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源琛 | 面对“自以为是的西德佬”，愤怒的“东德”教授决定不再忍
2024-12-09 10:00:00 莱比锡大学的德语文学教授奥施曼。Uwe-Jens Igel |摄 学生时代，乘坐那种站站都停的普通列车去拜访在耶拿上学的朋友。每当途经铁轨沿线那些衰败的小镇、断瓦残垣的废弃厂房时，我都不禁感慨：“果然是到东德了。”这里的东德指的是德国东部的几个联邦州，原属东德。与德国西部那些生龙活虎、欣欣向荣的城市相比，这里衰落的迹象太明显了。这可能是我对“东德”的初印象，那大概是2006/07年左右。 在德国居住久了，发现关于东西德差异的讨论在德国舆论界有着持久的生命力，这类讨论甚至有个专词来概括：东西之争（Ost-West-Debatte）。在这一争论主题下，《东德：西德炮制》（Der Osten: eine westdeutsche Erfindung）恐怕是近两年最受关注的一本德语书。它的作者奥施曼（Dirk Oschmann）是莱比锡大学的德语文学教授。出于对舆论讨论方向的不满，写了这本书来呐喊。书中确实能读出那快要溢出纸面的愤怒，他也因此获得了“愤怒的教授”的称号。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东西之争”在德国的紧迫性。 愤怒的教授 东、西德彼此的成见存在已久。两德统一后不久，就出现了“爱抱怨的东德佬”（Jammerossi）和“自以为是的西德佬”（Besserwessi）这样的称呼。前者用来指东德人对德国统一及其结果的长期不满情绪，后者用来形容西德人面对东德人的优越感以及爱说教的姿态。这些称呼无疑都是笼统并带有偏见的，但即使如此，它们广为流传。“自以为是的西德佬”甚至被选为1991年的年度热词。 统一之后的三十多年，东西德之间似乎一直存在着一条无形的界限。2020年，贝塔斯曼基金会关于“德国社会凝聚力”的调查中，60%的东德人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他们把德国统一看成是东德人自己努力抗争的结果，特别是55岁以上的东德人认为，他们为此作出的贡献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而大部分西德人则认为，德国统一是东德的经济和政治缺陷而导致的结果。西德的老年人觉得他们为统一进程提供的财政支持应该得到更多认可。 政治上的分歧更为“东西之争”火上浇油。2017年，成立才短短几年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在全国大选中一鸣惊人，跻身联邦议会。东德地区贡献了高达21.9%的选票。与之相比，该党在西德的得票率大概仅为东德的一半。2021年的大选情况类似，选择党在东德的选票率仍高达18.9%，西德为8.2%。这样的选举结果，加深了西德人对“东德人就是纳粹”“东德人就是不喜欢民主”的刻板印象。 奥施曼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舆论漩涡的。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德人，他从2018年起接连收到了三份以东德为主题的讲座邀请。这些邀请让一直对政治冷眼旁观的他觉得，也许是时候加入到公共讨论中来，提出看问题的新角度了。特别是当他看到第三个讲座题目——《东德为什么导致了德国社会的分裂》，愤怒的同时又感受到了一种召唤。无疑，这是一种在西德普遍传播的观点。在西德人眼中，东德就是导致社会分裂的源头。 奥施曼决定接下这个任务，并在讲座中唱个反调。他不谈东德，相反，他想谈谈西德，谈谈西德人说起东德时那种“戏谑、居高临下、自大、脱离历史、自以为是的态度”，这个角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朋友和同事们纷纷催促他将演讲稿发表出来。2022年1月初，他将文章发给了西德老牌报纸《法兰克福汇报》。2023年2月，奥施曼在此基础上撰写的大众读物《东德：西德炮制》出版，并直冲德国非虚构类图书畅销榜榜首。在2023年度《明镜》周刊非虚构类畅销总书榜上，这本书名列第三。 《东德：西德炮制》是近两年最受关注的一本德语书。 《东德：西德炮制》 奥施曼认为，东德并不是那个制造问题的小孩，至少不是唯一的问题小孩，而是被赋予了太多负面的形象和解读后，被炮制成了制造问题的小孩。