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 | 何为少年之“强”
2024-12-01 18:00:00 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脍炙人口，其中“少年强则国强”的说法，更是广为人道。青少年代表未来，一个国家的青少年如何，便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将来如何。这一点，恐怕是古今中外无人怀疑的。不过，这里的“强”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少年强”究竟是什么意思，梁启超并未在文中给予解释。或许他认为“强”的涵义不言而喻，但是，何为少年之“强”，却实在是一个需要加以分析和澄清的问题。在今天，这一点尤其必要。 “强”字最容让人想到的，首先是体魄的强健。这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当时国人普遍身体羸弱，以致被外人讥为“东亚病夫”。大众熟知的一系列文学和影视作品，如《霍元甲》《精武门》和《陈真》等，都是当时的国人欲求强身健体、一洗“东亚病夫”之耻那种集体意识的充分流露和反映。时至今日，一个国家的青少年之“强”，仍然直接意味着体魄的强健。在种种体育竞赛中，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也因此，种种体育竞赛的胜败，也成了牵动人们心情的重大事件。比如中国足球一再的败绩，之所以令人痛心疾首，就是因为“赢”意味着“强”，而“败”就是“弱”。没有“弱”所导致的“败”，也就不存在国家与民族的荣誉问题。 不过，“少年强则国强”中的“强”，并不只是体魄强健意义上的“强”。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早已摆脱了“东亚病夫”的耻辱。虽然足球运动败绩累累，但其它体育运动方面，中国运动员则捷报频传，中国也早已成为体育大国。但是，为什么大众中不少人对于昔日梁启超所谓的“少年强则国强”仍然有着强烈的共鸣呢？这就说明，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的“强”，不仅仅是国人体魄的强健，甚至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并不是身体的强健。 为什么这么说呢？显然，体魄的强健只是“力”这一意义上“强”的反映，而人类作为文明的存在，除了“力”之外，更注重的是“理”。换句话说，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和意义，更为重要的并不在于“体力”“物力”乃至“财力”和“军力”这一“力”的方面，而在于创造文明并体现文明这一“理”的方面。否则的话，人类就成了弱肉强食的蛮荒丛林和动物世界。 俗话所谓“有理走遍天下”，说的正是“理”的力量超过一切，任何人都要讲理。曾有古代的皇帝自认为掌握了最高的权力，变成了天下最“强”的人，便得意洋洋地问手下的大臣是否自己天下最大，结果深受中国传统价值尤其儒学熏陶的大臣回应说：“天下还有一样东西比陛下更大。”皇帝诧异问那是什么，大臣答曰：“天下理最大，陛下也得讲理。”这一故事，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无论是体力、武力、财力和权力等“力”，在文明、正义等价值所反映的“理”的面前，均处在次要的位置。正是因此，“道高于势”“从道不从君”也才不仅是中国传统的价值，同时也是西方文明中被普遍接受的价值。就此而言，“少年强”的“强”，除了体魄的增强这一涵义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文明程度的增强。 这一点，从梁启超在当时对于“公德”的大声疾呼，便可以令人有深切的感受。他说： “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此西儒亚里士多德之言）。人而不群，禽兽奚择。而非徒空言高论曰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论公德》） 梁启超这里所说的“公德”，就是在社会这一公共领域所要讲的“理”，就是对于公共秩序的尊重和遵守，也就是现代汉语所说的“文明”以及古代汉语所谓的“礼”。“礼者，理也”这句古语，说的正是：人们对于“礼”的遵守，其实正是对于“理”的讲求。而无论守“礼”还是讲“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讲“文明”。而是否“文明”，最直接和重要的反映，便在于是否能够尊重和遵守公共秩序。因此，梁启超所谓“少年强”中的“强”，与其“公德”说相对应，恐怕更多地是指“守礼”和“讲理”这一方面的加强，换言之，也就是文明程度的增强。 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之林中被视为“强大”抑或“弱小”，并不仅仅在于军事和财富，而更在于文明程度。一个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如果在世界上不能主持公道、匡扶正义，而是恃强凌弱，只会被认为是“强横”“强暴”“强梁”，而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强大”；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如果“为富不仁”，不能做到“乐善好施”，或者仗着自己“财大气粗”，不能尊重贫穷的国家，甚至连自己国家的弱势人群也不能善待，也同样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强大。