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解体不在于改革激进，而是因打破了这一制度
【文/郭杰振】 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学界对其解体的解释可谓汗牛充栋，如经济层面的渐进式改革、僵化的经济体制、扭曲的部门间再生产比例等，政治层面的苏共背叛人民等。但是，鲜有文献考察苏联的工业化。 工业是苏联经济的全部核心，一旦苏联围绕工业生产体系建构的一系列制度崩溃，那么苏联在经济层面上的瓦解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了。或许我们可以从苏联工业化的得失中窥探导致苏联解体的经济因素。更进一步地，在对比苏联工业化得失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中国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功的制度密码。 一、苏联工业化的核心是重工业的国内循环 学界惯于把苏联解体的经济因素归咎于僵化的经济体制，但所有这些评估均是从经济效率视角进行的考察，其参照系是日本、德国等战后迅速恢复重建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奇迹”。如果我们不设置任何参照系，而是从苏联工业化本身及其所处的时代出发，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视角。 2022年11月7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参观以纪念1941年苏联红场阅兵式为主题的露天展览。 新华社 （一）苏联工业化的理论基础及其总体思路 苏联工业化起步的基础是列宁于1920年领导的全俄电气化计划。列宁拒绝了托洛茨基关于“大量使用不熟练的工农群众”发展手工业的“经济复兴”计划，他坚持通过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技术等方式革新苏俄的工业生产体系。 其实，列宁的这一思想在他发表于1893年的《论所谓市场问题》中已有所表述，即：“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总的来说，就是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些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它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以往各个时代无法比拟的高度发展的技术进步’”。 这一规律后来被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结为：“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间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 斯大林在上述规律的基础上赋予了苏联工业化以特殊的政治意义，即在资本主义包围中保持国家的独立：包括对外独立，即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武器；也包括对内独立，即战胜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使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占据绝对优势。从这个角度理解，斯大林主导的工业化注定是以斗争意识为核心的准军事化行为，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 因此，苏联的工业化对实现工业化所需要承受代价的容忍度非常高，如通过农产品征收的“剪刀差”快速筹措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积累资金、实现银行国有化等。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可以窥探到苏联工业化背后的制度密码，即最大限度地保证重工业发展所需的积累资金。 苏联的工业化并非完全不注重效率，相反，它通过最优线性规划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确保整个经济能够按照苏共中央设定的预期路线发展。只不过，这一套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只是为不断提升重工业产出能力服务的，它的初衷是最大化产出，而非最大化利润。因此，在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来，苏联的工业化是不经济行为。 （二）苏联工业化的核心是发展重工业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苏联工业化的方针，但直到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苏联的工业化才真正起步。其间，斯大林为苏联工业化设计的主导思想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 从工业化正式开始到1991年解体，苏联从未偏离过斯大林时期制定的工业化策略，即它一直在重工业的内部进行国内循环。这种特征在苏联的经济结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见表1）。 从苏联工业两大部类的产值比可以发现，自工业化战略实施以来，苏联两大部类的产值比例一直在提高，即用于生产的生产资料增速明显快于用于消费的生产资料增长。至1976年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两者间的比例出现了持续稳定的抬升。但是增加值趋势包含了价格因素，我们可以从苏联工业内部不同行业间的主要工业品增长比例来佐证上述抬升趋势（见表2）。 从主要工业品的增长趋势来看，电工、仪器和自动化、化工、无线电、铸造、冶金、汽车和拖拉机等主要工业部门的产品增长量明显快于农业、轻工业和食品等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乙”类产品。即使在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乙”类产品中，仍然包含着22.6%用于非生产性目的的重工业部门产品，如燃料、电力等，轻工业、食品工业等真正用于消费的比例仅剩77.4%。不过，即使在重工业内部也存在发展失衡的现象，1976年拥有自动化作业线最多的部门是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工业，自动化作业线与机械化流水作业线之比最高的是黑色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工业，轻工业占比最低、食品工业次之。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苏联的工业化主要是为了服务重工业体系，即它是为了生产机械而生产。直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的生产特征依然延续了斯大林关于苏联工业化的属性判定。 苏联工业化生产的国内循环在工业与农业生产之间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验证（见表3）。从苏联主要产业门类的生产率来看，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最为迅速，建筑业、铁路运输业次之，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长期低于其他部门。如果从农业产出量来看，农业产出量的增长倍数确实不如同时期工业品，这也印证了苏联经济体系“过重”的特点。 但从农业产出量和农作物产量来看，苏联人均谷物（增长77%）和人均肉类（增长1.16倍）的规模总体趋势是增长的（见表4），肉类供应相对稳定，但谷物生产的波动非常大，如1975年苏联谷物总产量仅为140.1百万吨，比1970年少了46.7百万吨。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苏联的工业化是一个以重工业国内循环为核心的生产体系，这个体系内部不仅存在工业与农业生产的比例失衡，就连工业内部也存在巨大的发展不平衡。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苏联倾其全力推动重工业部门的快速扩张。这样的工业化仍然面临着另外一个难题，即如何筹措重工业部门快速扩张所需的资金。当然，苏联工业化初期的启动资金中有很大比例来自国外贷款。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苏贷款流产，苏联通过外部世界获取重工业化资金的渠道大大缩减，但从苏联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对比来看（见表5），资金的缩减并未减缓苏联工业化的步伐。 重工业部门的快速扩张需要大量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入生产，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比例较高。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部贷款规模缩减的情况下，苏联是如何实现重工业体系的国内循环呢？这就引出了苏联重工业国内循环的另外一个层面，即资金的内循环。
