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主义的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混合体？
【文/亚历山大·杜金，编译/墨凝、佳衣】 一、特朗普革命 目前俄罗斯和全世界显然都感到困惑：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俄罗斯只有少数专家真正理解美国目前发生的变化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亚历山大·雅科文科。雅科文科非常准确地指出，“这是一场革命。” 的确如此。 当选总统特朗普及其核心支持者，特别是充满热情的马斯克，正在展开一场几乎可以称为革命性的行动。特朗普刚刚就职，美国乃至欧洲已经感受到冲击。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巨大变革，可以说，这场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海啸，任何人都未曾预见到。 许多人曾认为，当选后特朗普可能会像他第一任期内某些阶段那样，逐步回归相对传统的政策路径，尽管仍保留他特有的个人风格与随性特点。然而，目前可以明确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特朗普的出现象征着革命。因此，在这段从拜登到特朗普的权力交接过渡期内，进行最为严肃的分析显得尤为重要：美国究竟正在发生什么？因为确实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 二、深层国家及美国崛起的历史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深层国家”如此强大的背景下，特朗普究竟是如何成功当选的？对此，有必要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 美国的“深层国家”代表着国家机器的核心力量，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精英。美国的国家、商业和教育体系并非彼此独立的领域，而是一个相互交织的整体。此外，美国传统的秘密社团和俱乐部也是该体系的一部分，这些组织曾长期作为精英交流的中心。这个复杂的体系通常被称为“深层国家”。 与此同时，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大主要政党并非某种特殊意识形态的载体，而是深层国家统一思想、政治和经济路线的不同表达形式。两党之间的平衡仅在一些次要问题上进行调整，同时保持与整个社会的联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时期（1947—1991）；第二阶段是单极世界或所谓“历史终结”的时期（1991—2024）。在冷战阶段，美国与苏联作为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全方位的较量；而在单极世界阶段，美国彻底击败了苏联，成为唯一的全球政治和意识形态超级大国（亦可称为超级霸权）。推动这一以全球统治为目标的路线的主导力量，并非政党或其他独立机构，而是“深层国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霸权逐渐呈现出左翼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其核心公式是将大型国际资本的利益与进步主义的个人主义文化相结合。这一战略在美国民主党内得到了最广泛的接受，而在共和党中则得到了“新保守主义者”（“新保”）的支持。其主要理念是对未来抱有坚定的线性增长信念：不仅包括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还包括自由主义及其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似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社会都默认并接受了美国模式，即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模式、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为中心的以人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以西方为导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美国的深层国家完全认同这一议程，并作为其实施的保障力量，推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与落地。 三、亨廷顿及对路线修正的主张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知识界便开始出现一些声音，警告这种全球化路径在长期视角下可能存在的问题。其中，塞缪尔·亨廷顿最为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立场。他预言“文明的冲突”、多极化趋势以及西方中心全球化的危机。亨廷顿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加强而非削弱美国的身份认同，同时在区域范围内将其他西方社会凝聚起来，而非追求全球性的融合或试图构建单一的西方文明。 然而，在当时，这种观点被视为少数怀疑论者的谨慎过度，未获主流接受。深层国家则完全站在“历史终结”乐观主义者一边，例如亨廷顿的主要对手弗朗西斯·福山。这种立场也解释了美国历任总统政策的延续性：从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以及随后不完全符合此逻辑的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深层国家的主导思想贯穿始终。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如小布什），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深层国家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战略：全球主义、自由主义、单极化和霸权。 