华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前三季度实现总营收6.98亿元，同比增长29.85%。其中的第三季度单季实现营收2.78亿元，同比大增73.96%。
2024年12月12日，崔霁松在南方周末科创大会现场演讲
13年前，崔霁松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中国执业，并于2015年与知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联合创办了诺诚健华。这是一家高科技生物医药公司，主要研发适用于恶性肿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创新药。
对于生物医药和科技创新，崔霁松有很多独特的认知，诺诚健华的创办，也使得她认同的理念得以落地施展，并在既往的9年深度影响着这家企业的文化和风格，“现在大家都说是生物科技企业的寒冬，我们更需要在行业低谷期坚定自己，保持初心，大步快走，也需要行业的良性竞争，早日迎来属于生物医药的春天。”
“回国创业有无限可能”
1979年，山东姑娘崔霁松考上了本省最好的高校山东大学。在那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崔霁松没能选择自己心仪的数学，被分配到微生物专业。“当时山东大学有微生物学泰斗王祖农坐镇，学科水平全国领先，王老也培养了大批知名的微生物学者，能进入这个领域我也很高兴。”崔霁松回忆。
上世纪80年代，出国深造是有志青年的优选，硕士毕业后崔霁松也赴美学习，先后在普渡大学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攻读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
崔霁松对医药研发的兴趣，是留学期间培养的。“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尤其是研究遗传学之后，我参与到一个从动物模型入手来探索人类疾病治疗的相关研究中，并取得重要的突破和创新，成果也在权威杂志发表，这不仅调动了我对药品研发的积极性，也成为了进入美国默克（Merck）公司的敲门砖。”崔霁松说。
完成博士后阶段，崔霁松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进入高校当教授，二是进入业界做新药研究。“我觉得做新药研究对人类贡献更大、更直接，当时默克公司就像全球新药研发的黄埔军校，美国也处在鼓励新药研发的蓬勃期，各方面都很吸引人。”
1996年，崔霁松正式加入默克公司，一干就是14年，至离开默克时，担任该公司心血管疾病领域早期药物开发部主席等职务。崔霁松认为，在默克公司的14年训练，为她做新药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前在学校的学习还是太过于理论，到了默克我才真正了解什么是新药创制，怎么去创制。”
在美期间，崔霁松没有忘记中国。“在我们那个年代，培养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更别说硕士了，去美国后，我也一直想办法用自己的方式回报国家的培养。”
赴美不久，她就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了美中医药开发协会，并于2009-2010年间任该协会首任女会长。在该协会服务的二十多年间，她与很多华人一起，为中国赴美考察药企的各界人士提供接待服务和桥接沟通。
在美中医药协会服务期间，崔霁松能及时了解国内的发展情况，尤其是生物医药领域，患者未被满足的需求很大，但国内市场此前一直以仿制药为主，缺少原研药品。2010年前后，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留学精英开始批量回国创业，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生物创新药企。
崔霁松觉得时机相对成熟，可以回国看看。2011年，她回到中国，加入了美国新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PPD的中国分公司保诺科技，并担任总经理兼首席科学官，负责研发、运营、商业及资源管理。
“在默克做药品研发，还是研究者思路，不用操心钱的问题，但到了保诺科技，公司是独立运行核算，要考虑很多生存的问题，这四年的经历锻炼了我如何管理和运营一家公司，也为后来创业奠定了基础。”崔霁松说。
“创业的念头其实在美国就有，我一直很想用自己的所学回报祖国，虽然当时我已经在默克这样知名的企业，但在大公司里职业天花板也很容易看到，而回国创业会有无限的可能，比如你既能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也有权给产品命名，这种成就感是很不一样的。”崔霁松说。
2015年，PDD剥离保诺，崔霁松选择离开。当时，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井泉主导的医药体制改革进入快车道，药品评审的速度和标准向全球看齐，中国创新药迎来产业发展的春天。在保诺科技原同事共同的信任和支持下，崔霁松最终下决心创业。
创新需要执行力
相较于择业，创业所面临的挑战和需要的勇气都更大。刚回国那半年，渗透到生活细节中的理念差异曾让崔霁松打过退堂鼓，而创业需要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
实际上，相较于其他生物创新药企，诺诚健华创业起点颇高，比如创业伊始就有明星伙伴施一公。施一公与崔霁松相识于美中医药协会，是诺诚健华的联合创始人，任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助力公司科研事宜。他同时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因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创办西湖大学而名噪一时。
除了施、崔两位，诺诚健华的管理层也大多来自知名跨国药企，如辉瑞、强生、葛兰素史克等。
更重要的是，诺诚健华成立5年后，首款药品奥布替尼就正式商业化，按照行业里一款新药十年起步的常规研发周期，诺诚健华的市场化路径相对高效、确定。