这一点，我在《重建斯文：儒学与现代世界》中已有申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此处不赘。 《清议报》第三十五册刊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总之，如果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之“强”的理解必须更加着眼于“文明”或者说“斯文”，那么，在“少年强则国强”这句话中，作为国之“强”的前提的少年之“强”，显然同样应当指的是“文明”“斯文”。一句话，用现代汉语通俗地说，“少年强则国强”的意思就是：只有年轻人不仅拥有强健的体魄，更有良好的文明教养，一个国家才有希望，才能够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而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作于1900年他滞留夏威夷期间。如今，虽然已经过去了124年。但正如本文开头所言，“少年强则国强”这句话，仍然颠扑不破，不断在人们的心中引发强烈的共鸣。并且，这句话所说的道理，也不仅仅适用于中国，而具有世界范围的普遍性。如果说青少年是未来的代表，那么，试问哪一个国家不是“少年强”则“国强”呢？当然，作为中国人，正如当年的梁启超一样，我们首先关切的是中国之强，是中国少年之强。于情于理，这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大家对于“少年强则国强”一再引发强烈的共鸣，这是否意味着如今中国的青少年正面临着不够“强”的问题呢？或者说，在是否够“强”的问题上，如今中国的少年是否不那么令人满意呢？ 如果“强”的意思需要更多地着眼于“文明”和“教养”，或者说着眼于公共秩序的尊重和遵守，或许古今中外的青少年都有形式各异、程度不同的难如人意之处。不过，我们不能因此便不去正视和探讨当下中国的青少年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只有发现问题并使其得到改善，才能由“不强”变“强”，由“不那么强”变得“更强”。如果我们仍然坚信任公“少年强则国强”这句话，为了“重建斯文”，让中国成为一个“富而好礼”“泰而不骄”的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就必须从让我们的青少年变“强”开始。 古语云“人穷志短”，在经济较为困难的时期，尤其是在“礼义廉耻”的传统价值受到摧毁的情况下，难免存在“斯文扫地”、公共秩序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遵守甚至被践踏的问题。那样的时代，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广大人群，恐怕都既是问题的承受者，同时也是问题的制造者。但是，改革开放迄今，如今那些15-25岁的年轻人，尤其是东南沿海较为发达城市中这一年龄段的年轻人，当他们已经处在丰衣足食的状态时，是否已经能够很好地尊重和遵守公共秩序、“讲理”“守礼”，从而具备和体现出良好的文明素养了呢？ 对此，我想以我的亲身经历为例来作出观察和思考。这样的话，我们这里的讨论可免于抽象。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有饭后在校园散步的习惯。而在散步的过程中，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学生在人行道上骑电动车或者自行车的情况。当然，有时是路况所致，使他们不得不在人行道上骑行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但也有不少时候，则是这些同学故意选择人行道行驶。即使非机动车道就在旁边，也并不拥堵，他们也依然骑行到人行道上。显然，这种情况就是对于公共秩序的不尊重和不遵守，就是文明程度的不足，就是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意义上的不强。 那么，为什么明明知道是人行道，明明有专用的非机动车道在旁边，还要骑着电动车或自行车占用人行道呢？究其原因，恐怕在这些同学的心里，占用人行道就是无所谓的行为。而为什么占用人行道就是无所谓的呢？如果我们对此进行心理分析加以深究的话，就会发现，这未必不与某种“苟且侥幸”“欺软怕硬”甚至“恃强凌弱”的潜意识有关。 校园里的人行道有的很窄，有一次我与一位骑电动车的同学在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上“狭路相逢”。由于我已经遇到了好几次这样的情况，不免对此有所思考。我提醒那位同学走错了道的同时，就询问那位同学，为什么不会骑到机动车道上去。那位同学应该是从未反省过这样的问题，一时语塞。我就说：“恐怕是你知道骑到机动车道危险，而人行道不会存在危险的问题。可是，你这样想的话，是不是只想到了自己的安危，而忘了别人的安危呢？在机动车道上，骑电动车的是弱者；而在人行道上，对于骑电动车的人来说，行人是弱者。你有没有想过，你在人行道上骑电动车行驶，对于行人会有危险呢？” 我的问题，相信绝大部分骑车占用人行道的学生都没有思考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同学没有那种潜意识，并不意味着我的问题是无的放矢。如果不存在那样的潜意识，他们也许就不会在明明有专用的非机动车道而不用的情况下，弃机动车道不占而取人行道占之了。