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珍·古道尔：传奇动物学家的中国之行

三十多年来，珍·古道尔全球奔走，宣扬尊重自然界的重要性。2024年11月底，珍第17次到访中国。（根与芽（北京）供图）

“能帮我们照一张吗？孩子从武汉来的。”一对中年夫妇带着孩子请求道。

中学生模样的孩子互相交谈：“这辈子值了。”

透过厚厚的人墙，依稀看见珍·古道尔从电梯走了出来。她一如既往地将银灰色的头发梳成马尾辫，抱着她的“护身符”——名为“Mr.H”的猴子玩偶。戴着的吊坠是非洲大陆的形状，上面有一个小圆点，那是贡贝国家森林公园，她最初开始黑猩猩研究的地方。

会场设置了二十多个展台，孩子们站在展台前等待被介绍，不敢轻举妄动。珍走到一位穿着传统服装的女生面前，拨了拨垂在她眼前的银饰，咧开嘴笑了。她认真参观了每一个展台，答应了每一个请求的合影，后续活动延迟了一段时间。

大合影环节，一排孩子在珍的前面蹲下，珍弹了弹前排女孩头上的小树苗发夹，“三二一,chim-pan-zee（黑猩猩）”。做完演讲后，珍又被孩子们簇拥着，陷入短暂的混乱。她发出黑猩猩的叫声，维持秩序。

在许多这样的瞬间里，珍不像一个众人敬仰的传奇人物，更像是一个顽皮好奇的小孩。

珍·古道尔是当今最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和动物保育人士之一，著有超过三十本书，获得过包括联合国和平大使、不列颠帝国勋章、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在内的多项荣誉。在国内，她的事迹被写进多本中小学教科书中，她创办的针对青少年的环境教育项目“根与芽”（Roots and Shoots）目前成立了超过一千个小组。

这是珍自1998年以来第17次到访中国。她欣喜于中国环境保护的卓有成效——“第一次来北京时，我都看不见几米外的道路，而现在的天空变得这么蓝了！”她所到之处形成了现象级的瞩目和欢迎：现场的志愿者以她为圆心，拉成圆圈保护她，再外圈是近三十台摄像机和无数台手机，几天的活动几乎都是这样的规模。

在2024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主持人问她，“最让你惊讶的事情是什么？”

珍回答道，“我如何成为了今天的我！这对我来说太奇怪了。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想象有两个珍：一个是你面前的珍，她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经历了二战，做服务员赚取生活费去非洲；另一个是国家地理杂志和探索频道打造的偶像。我必须非常非常努力地才能跟上那个偶像的步伐。她会‘欺负’我。”

“我有时会觉得自己太懒了。”再过四个月就要满91岁的珍说。这是“觉得自己太懒”的珍·古道尔的日常：她恢复了疫情前每年300天全球演讲的习惯，从2024年11月中旬开始她先后前往了印度、马来西亚、中国香港；从北京离开后，她又飞往新加坡、尼泊尔、美国，继续她的行程。在北京的5天时间里，她参加了几乎每一场安排的活动，包括近10场公开活动。唯一取消的是整趟行程最后，参观故宫神武门的活动——唯一休闲的活动。

11月底的北京刚迎来第一场雪，气温在零度徘徊。珍入住的酒店没有供暖，珍不开空调，在房间里穿羽绒服。她的食量很少，活动间隙用坚果、巧克力和一些水果补充体力。1970年代，读完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了解到工厂化养殖的动物的悲惨境遇后，珍决定成为一名素食主义者。

珍在2024年3月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记者说，“我觉得我不会有精力做环球旅行，而这是您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

“我在你这个年纪是不会有精力的。不可能。但我意识到我已经到了90岁，我不知道‘终点’会在哪里，但我显然比70岁时更接近它了，比60岁时近得多。”珍回答道，“但如果你觉得你有一个使命，试图让更多人理解我们需要采取行动，以及每个人的行动都会产生影响，可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并不知道，那么我怎么可能选择放慢脚步，而不是加快速度呢？”

作为当今最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和动物保育人士之一，珍所到之处形成了现象级的瞩目和欢迎。（根与芽（北京）供图）

“我不需要任何休息！”