这种对全球主义者而言的乐观路线从2000年代初便开始遭遇挑战。俄罗斯不再盲目追随美国，而是逐步强化自身的主权。这一点在2007年普京的慕尼黑演讲以及2008年的格鲁吉亚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高潮则是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直至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的开启。这一系列行动完全背离了全球主义者的计划，与其所设想的全球化进程形成了鲜明对立。 中国则开始推行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充分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当全球化的逻辑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甚至威胁到国家主权时，中国则果断采取措施加以遏制。 在伊斯兰世界中，针对西方的抗议此起彼伏，说明追求更大的独立性，也说明他们拒绝被强加的自由主义价值观。 在印度，随着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上台，右翼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开始掌握政权。非洲的反殖民情绪逐渐高涨，而拉丁美洲国家则越来越感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美国及西方整体的依赖。这一系列变化促成了作为多极化国际体系雏形的金砖国家的成立，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方的相对独立。 美国的“深层国家”正面临一个严峻抉择：是继续坚持自身立场，无视对立趋势的增长，并试图通过信息操控、主导叙事，甚至直接审查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方式来压制这些趋势；还是承认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尝试找到新的应对方案，在面对已不再符合部分美国分析家主观预期的现实情况下，对其基本战略进行调整。 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似乎更像是一次偶然事件或系统的技术性故障。他的上台借助了民粹主义浪潮，依赖于那些在美国国内愈发意识到全球主义议程不可接受并拒绝“觉醒文化”（woke culture）的群体。“觉醒文化”是一种左翼自由主义的范式，包含极端个人主义、性别政治、女权主义、LGBT权利、取消文化、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鼓励，不再批判种族理论等。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首次广泛讨论“深层国家”的存在。与此同时，深层国家的议程与普通民众情绪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并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 然而，在2016年至2020年间，“深层国家”并未真正将特朗普视为威胁，而特朗普本人在担任总统期间也未能推动结构性改革。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结束后，“深层国家”选择支持拜登和民主党，通过推动选举进程并对特朗普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试图消除这一被视为对美国数十年来奉行的全球主义单极化路线的重大威胁——一条总体上已经取得一定成功的路线。因此，拜登在竞选时提出了“重建得更好”（Build Back Better）的口号，意在表明，在特朗普任期的“偏离”之后，美国应当重新回归全球主义自由议程的正轨。 然而，2020年至2024年期间，一切发生了变化。尽管拜登依靠“深层国家”重新恢复了此前的路线，但这一次他不得不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他需要证明，所有关于全球主义危机的迹象不过是“反对者的宣传”“普京或其他国家代理人的活动”，以及“国内边缘势力的阴谋”。这一努力旨在掩盖全球化进程中日益显现的裂痕，同时试图巩固全球主义议程的合法性和延续性。 拜登依靠美国民主党高层和“新保守主义者”（“新保”），试图将问题描述为并非真正的危机或现实冲突，也不是因为现实愈发与自由主义全球主义者的理念和计划相矛盾，而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意识形态对手的施压。他的目标包括：对俄罗斯实施战略性打击、遏制中国扩大影响力（如“一带一路”倡议）、破坏金砖国家及其他迈向多极化的趋势、压制美国和欧洲的民粹主义倾向，甚至通过法律、政治手段乃至实际行动消除特朗普的影响。 为实现这些目标，他不惜容忍甚至间接支持恐怖主义手段，同时大幅强化对左翼自由主义审查的力度。事实上，正是在拜登执政期间，自由主义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具有极权主义特征的体系，以维护全球主义议程为核心，通过控制叙事和压制异见来巩固其权力。 “深层国家”继续支持拜登以及全球主义者的总体议程。在欧洲，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包括鲍里斯·约翰逊、基尔·斯塔默、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同时，极端全球主义者索罗斯及其机构也高度活跃，不仅深度渗透到欧洲各主要机构，还积极推动多项全球干预行动。 这些行动包括试图排挤印度总理莫迪、在“后苏联空间”（如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筹划新的颜色革命，以及试图推翻伊斯兰世界中那些对全球主义持中立甚至敌对立场的政权（如孟加拉国、叙利亚）。这一系列干预措施反映了全球主义者在巩固其全球议程方面的激进策略，并试图通过多方位的干预和操控重塑国际政治格局。