【文/郭杰振】
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学界对其解体的解释可谓汗牛充栋，如经济层面的渐进式改革、僵化的经济体制、扭曲的部门间再生产比例等，政治层面的苏共背叛人民等。但是，鲜有文献考察苏联的工业化。
工业是苏联经济的全部核心，一旦苏联围绕工业生产体系建构的一系列制度崩溃，那么苏联在经济层面上的瓦解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了。或许我们可以从苏联工业化的得失中窥探导致苏联解体的经济因素。更进一步地，在对比苏联工业化得失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中国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功的制度密码。
一、苏联工业化的核心是重工业的国内循环
学界惯于把苏联解体的经济因素归咎于僵化的经济体制，但所有这些评估均是从经济效率视角进行的考察，其参照系是日本、德国等战后迅速恢复重建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奇迹”。如果我们不设置任何参照系，而是从苏联工业化本身及其所处的时代出发，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视角。
2022年11月7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参观以纪念1941年苏联红场阅兵式为主题的露天展览。 新华社
（一）苏联工业化的理论基础及其总体思路
苏联工业化起步的基础是列宁于1920年领导的全俄电气化计划。列宁拒绝了托洛茨基关于“大量使用不熟练的工农群众”发展手工业的“经济复兴”计划，他坚持通过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技术等方式革新苏俄的工业生产体系。
其实，列宁的这一思想在他发表于1893年的《论所谓市场问题》中已有所表述，即：“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总的来说，就是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些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它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以往各个时代无法比拟的高度发展的技术进步’”。
这一规律后来被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结为：“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间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
斯大林在上述规律的基础上赋予了苏联工业化以特殊的政治意义，即在资本主义包围中保持国家的独立：包括对外独立，即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武器；也包括对内独立，即战胜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使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占据绝对优势。从这个角度理解，斯大林主导的工业化注定是以斗争意识为核心的准军事化行为，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
因此，苏联的工业化对实现工业化所需要承受代价的容忍度非常高，如通过农产品征收的“剪刀差”快速筹措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积累资金、实现银行国有化等。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可以窥探到苏联工业化背后的制度密码，即最大限度地保证重工业发展所需的积累资金。
苏联的工业化并非完全不注重效率，相反，它通过最优线性规划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确保整个经济能够按照苏共中央设定的预期路线发展。只不过，这一套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只是为不断提升重工业产出能力服务的，它的初衷是最大化产出，而非最大化利润。因此，在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来，苏联的工业化是不经济行为。
（二）苏联工业化的核心是发展重工业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苏联工业化的方针，但直到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苏联的工业化才真正起步。其间，斯大林为苏联工业化设计的主导思想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
从工业化正式开始到1991年解体，苏联从未偏离过斯大林时期制定的工业化策略，即它一直在重工业的内部进行国内循环。这种特征在苏联的经济结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见表1）。
从苏联工业两大部类的产值比可以发现，自工业化战略实施以来，苏联两大部类的产值比例一直在提高，即用于生产的生产资料增速明显快于用于消费的生产资料增长。至1976年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两者间的比例出现了持续稳定的抬升。但是增加值趋势包含了价格因素，我们可以从苏联工业内部不同行业间的主要工业品增长比例来佐证上述抬升趋势（见表2）。
从主要工业品的增长趋势来看，电工、仪器和自动化、化工、无线电、铸造、冶金、汽车和拖拉机等主要工业部门的产品增长量明显快于农业、轻工业和食品等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乙”类产品。即使在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乙”类产品中，仍然包含着22.6%用于非生产性目的的重工业部门产品，如燃料、电力等，轻工业、食品工业等真正用于消费的比例仅剩77.4%。不过，即使在重工业内部也存在发展失衡的现象，1976年拥有自动化作业线最多的部门是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工业，自动化作业线与机械化流水作业线之比最高的是黑色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工业，轻工业占比最低、食品工业次之。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苏联的工业化主要是为了服务重工业体系，即它是为了生产机械而生产。直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的生产特征依然延续了斯大林关于苏联工业化的属性判定。
苏联工业化生产的国内循环在工业与农业生产之间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验证（见表3）。从苏联主要产业门类的生产率来看，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最为迅速，建筑业、铁路运输业次之，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长期低于其他部门。如果从农业产出量来看，农业产出量的增长倍数确实不如同时期工业品，这也印证了苏联经济体系“过重”的特点。
但从农业产出量和农作物产量来看，苏联人均谷物（增长77%）和人均肉类（增长1.16倍）的规模总体趋势是增长的（见表4），肉类供应相对稳定，但谷物生产的波动非常大，如1975年苏联谷物总产量仅为140.1百万吨，比1970年少了46.7百万吨。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苏联的工业化是一个以重工业国内循环为核心的生产体系，这个体系内部不仅存在工业与农业生产的比例失衡，就连工业内部也存在巨大的发展不平衡。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苏联倾其全力推动重工业部门的快速扩张。这样的工业化仍然面临着另外一个难题，即如何筹措重工业部门快速扩张所需的资金。当然，苏联工业化初期的启动资金中有很大比例来自国外贷款。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苏贷款流产，苏联通过外部世界获取重工业化资金的渠道大大缩减，但从苏联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对比来看（见表5），资金的缩减并未减缓苏联工业化的步伐。
重工业部门的快速扩张需要大量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入生产，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比例较高。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部贷款规模缩减的情况下，苏联是如何实现重工业体系的国内循环呢？这就引出了苏联重工业国内循环的另外一个层面，即资金的内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