在北京798艺术园区举办的一场慈善晚宴上，为了让坐在后面的人也能看到她，珍决定站上椅子演讲。大家劝说无果，她脱下鞋，在搀扶下站上椅子，脱稿发表了40分钟的演讲。

脱稿演讲是她的习惯。1962年4月，28岁的她在伦敦动物学会举行的灵长类动物研讨会做了她的第一次科学演讲。“我非常害怕，开头才五分钟我就觉得自己快喘不上气了。”珍后来说，“我发了个誓：我永远不会念稿子，也一定不会说‘嗯’或‘呃’。”从那以后，她一直坚守这一誓言。

北京根与芽办公室总干事钱蕾是这次珍·古道尔北京之行的统筹者。这几天，钱蕾陪珍一起坐车前往活动场地。她观察到，在车上，珍会为下一场活动提前写下演讲大纲，“她需要知道演讲的受众是谁，去重新组织她要说的内容”。打转向灯时，车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珍跟着模仿，“Tik-Tok，Tik-Tok”。

她宣讲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宣讲希望的力量。环保、希望，这些字眼在如今的许多人看来似乎有些老调重弹，但珍依旧坚持在任何场合，对任何愿意倾听的人诉说。她坚持在拍照时说“chim-pan-zee”，强调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些事情，也会在每一次演讲的末尾号召大家一起喊：“Together we can, together we will, together we must save the world.（我们一起可以，我们一起将会，我们一起必须拯救这个世界。）”

2003年，珍∙古道尔做了一场Ted演讲，题目是“什么将我们与黑猩猩区分开？”演讲临近结束，她问主持人，“我还有几分钟？”对方回答，一到两分钟。珍说，“两分钟，我需要两分钟。你们会冲上来把我拉下去吗？”

钱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珍至今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每天八九点起床，吃一点面包和咖啡后开始回复邮件、处理事务，下午和晚上参加各种活动，到晚上十点左右才睡觉。睡前喝一点威士忌酒，是她为数不多的休息时光。

当被问道“你休息时会做些什么”，珍笑着反问，“你觉得我有时间吗？”

12月4日下午，珍·古道尔来到了位于中国美术馆附近的展览参观。前四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大家担心她疲惫，劝她休息一下再继续参观。“我不需要任何休息！”珍喊道。

和她二十年前的经历相比，这的确算不上什么。74岁时，为了寻找一只黑猩猩，珍爬上了一个近三十米高的陡峭的坡地。快爬到顶时，在她的正上方有块大石头，“如果我攀着那块石头上去，然后再来一块，我就能看到上面。”珍这样想。当她伸手抓住那块石头的时候，石头脱落了。

石头砸到珍的胸口上，她和石头一块儿滚了下去。万幸的是，她被推到了旁边的植物丛里，石头则一路滚到了底。后来那块石头被抬回了珍在贡贝的房子外面，成为她的一个“战利品”，“我们会让人猜它有多重”——约59公斤。

过了很久，她一直觉得身体有些地方不对劲，于是让牙医给她拍个片子，“我已经在他那儿了，也不想再花功夫去预约另一个医生”。后来发现是颧骨骨折了，医生建议在颧骨附近放置一块金属板。珍立刻否决了这个建议。“想想机场的安检！我没时间去疼啊痛的，我还有工作。直到现在我也没时间花在疼痛上，我依然有工作要做。”

珍习惯脱稿发表演讲。（根与芽（北京）供图）

“我无法看着动物受苦”

有一则关于珍·古道尔的轶事广为流传：相比黑猩猩，珍其实更喜欢狗，因为“黑猩猩太像人类了”。她原本没有想过专门从事黑猩猩的科研工作，最初只是想去森林和动物待在一起。

“我是怀着对动物的爱从妈妈子宫里跳出来的。”珍·古道尔这样说。1934年，珍·古道尔出生在伦敦。不到两岁时，她把蚯蚓带到床上睡觉。她的妈妈发现床上爬满了蚯蚓时并没有发火，只是说：“蚯蚓最好还是待在花园里。”四岁的时候，珍失踪了四个小时，妈妈报了警，而珍其实一直蹲在鸡舍里，试图弄明白鸡蛋是怎么来的。

10岁时，珍读到《人猿泰山》的故事，“他娶了错的那个珍！”那一年，她决定以后要去非洲和野生动物一起生活，写关于它们的书。当时所有人都嘲笑她，除了她妈妈，她说：“如果你真的想做成这件事，你就必须非常努力，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迟早你就能找到办法。”