东德之所以成为东德，是拜西德的历史叙事、政府管理、媒体报道所赐。 在西德主导的历史叙事中，西德是正统的、真正的德国，而东德更像是一个附属品。德国统一后，东、西德的历史应该合并为完整的德国史。但实际上，历史是被分开处理的。老联邦州，即西德部分的历史被当做正统或标准，而东德部分的历史则像“一个可以折叠的附录”，附属在主体上。“分开写的历史长久下来会导致一个分裂的国家。历史和当下的分裂，也会持续至未来。”奥施曼警告道。 在政治上，德国统一后并没有制定新的宪法、颁布新的国歌，而是西德继续做自己，东德则成了需要被改造、被西化的那一部分。作为德语文学教授，奥施曼对语言词汇的运用极为敏感。他发现在一些官方用词上，已经体现了双方不平等的地位。比如，当年从西德首都波恩迁往新首都柏林的公务员，可以领到一笔叫做“Buschzulagen”的津贴（大概可以理解为前往不毛之地的补贴）。而这个词，本来是德国皇帝为派遣到非洲殖民地的官员所支付的补贴。殖民时期的、带有种族歧视的语言被用在了东德身上，在奥施曼看来是莫大的讽刺。 同样被用在东德身上的还有纳粹词汇。东西德统一后，联邦政府推出了名为“东部建设”（Aufbau Ost）的项目，旨在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使原属东德的五个联邦州的经济生活水平达到西德标准。奥施曼愤怒地指出，“东部建设”这个词，本是第三帝国，即纳粹德国在东欧推行殖民化和日耳曼化进程的用语。当时第三帝国的经济部门也将这一计划命名为“东部建设”。“为什么都1990年了，还在用纳粹时期的语言呢？”奥施曼质问。 即使到了今天，德国联邦政府仍然设置了一个叫做“东部专员”（Ostbeauftragte）的职位。这充分表明东德地区在德国政府的眼中是一个“令人担忧、需要特殊关照和治理的地区”。……“是谁在以官方的名义将国家分为正常的、健康的和不正常的、生病的部分？是谁妄然制定了这样的衡量标准？” 除了政治界的跑偏，大部人媒体报道也将东德人塑造成一种另类，充斥着“偏见、居高临下的视角和倾向性”。他发现几乎所有全国性报纸的主编都来自西德，并且这些报纸很少在东德设立自己的办公室。大部分记者将东德当做猎奇的客体，在已有的偏见上生产文章。书中他强烈批评了《明镜》周刊的一篇封面文章，文章写于德国统一三十周年之际。标题《这就是东德佬。偏见与现实：东德人是怎么想的以及他为什么选的和我们不一样》即体现出了某种居高临下的不屑。“我们”和“他们”的界限，以及“我们”的主角视觉，在题目中已经昭然若揭。 奥施曼认为，在媒体的口诛笔伐中，东德男性成为了主要牺牲品（东德女性则因其相对于西德女性较高的学历受到认可），被冠上“冷漠、羸弱、懦弱、丑陋、愚蠢、懒惰、不善言辞、行为怪异、极端、无能、排外、沙龙主义、纳粹”等形象。很多男性因此有了出身羞耻，他们对自己的东德口音感到不自信，很多人甚至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东德身份，害怕人们对东德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影响自己的事业和前途。 柏林墙。 平等对话权 从2022年1月文章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到2023年《东德：西德炮制》出版两个月后，奥施曼接受了四十多次采访，出现在各大读书会、论坛、电视访谈节目中，可见这本书在德国引发的关注和探讨。 书中所阐述的“西德眼中的东德”源自萨义德（Edward Said）的 “他者”概念。这一概念传播颇广，但东德地区的“他者”形象在这里反而有了打破长期沉默的态势。其原因在于像奥施曼这样有话语权的东德精英太少。在德国，像他这样在东德出身并成为教授的人不多。尽管莱比锡大学本身位于东德，但据奥施曼所称，无论是他任教的日耳曼语言文学系，还是大学领导层，大部分教授职位由西德人占据。另外，德国108所大学中，只有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自东德。 这样的发展有其历史原因。奥施曼以位于东德的耶拿大学为例，他1986年到1992年在那里读书。到1990年代中期，由于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耶拿大学的文科专业经历了大换血。几乎所有的教授都换成了西德人。这些西德的教授们，又带来了自己的博士生和助教，这些人正是日后成为教授的后备力量。 