或许有人会说，这样分析恐怕是“诛心之论”，然而，如果说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观念的结果的话，那么，不在观念上找寻原因，不在“心”上发现产生问题的根源，又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不尊重和遵守公共秩序的青年，将来走向社会，对于公共秩序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一个只怕自己被撞而不怕自己撞到别人的青年，将来在一个科层制的社会中，会不会是一个自私自利甚至恃强凌弱的人呢？哪怕只是一个为了抄近道的青年，将来走向社会，会不会无视规则而行险侥幸，做出破坏规则的苟且之事呢？这些忧虑，恐怕都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切实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假如那样的青年占据相当比例，将来的中国社会将会怎样，将来中国在世界上又会是怎样的形象，恐怕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在我经验中，就骑车占用人行道而言，那样不尊重也不遵守公共秩序的青年，在我所见到的学生中，是非常之少的。而当我指出那些侵占人行道的学生的问题时，绝大部分都会立刻“羞恶之心”呈现，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当，立刻改正。那种不以为耻反而蛮横无理地狡辩甚至叫嚣者，是极为罕见的。也正因此，我对于青年的信心，从未丧失。 有人会说，类似于骑车占用人行道的种种不文明的行为，并不只发生在青年的身上，而是具有“老少咸宜”的普遍性。的确，如果我们的观察不限于校园的话，仅就电动车占用人行道的行为来说，恐怕快递的电动车更为常见。进而言之，如果不文明的行为不限于电动车占用人行道这一种，而是广泛涉及社会上的各种行为的话，那么，一些经过特殊时期洗礼的老年人，其表现恐怕是远比广大的年轻人要“出色”的。既然如此，我这篇文章所说，为什么又要特别针对青少年而发呢？ 原因很简单，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梁启超的“少年强则国强”广为人道，我也是认同和共鸣的其中之一。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正是因为我和任公一样，坚信一国的未来在于一国的青少年，才会更多地将我的关怀放在了青少年的身上。而我更坚信：中国能否日益迈向文明而不是堕入野蛮，取决于今日的青少年能否充分意识到究竟何为少年之“强”；当下中国的青少年如何“自强”，在价值上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将来以何面目立足于世界之林。因此，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由衷希望我们的青年能够真正在“守礼”“讲理”和“斯文”的意义上“自强自立”，从古今中外一切传统和文明的价值中汲取养分，做一个顶天立地、俯仰无愧怍的人！（作者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脍炙人口，其中“少年强则国强”的说法，更是广为人道。青少年代表未来，一个国家的青少年如何，便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将来如何。这一点，恐怕是古今中外无人怀疑的。不过，这里的“强”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少年强”究竟是什么意思，梁启超并未在文中给予解释。或许他认为“强”的涵义不言而喻，但是，何为少年之“强”，却实在是一个需要加以分析和澄清的问题。在今天，这一点尤其必要。
“强”字最容让人想到的，首先是体魄的强健。这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当时国人普遍身体羸弱，以致被外人讥为“东亚病夫”。大众熟知的一系列文学和影视作品，如《霍元甲》《精武门》和《陈真》等，都是当时的国人欲求强身健体、一洗“东亚病夫”之耻那种集体意识的充分流露和反映。时至今日，一个国家的青少年之“强”，仍然直接意味着体魄的强健。在种种体育竞赛中，这一点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也因此，种种体育竞赛的胜败，也成了牵动人们心情的重大事件。比如中国足球一再的败绩，之所以令人痛心疾首，就是因为“赢”意味着“强”，而“败”就是“弱”。没有“弱”所导致的“败”，也就不存在国家与民族的荣誉问题。
不过，“少年强则国强”中的“强”，并不只是体魄强健意义上的“强”。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早已摆脱了“东亚病夫”的耻辱。虽然足球运动败绩累累，但其它体育运动方面，中国运动员则捷报频传，中国也早已成为体育大国。但是，为什么大众中不少人对于昔日梁启超所谓的“少年强则国强”仍然有着强烈的共鸣呢？这就说明，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的“强”，不仅仅是国人体魄的强健，甚至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并不是身体的强健。
为什么这么说呢？显然，体魄的强健只是“力”这一意义上“强”的反映，而人类作为文明的存在，除了“力”之外，更注重的是“理”。换句话说，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和意义，更为重要的并不在于“体力”“物力”乃至“财力”和“军力”这一“力”的方面，而在于创造文明并体现文明这一“理”的方面。否则的话，人类就成了弱肉强食的蛮荒丛林和动物世界。