1956年底，珍受朋友邀请去肯尼亚游玩，她做服务员攒下船票费，并在第二年动身前往肯尼亚。随后，她拜访了时任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路易斯·利基。和利基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早期人类化石的挖掘工作后，利基对她的勇气印象深刻，便向她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邀请她研究黑猩猩，以寻找人类最早祖先的线索。

1960年，26岁的珍第一次踏入了坦桑尼亚的贡贝丛林。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失望是家常便饭。在对谈集《希望之书》中，珍回忆那段生活：每天天没亮就起床，爬上贡贝的山崖去找黑猩猩。“我得弓着身子甚至四脚着地爬过森林，浑身筋疲力尽，胳膊、腿和脸全部被林下灌丛刮伤。最后我总算能偶尔遇到一群黑猩猩，每次心脏都跳到嗓子眼——但它们总是看我一眼就跑掉了，我什么也来不及观察。”

为了更好地学习黑猩猩的习性，一切黑猩猩吃的东西，珍都会吃，包括白蚁——“最好是烤一下再吃，味道像对虾，或者是那种配鸡尾酒的小食”。

几个月后，这样的生活终于有了回报。她观察到，她最喜欢的一只黑猩猩“灰胡子大卫”用一根草茎戳进白蚁巢穴，以挖出昆虫食用。她将这个发现用电报发给了利基，他回复道：“现在我们要重新定义人类，重新定义工具，或者接受黑猩猩也是人类的一员。”黑猩猩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一发现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学术界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然而，在当时的学术界，动物与人类存在清晰界限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灵长类动物学又是一门几乎完全由男性主导的学科。1961年，珍在剑桥攻读动物行为学博士，在那里，她的研究方法遭到了批评，被指不应该给黑猩猩命名、不应该认为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有“个性”。

珍选择坚持自己的想法。“我母亲总是教导我们，如果人们不同意你的观点，重要的是要倾听他们。但如果你仔细听了他们的意见，你仍然认为你是对的，那么你必须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

1966年，一场脊髓灰质炎在贡贝的黑猩猩群体中蔓延开。很快，珍的团队给黑猩猩接种了疫苗，但是其中一只黑猩猩的病情过于严重，珍为它进行了安乐死。“有人说应当顺其自然。”纪录片《珍·古道尔的传奇一生》的导演布莱特·摩根对她说。珍一向平静的语气变得激动：“抱歉，我不在乎其他任何人说什么……我无法看着动物受苦，就像我也没法看着人类受苦。”

珍长年与黑猩猩生活在一起，研究它们的习性。她发现黑猩猩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这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学术界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资料图）

可以为了梦想放弃其他的一切

1986年，在一次关于黑猩猩的会议上，珍意识到森林砍伐和环境污染正在对动物种群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她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这个会议，却以一名社会活动家的身份离开。她开创了一种名为“TACARE”（坦噶尼喀流域造林和教育计划）、以当地社区为基础的自然环保方法，并于1991年成立了“根与芽”项目。此后的近三十年间，她奔走世界各地，宣扬可持续发展、与自然和谐共处以及尊重自然界的重要性。

许多人用“圣人”形容她，媒体将她比作“四处奔走的特蕾莎修女”，《卫报》评论道，“她将庄严与一种圣洁相结合，她的宗教以绿色为主，主要面向年轻人。”珍“布道”的方式并不是通过恐吓或者责令，而是通过讲述一件件个体如何发生改变的故事——这些充满希望的故事在当今的世界中，似乎因为太过美好而鲜少得到重视。

在珍英国的家里，书架上堆满了各种样式的动物玩偶，她会带着它们去演讲，其中包括“受虐待农场动物的代言人”的小牛、用嘴巴拿画笔创作艺术的小猪“猪加索”（Pigcasso），最著名的一只是玩偶猴子“Mr.H”，它来自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加里·霍恩，后者在服役时失明，后来成为职业魔术师，还学会了滑雪和跳伞。“Mr.H”被霍恩误认作黑猩猩赠给了珍，珍一直带在身边，“人们只要碰它一下，就会变得判若两人，因为加里·霍恩那顽强的精神会传递给他们。”珍经常借此向人科普猴子和猩猩的区别：猴子有尾巴，猩猩没尾巴。

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致敬珍·古道尔——驱动力：共情与直觉巡回艺术展》展出的作品“大地之母”来自中国设计师马可。珍是她童年的偶像，“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女性，可以为了自己的梦想放弃其他的一切”。2008年，珍·古道尔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演讲，身在巴黎的马可连夜飞回国，在演讲开始前五分钟赶到现场。后来，马可创立的“無用”成为中国首家社会企业原创生态品牌，致力解决中国民间手工艺人的生存问题。