奥施曼在书中引用数据表明，在德国学术、行政、司法、媒体、经济各界的高级领导职位中，只有1.7%的职位归东德人所有。虽然德国前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德国前总统高克（Joachim Gauck）都出身东德，但他们并不能代表东德人身居高位的普遍性。两人都是鉴于政治危机才能脱颖而出，甚至默克尔在执政早期极受嘲讽和忽视。在面对公众时，高克与自己的东德身份保持距离，而默克尔则长期沉默，忍受了竞争对手针对她的东德出身所做的文章。 话语权还取决于双方的经济地位。在这方面，奥施曼的观点与另一位出身东德的文化精英——历史学家和作家科瓦尔丘克（Ilko-Sascha Kowalczuk）类似。科瓦尔丘克在其专著《接管：东德如何成为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Die Übernahme: Wie Ostdeutschland Teil der Bundesrepublik wurde）中，将两德统一看作是西德对东德的一场并购。这场并购对东德意味着突然间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而东德当时的工业结构和人力成本在全球化环境下并没有竞争力，其后果是工厂关闭和大量人口失业。1993年东德的失业率达到16%，2000年为19%，2005年更是达到了20.6%的顶峰。排队领救济成了东德人的集体记忆。 所以，东德人的穷，有其历史原因。奥施曼补充道，1989年之前，体制原因导致东德人不能拥有私人财产。1989年后，因为工资低，东德人又很难积累自己的财富。上一代没有财产，下一代就没的继承，这导致了今天东德人能继承的财产是西德人的四分之一。 直到今天，东西德之间的收入差距仍是媒体关注的重点。根据2023年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全职工作的东德人比全职工作的西德人平均每月少赚824欧元。奥施曼在他的书中描写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在2022年9月的一项民调中，东德人和西德人对民主的信任差（20%）几乎正好是双方的工资差（22.5%）。 呐喊的作用 近几年，“社会撕裂”在西方包括德国媒体和舆论中成了一个被经常提及的热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撕裂可能表现在都市与乡镇、内陆与沿海、老工业区与新产业区的差距甚至对峙上。在德国，东西德地区之间的撕裂是一个特有的现象。 奥施曼把平等对话看作弥补撕裂的解决方案。在书中，他把西德人看作是掌握了财富和话语权的优势群体，东德人为弱势群体。优势群体应该怎样对待弱势群体？他以东、西德为例给出了启示：救世主式的援助、财大气粗的收购不可取，取而代之的是要振兴当地的生产能力。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外，双方在文化和心理上的认同感更为重要。如果优势群体在道德和价值观上不停展示优越感，对弱势群体指指点点，不断塑造其拉后腿的形象，只会将弱势群体越推越远。 他的呼吁似乎产生了效果。《东德：西德炮制》出版一周年后，奥施曼在接受德国中部广播电视台的采访时讲道：“我的印象是，在对东德的报道中，时而可以看到方向的改变，报道变得更加公正，更加尊重人，更加有区别性。”尽管也有足够多的反例，但在报道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谨慎”。 除了对媒体的监督和敦促，这本书对东德人也起到了鼓舞作用。就销售数量来看，书在东德地区卖得更好，东德与西德的比例为8:2。奥施曼在东德参加的读书会也比西德多。“许多人，尤其是东德人，将这本书视为一个契机，让他们以更自信的态度对待事物，以不同的方式、更自信地接受自己的生活，并且能够更好地了解某些事情。”……“对这些人来说，他们不应该仅仅责怪自己，而是要理解是社会机制造成了某种情况。”他在同一采访中说。 奥施曼的书，像是压抑多年之后的一次呐喊。他呼吁道，东西德必须找到一条路、一个共同对话和行动的空间，平等地相处。这对很多国家和地区甚至当今世界来说，何尝不都是一个挑战。
莱比锡大学的德语文学教授奥施曼。Uwe-Jens Igel |摄