俗话所谓“有理走遍天下”，说的正是“理”的力量超过一切，任何人都要讲理。曾有古代的皇帝自认为掌握了最高的权力，变成了天下最“强”的人，便得意洋洋地问手下的大臣是否自己天下最大，结果深受中国传统价值尤其儒学熏陶的大臣回应说：“天下还有一样东西比陛下更大。”皇帝诧异问那是什么，大臣答曰：“天下理最大，陛下也得讲理。”这一故事，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无论是体力、武力、财力和权力等“力”，在文明、正义等价值所反映的“理”的面前，均处在次要的位置。正是因此，“道高于势”“从道不从君”也才不仅是中国传统的价值，同时也是西方文明中被普遍接受的价值。就此而言，“少年强”的“强”，除了体魄的增强这一涵义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文明程度的增强。
这一点，从梁启超在当时对于“公德”的大声疾呼，便可以令人有深切的感受。他说： “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此西儒亚里士多德之言）。人而不群，禽兽奚择。而非徒空言高论曰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论公德》）
梁启超这里所说的“公德”，就是在社会这一公共领域所要讲的“理”，就是对于公共秩序的尊重和遵守，也就是现代汉语所说的“文明”以及古代汉语所谓的“礼”。“礼者，理也”这句古语，说的正是：人们对于“礼”的遵守，其实正是对于“理”的讲求。而无论守“礼”还是讲“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讲“文明”。而是否“文明”，最直接和重要的反映，便在于是否能够尊重和遵守公共秩序。因此，梁启超所谓“少年强”中的“强”，与其“公德”说相对应，恐怕更多地是指“守礼”和“讲理”这一方面的加强，换言之，也就是文明程度的增强。
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之林中被视为“强大”抑或“弱小”，并不仅仅在于军事和财富，而更在于文明程度。一个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如果在世界上不能主持公道、匡扶正义，而是恃强凌弱，只会被认为是“强横”“强暴”“强梁”，而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强大”；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如果“为富不仁”，不能做到“乐善好施”，或者仗着自己“财大气粗”，不能尊重贫穷的国家，甚至连自己国家的弱势人群也不能善待，也同样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强大。这一点，我在《重建斯文：儒学与现代世界》中已有申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此处不赘。
《清议报》第三十五册刊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总之，如果说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之“强”的理解必须更加着眼于“文明”或者说“斯文”，那么，在“少年强则国强”这句话中，作为国之“强”的前提的少年之“强”，显然同样应当指的是“文明”“斯文”。一句话，用现代汉语通俗地说，“少年强则国强”的意思就是：只有年轻人不仅拥有强健的体魄，更有良好的文明教养，一个国家才有希望，才能够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而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作于1900年他滞留夏威夷期间。如今，虽然已经过去了124年。但正如本文开头所言，“少年强则国强”这句话，仍然颠扑不破，不断在人们的心中引发强烈的共鸣。并且，这句话所说的道理，也不仅仅适用于中国，而具有世界范围的普遍性。如果说青少年是未来的代表，那么，试问哪一个国家不是“少年强”则“国强”呢？当然，作为中国人，正如当年的梁启超一样，我们首先关切的是中国之强，是中国少年之强。于情于理，这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大家对于“少年强则国强”一再引发强烈的共鸣，这是否意味着如今中国的青少年正面临着不够“强”的问题呢？或者说，在是否够“强”的问题上，如今中国的少年是否不那么令人满意呢？
如果“强”的意思需要更多地着眼于“文明”和“教养”，或者说着眼于公共秩序的尊重和遵守，或许古今中外的青少年都有形式各异、程度不同的难如人意之处。不过，我们不能因此便不去正视和探讨当下中国的青少年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只有发现问题并使其得到改善，才能由“不强”变“强”，由“不那么强”变得“更强”。如果我们仍然坚信任公“少年强则国强”这句话，为了“重建斯文”，让中国成为一个“富而好礼”“泰而不骄”的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就必须从让我们的青少年变“强”开始。
古语云“人穷志短”，在经济较为困难的时期，尤其是在“礼义廉耻”的传统价值受到摧毁的情况下，难免存在“斯文扫地”、公共秩序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遵守甚至被践踏的问题。那样的时代，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广大人群，恐怕都既是问题的承受者，同时也是问题的制造者。但是，改革开放迄今，如今那些15-25岁的年轻人，尤其是东南沿海较为发达城市中这一年龄段的年轻人，当他们已经处在丰衣足食的状态时，是否已经能够很好地尊重和遵守公共秩序、“讲理”“守礼”，从而具备和体现出良好的文明素养了呢？