【文/亚历山大·杜金，编译/墨凝、佳衣】
一、特朗普革命
目前俄罗斯和全世界显然都感到困惑：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俄罗斯只有少数专家真正理解美国目前发生的变化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亚历山大·雅科文科。雅科文科非常准确地指出，“这是一场革命。” 的确如此。
当选总统特朗普及其核心支持者，特别是充满热情的马斯克，正在展开一场几乎可以称为革命性的行动。特朗普刚刚就职，美国乃至欧洲已经感受到冲击。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巨大变革，可以说，这场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海啸，任何人都未曾预见到。
许多人曾认为，当选后特朗普可能会像他第一任期内某些阶段那样，逐步回归相对传统的政策路径，尽管仍保留他特有的个人风格与随性特点。然而，目前可以明确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特朗普的出现象征着革命。因此，在这段从拜登到特朗普的权力交接过渡期内，进行最为严肃的分析显得尤为重要：美国究竟正在发生什么？因为确实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
二、深层国家及美国崛起的历史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深层国家”如此强大的背景下，特朗普究竟是如何成功当选的？对此，有必要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
美国的“深层国家”代表着国家机器的核心力量，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精英。美国的国家、商业和教育体系并非彼此独立的领域，而是一个相互交织的整体。此外，美国传统的秘密社团和俱乐部也是该体系的一部分，这些组织曾长期作为精英交流的中心。这个复杂的体系通常被称为“深层国家”。
与此同时，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大主要政党并非某种特殊意识形态的载体，而是深层国家统一思想、政治和经济路线的不同表达形式。两党之间的平衡仅在一些次要问题上进行调整，同时保持与整个社会的联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时期（1947—1991）；第二阶段是单极世界或所谓“历史终结”的时期（1991—2024）。在冷战阶段，美国与苏联作为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全方位的较量；而在单极世界阶段，美国彻底击败了苏联，成为唯一的全球政治和意识形态超级大国（亦可称为超级霸权）。推动这一以全球统治为目标的路线的主导力量，并非政党或其他独立机构，而是“深层国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霸权逐渐呈现出左翼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其核心公式是将大型国际资本的利益与进步主义的个人主义文化相结合。这一战略在美国民主党内得到了最广泛的接受，而在共和党中则得到了“新保守主义者”（“新保”）的支持。其主要理念是对未来抱有坚定的线性增长信念：不仅包括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还包括自由主义及其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似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社会都默认并接受了美国模式，即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模式、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为中心的以人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以西方为导向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美国的深层国家完全认同这一议程，并作为其实施的保障力量，推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与落地。
三、亨廷顿及对路线修正的主张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知识界便开始出现一些声音，警告这种全球化路径在长期视角下可能存在的问题。其中，塞缪尔·亨廷顿最为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立场。他预言“文明的冲突”、多极化趋势以及西方中心全球化的危机。亨廷顿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加强而非削弱美国的身份认同，同时在区域范围内将其他西方社会凝聚起来，而非追求全球性的融合或试图构建单一的西方文明。
然而，在当时，这种观点被视为少数怀疑论者的谨慎过度，未获主流接受。深层国家则完全站在“历史终结”乐观主义者一边，例如亨廷顿的主要对手弗朗西斯·福山。这种立场也解释了美国历任总统政策的延续性：从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以及随后不完全符合此逻辑的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深层国家的主导思想贯穿始终。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如小布什），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深层国家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战略：全球主义、自由主义、单极化和霸权。