奥布替尼是一款BTK抑制剂（布鲁顿氏酪氨酸激酶），被2021版《CSCO淋巴瘤诊疗指南》（由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和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肿瘤内科分会联合编写）列为用于复发/难治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以及复发/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MCL）治疗的I级推荐方案。
目前，全球同类的产品主要有六款。在中国市场上，同类药物包括跨国药企强生和艾伯维的伊布替尼、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阿斯利康的阿可替尼等。
奥布替尼作为诺诚健华的拳头产品，不仅是公司成立以来的业绩主力，还取得了不俗的市场成绩。2024年前三季度，奥布替尼实现收入6.93亿元，同比增长45%，其中第三季度实现收入2.76亿元，同比增长75.5%，创上市以来单季最高成绩。
“奥布替尼目前的表现远超我们的预期，最初大家觉得淋巴瘤患者并不多，认为市场规模不大。”崔霁松介绍，BTK抑制剂大大延续了患者的生存期，整体市场容量也大幅提升。
奥布替尼之所以快速增长，除了前述适应症外，还与拿下边缘区淋巴瘤（MZL）适应症密切相关。这是中国目前唯一获批针对MZL适应症的BTK抑制剂，并于2023年纳入医保，满足了临床上的迫切需求。
公司也在多个自身免疫性疾病（以下简称“自免”）领域拓展奥布替尼的新适应症，其中针对多发性硬化症（MS）和原发性血小板减少症（ITP）均已处于III期临床，针对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和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均已处于II期临床。
不过，奥布替尼的自免发展颇有波折。
2021年7月，诺诚健华将奥布替尼在多发性硬化领域的全球独家权利及除中国外区域内的某些自免领域的独家权利授权给渤健，获得了1.25亿美元的首付款，以及至多8.125亿美元的潜在临床开发里程碑和商业里程碑付款。
2023年2月，诺诚健华公开披露，公司与渤健达成的奥布替尼的海外合作终止。
崔霁松表示，创新本身就要面对很多不确定性，诺诚健华从未把“分手风波”当作负面情况，而是坚定地做好自己。她说：“现在，我们正在全力推动全球III期。”
“中国政府的行政效率很高”
在崔霁松看来，肿瘤和自免都是市场潜力巨大的赛道。她很看好自免赛道，早期做奥布替尼的临床也都围绕着自免。但中国的癌症患者绝对数值高，需求也大。
诺诚健华成立后，在血液瘤、实体瘤和自免领域都构建了丰富的差异化管线矩阵。不过，她亦深谙，一个生物创新药公司，要有自己的独特性，而不是盲目跟风热门领域。
“实体瘤方面已经有很多药企扎堆，我们会看准之后再投入；血液瘤方面我们更看中PFS（患者无进展生存期）更长的，比如BTK抑制剂的PFS能到8-10年，这说明患者可以明显获益；长远看来，我十分看好公司在自免领域的领航能力，在这个领域会有重要的布局。”崔霁松介绍。
对于一家创新药企来说，不论是搭建人才梯队、锚定深耕领域，还是推广明星产品，都需要资金支持，而诺诚健华一直以现金流充沛著称。崔霁松认为，这不仅得益于公司“把钱花在刀刃上”的管理能力，也与中国较高的行政效率有关。
诺诚健华成立三年后的2018年，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规则》新增第18A章“生物科技公司” ，允许无收入、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申请在港交所主板上市。借助政策的东风，2020年3月，诺诚健华通过港股上市融资。
两年后，随着证监会允许境外上市、具备一定市值基础、“拥有自主研发、国际领先技术，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同行业竞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红筹企业回归A股，诺诚健华在中国大陆科创板再次上市。诺诚健华在A+H股IPO中总计募资超50亿元，为公司前期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政府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很大，除了宏观政策的鼓励，从我们落地到具体运营，从人才引进到资金补助，都给了很多帮扶，这是一些外海市场难以企及的。”崔霁松回忆。
除了政府和政策的支持，公司的管理能力也至关重要。至2024年9月30日，诺诚健华持有现金及相关账户结余约78 亿元，这在同类企业中并不多见。崔霁松认为，这需要管理层在运营方面“精打细算”。
实际上，尽管奥布替尼贡献了绝大部分业绩，但囿于初创公司商业化产品较少，且研发费用居高不下等因素，过去几年，诺诚健华一直增收不增利，到今年三季度归母净亏损为2.75亿元，同比收窄48.15%，但仍未能扭亏。
之所以能保持稳定的现金流，是因为“我们花钱一直比较节约，这也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实际运作中我们会密切关注公司的各项支出，不花不该花的钱，一旦发现有的开支过高，就会研究一些方案来降本增效。”崔霁松说。
至2024年底，崔霁松已经带领诺诚健华走过了9年，经历了中国创新药从希望的暖春到资本的寒冬，熬过了新冠疫情的黑天鹅，也挺过了与渤健“分手”的冲击。遇困受阻时，她也曾疲惫迷茫，质疑自己当初的决定。
“但我还是想坚守自己回馈社会的初心，要对投资人负责，更对广大患者负责，也要对团队伙伴负责，一想到这些，负面情绪总能消散，我也很高兴自己坚持了下来。”崔霁松说。
2024年9月，诺诚健华亮相2024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坚定崔霁松信念的，不只是责任心和梦想，还有诺诚健华可期的前景。目前诺诚健华还有6款产品处在III期临床阶段，预计到2028年将会有多个产品商业化，释放较大的市场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