“珍做这一切事情都不是出于对自己一个人的考虑，而是非常庞大的群体的利益，”马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一直觉得珍的心里永远有一个孩子，她是永远都不会老的。”

在聚光灯的背后，这位当代“特蕾莎修女”确实展现出孩子气的一面。这场艺术展的另一件作品是艺术家徐冰的《背后的故事：浮恋暖翠图》。这件作品正面是一幅山水画，绕到作品背面才发现，整件作品由枯枝、纸张、塑料薄膜等废弃物组成。珍惊讶地来回穿过包围住她的摄影机位，反复看了几遍正反面，对她的随行摄影师吐了吐舌头。

刚到北京的几天，珍有一点流鼻涕，钱蕾将她的餐巾纸递给珍。纸巾上印有小狗的图案，这立刻获得了珍的青睐，“我要把它带回英国去！”

2021年，《纽约时报》向珍提问，最近读到的最喜欢的书是什么。88岁的珍回答：《指环王》。“这本书就像一个关于我们在当今的黑暗时期所面临的挑战的寓言，”珍解释道，“我认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关于应该如何生存，如何扭转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还有如何面对贫困、种族主义、歧视、贪婪和腐败。”

这样充满理想主义的童话般的叙事，真切地产生了影响。每天都有人发来邮件或者走到她的面前表达感谢，表达自己因为她的事迹而发生的改变。“我怎么能让他们失望呢？”

纪录片《珍·古道尔的传奇一生》剧照。（资料图）

“哦，珍，请别死！”

青少年的珍曾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幻想过成为殉道者，或者成为一名烈士——某种程度上，她后面的人生选择实现了这个梦想。

她也频繁论述体验到“存在一股神秘力量”的时刻：她最早的记忆有关一只蜻蜓，它飞到珍的身边，把一岁不到的珍吓坏了，路人便帮着打死了它，这只因她而死的蜻蜓对珍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许我的一生中一直在下意识地缓解这种内疚”。二战期间的一天，妈妈执意带着幼年的她绕远路回家，不久后她们亲眼看见德军将炸弹投在了她们常走的那条近道上。

当然，这股“神秘力量”也包括她遗传了父母的好基因，目前身体与神智尚好。尽管她的眼睛因长期野外生活和伏案工作而变得十分畏光，耳朵也配上了助听器，但是她还可以在一个下午的应酬后，从休息室小跑回活动现场进行演讲，也可以穿着钱蕾送她的红色熊猫羊毛袜和老北京布鞋，一口气爬上十来级台阶。“这些东西是为了某个原因才给我的，对吧？”

时至今日，她的宗教信仰泛化成一种精神信念。“我的生命意义是给人们带来希望，因为没有希望，人们就会放弃。”2023年上映的电影《珍·古道尔：希望的理由》（Jane Goodall: Reasons for Hope）里，当被问及为什么依旧这么充满希望的时候，珍思考片刻，总结道，“我这人是倔脾气，我不会说丧气话。”

她也不是没有过想要放弃的时刻。在困难的时日里，支撑她走过的是外祖母最喜欢的《圣经》里的句子：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生活给你考验时，会同时给你应对的力量，哪怕日复一日，考验绵绵不绝。”

有一次，珍刚回家几天，又要准备下一次旅行。她向妹妹朱迪抱怨说：“我不想去了，我厌倦了。”朱迪拿来珍儿时用六个火柴盒黏在一起制成的迷你小抽屉，“来抽一段经文”。连续三次，尽管每次都把它放回不同的抽屉，珍抽到的都是同一个卷轴，上面经文写着，“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意思是，这就是她要走的道路。朱迪说：“你还是去吧！”

珍承认，很多时候，她都觉得自己的对手是贪婪、腐败和偏见——这似乎是一场最终注定会失败的缠斗，毕竟地球面临的问题如此严峻。“我有时不想起床，希望自己死了一样，但这种感觉不会持续太久。我想这是因为我很固执。”她笑着说，“我不会屈服的。我一定会战斗到死。”

当珍对她的助手、珍·古道尔基金会的联合主席玛丽·刘易斯开玩笑地抱怨道：“得了吧，我再也做不下去了。你今天给我安排了三个Zoom会议。我不在乎我今天是死是活了。”玛丽回敬道：“哦，珍，请别死！我们还没计划写你的讣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