对此，我想以我的亲身经历为例来作出观察和思考。这样的话，我们这里的讨论可免于抽象。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有饭后在校园散步的习惯。而在散步的过程中，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学生在人行道上骑电动车或者自行车的情况。当然，有时是路况所致，使他们不得不在人行道上骑行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但也有不少时候，则是这些同学故意选择人行道行驶。即使非机动车道就在旁边，也并不拥堵，他们也依然骑行到人行道上。显然，这种情况就是对于公共秩序的不尊重和不遵守，就是文明程度的不足，就是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意义上的不强。
那么，为什么明明知道是人行道，明明有专用的非机动车道在旁边，还要骑着电动车或自行车占用人行道呢？究其原因，恐怕在这些同学的心里，占用人行道就是无所谓的行为。而为什么占用人行道就是无所谓的呢？如果我们对此进行心理分析加以深究的话，就会发现，这未必不与某种“苟且侥幸”“欺软怕硬”甚至“恃强凌弱”的潜意识有关。
校园里的人行道有的很窄，有一次我与一位骑电动车的同学在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上“狭路相逢”。由于我已经遇到了好几次这样的情况，不免对此有所思考。我提醒那位同学走错了道的同时，就询问那位同学，为什么不会骑到机动车道上去。那位同学应该是从未反省过这样的问题，一时语塞。我就说：“恐怕是你知道骑到机动车道危险，而人行道不会存在危险的问题。可是，你这样想的话，是不是只想到了自己的安危，而忘了别人的安危呢？在机动车道上，骑电动车的是弱者；而在人行道上，对于骑电动车的人来说，行人是弱者。你有没有想过，你在人行道上骑电动车行驶，对于行人会有危险呢？”
我的问题，相信绝大部分骑车占用人行道的学生都没有思考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同学没有那种潜意识，并不意味着我的问题是无的放矢。如果不存在那样的潜意识，他们也许就不会在明明有专用的非机动车道而不用的情况下，弃机动车道不占而取人行道占之了。或许有人会说，这样分析恐怕是“诛心之论”，然而，如果说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观念的结果的话，那么，不在观念上找寻原因，不在“心”上发现产生问题的根源，又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不尊重和遵守公共秩序的青年，将来走向社会，对于公共秩序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一个只怕自己被撞而不怕自己撞到别人的青年，将来在一个科层制的社会中，会不会是一个自私自利甚至恃强凌弱的人呢？哪怕只是一个为了抄近道的青年，将来走向社会，会不会无视规则而行险侥幸，做出破坏规则的苟且之事呢？这些忧虑，恐怕都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切实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假如那样的青年占据相当比例，将来的中国社会将会怎样，将来中国在世界上又会是怎样的形象，恐怕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在我经验中，就骑车占用人行道而言，那样不尊重也不遵守公共秩序的青年，在我所见到的学生中，是非常之少的。而当我指出那些侵占人行道的学生的问题时，绝大部分都会立刻“羞恶之心”呈现，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当，立刻改正。那种不以为耻反而蛮横无理地狡辩甚至叫嚣者，是极为罕见的。也正因此，我对于青年的信心，从未丧失。
有人会说，类似于骑车占用人行道的种种不文明的行为，并不只发生在青年的身上，而是具有“老少咸宜”的普遍性。的确，如果我们的观察不限于校园的话，仅就电动车占用人行道的行为来说，恐怕快递的电动车更为常见。进而言之，如果不文明的行为不限于电动车占用人行道这一种，而是广泛涉及社会上的各种行为的话，那么，一些经过特殊时期洗礼的老年人，其表现恐怕是远比广大的年轻人要“出色”的。既然如此，我这篇文章所说，为什么又要特别针对青少年而发呢？
原因很简单，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梁启超的“少年强则国强”广为人道，我也是认同和共鸣的其中之一。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正是因为我和任公一样，坚信一国的未来在于一国的青少年，才会更多地将我的关怀放在了青少年的身上。而我更坚信：中国能否日益迈向文明而不是堕入野蛮，取决于今日的青少年能否充分意识到究竟何为少年之“强”；当下中国的青少年如何“自强”，在价值上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将来以何面目立足于世界之林。因此，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由衷希望我们的青年能够真正在“守礼”“讲理”和“斯文”的意义上“自强自立”，从古今中外一切传统和文明的价值中汲取养分，做一个顶天立地、俯仰无愧怍的人！（作者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