这种对全球主义者而言的乐观路线从2000年代初便开始遭遇挑战。俄罗斯不再盲目追随美国，而是逐步强化自身的主权。这一点在2007年普京的慕尼黑演讲以及2008年的格鲁吉亚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高潮则是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直至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的开启。这一系列行动完全背离了全球主义者的计划，与其所设想的全球化进程形成了鲜明对立。
中国则开始推行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充分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当全球化的逻辑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甚至威胁到国家主权时，中国则果断采取措施加以遏制。
在伊斯兰世界中，针对西方的抗议此起彼伏，说明追求更大的独立性，也说明他们拒绝被强加的自由主义价值观。
在印度，随着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上台，右翼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开始掌握政权。非洲的反殖民情绪逐渐高涨，而拉丁美洲国家则越来越感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美国及西方整体的依赖。这一系列变化促成了作为多极化国际体系雏形的金砖国家的成立，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方的相对独立。
美国的“深层国家”正面临一个严峻抉择：是继续坚持自身立场，无视对立趋势的增长，并试图通过信息操控、主导叙事，甚至直接审查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方式来压制这些趋势；还是承认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尝试找到新的应对方案，在面对已不再符合部分美国分析家主观预期的现实情况下，对其基本战略进行调整。
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似乎更像是一次偶然事件或系统的技术性故障。他的上台借助了民粹主义浪潮，依赖于那些在美国国内愈发意识到全球主义议程不可接受并拒绝“觉醒文化”（woke culture）的群体。“觉醒文化”是一种左翼自由主义的范式，包含极端个人主义、性别政治、女权主义、LGBT权利、取消文化、对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鼓励，不再批判种族理论等。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首次广泛讨论“深层国家”的存在。与此同时，深层国家的议程与普通民众情绪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并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
然而，在2016年至2020年间，“深层国家”并未真正将特朗普视为威胁，而特朗普本人在担任总统期间也未能推动结构性改革。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结束后，“深层国家”选择支持拜登和民主党，通过推动选举进程并对特朗普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试图消除这一被视为对美国数十年来奉行的全球主义单极化路线的重大威胁——一条总体上已经取得一定成功的路线。因此，拜登在竞选时提出了“重建得更好”（Build Back Better）的口号，意在表明，在特朗普任期的“偏离”之后，美国应当重新回归全球主义自由议程的正轨。
然而，2020年至2024年期间，一切发生了变化。尽管拜登依靠“深层国家”重新恢复了此前的路线，但这一次他不得不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他需要证明，所有关于全球主义危机的迹象不过是“反对者的宣传”“普京或其他国家代理人的活动”，以及“国内边缘势力的阴谋”。这一努力旨在掩盖全球化进程中日益显现的裂痕，同时试图巩固全球主义议程的合法性和延续性。
拜登依靠美国民主党高层和“新保守主义者”（“新保”），试图将问题描述为并非真正的危机或现实冲突，也不是因为现实愈发与自由主义全球主义者的理念和计划相矛盾，而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意识形态对手的施压。他的目标包括：对俄罗斯实施战略性打击、遏制中国扩大影响力（如“一带一路”倡议）、破坏金砖国家及其他迈向多极化的趋势、压制美国和欧洲的民粹主义倾向，甚至通过法律、政治手段乃至实际行动消除特朗普的影响。
为实现这些目标，他不惜容忍甚至间接支持恐怖主义手段，同时大幅强化对左翼自由主义审查的力度。事实上，正是在拜登执政期间，自由主义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具有极权主义特征的体系，以维护全球主义议程为核心，通过控制叙事和压制异见来巩固其权力。
“深层国家”继续支持拜登以及全球主义者的总体议程。在欧洲，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包括鲍里斯·约翰逊、基尔·斯塔默、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同时，极端全球主义者索罗斯及其机构也高度活跃，不仅深度渗透到欧洲各主要机构，还积极推动多项全球干预行动。
这些行动包括试图排挤印度总理莫迪、在“后苏联空间”（如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筹划新的颜色革命，以及试图推翻伊斯兰世界中那些对全球主义持中立甚至敌对立场的政权（如孟加拉国、叙利亚）。这一系列干预措施反映了全球主义者在巩固其全球议程方面的激进策略，并试图通过多方位的干预和操控重塑国际政治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