学生时代，乘坐那种站站都停的普通列车去拜访在耶拿上学的朋友。每当途经铁轨沿线那些衰败的小镇、断瓦残垣的废弃厂房时，我都不禁感慨：“果然是到东德了。”这里的东德指的是德国东部的几个联邦州，原属东德。与德国西部那些生龙活虎、欣欣向荣的城市相比，这里衰落的迹象太明显了。这可能是我对“东德”的初印象，那大概是2006/07年左右。
在德国居住久了，发现关于东西德差异的讨论在德国舆论界有着持久的生命力，这类讨论甚至有个专词来概括：东西之争（Ost-West-Debatte）。在这一争论主题下，《东德：西德炮制》（Der Osten: eine westdeutsche Erfindung）恐怕是近两年最受关注的一本德语书。它的作者奥施曼（Dirk Oschmann）是莱比锡大学的德语文学教授。出于对舆论讨论方向的不满，写了这本书来呐喊。书中确实能读出那快要溢出纸面的愤怒，他也因此获得了“愤怒的教授”的称号。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东西之争”在德国的紧迫性。
愤怒的教授
东、西德彼此的成见存在已久。两德统一后不久，就出现了“爱抱怨的东德佬”（Jammerossi）和“自以为是的西德佬”（Besserwessi）这样的称呼。前者用来指东德人对德国统一及其结果的长期不满情绪，后者用来形容西德人面对东德人的优越感以及爱说教的姿态。这些称呼无疑都是笼统并带有偏见的，但即使如此，它们广为流传。“自以为是的西德佬”甚至被选为1991年的年度热词。
统一之后的三十多年，东西德之间似乎一直存在着一条无形的界限。2020年，贝塔斯曼基金会关于“德国社会凝聚力”的调查中，60%的东德人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他们把德国统一看成是东德人自己努力抗争的结果，特别是55岁以上的东德人认为，他们为此作出的贡献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而大部分西德人则认为，德国统一是东德的经济和政治缺陷而导致的结果。西德的老年人觉得他们为统一进程提供的财政支持应该得到更多认可。
政治上的分歧更为“东西之争”火上浇油。2017年，成立才短短几年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在全国大选中一鸣惊人，跻身联邦议会。东德地区贡献了高达21.9%的选票。与之相比，该党在西德的得票率大概仅为东德的一半。2021年的大选情况类似，选择党在东德的选票率仍高达18.9%，西德为8.2%。这样的选举结果，加深了西德人对“东德人就是纳粹”“东德人就是不喜欢民主”的刻板印象。
奥施曼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舆论漩涡的。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德人，他从2018年起接连收到了三份以东德为主题的讲座邀请。这些邀请让一直对政治冷眼旁观的他觉得，也许是时候加入到公共讨论中来，提出看问题的新角度了。特别是当他看到第三个讲座题目——《东德为什么导致了德国社会的分裂》，愤怒的同时又感受到了一种召唤。无疑，这是一种在西德普遍传播的观点。在西德人眼中，东德就是导致社会分裂的源头。
奥施曼决定接下这个任务，并在讲座中唱个反调。他不谈东德，相反，他想谈谈西德，谈谈西德人说起东德时那种“戏谑、居高临下、自大、脱离历史、自以为是的态度”，这个角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朋友和同事们纷纷催促他将演讲稿发表出来。2022年1月初，他将文章发给了西德老牌报纸《法兰克福汇报》。2023年2月，奥施曼在此基础上撰写的大众读物《东德：西德炮制》出版，并直冲德国非虚构类图书畅销榜榜首。在2023年度《明镜》周刊非虚构类畅销总书榜上，这本书名列第三。
《东德：西德炮制》是近两年最受关注的一本德语书。
《东德：西德炮制》
奥施曼认为，东德并不是那个制造问题的小孩，至少不是唯一的问题小孩，而是被赋予了太多负面的形象和解读后，被炮制成了制造问题的小孩。东德之所以成为东德，是拜西德的历史叙事、政府管理、媒体报道所赐。
在西德主导的历史叙事中，西德是正统的、真正的德国，而东德更像是一个附属品。德国统一后，东、西德的历史应该合并为完整的德国史。但实际上，历史是被分开处理的。老联邦州，即西德部分的历史被当做正统或标准，而东德部分的历史则像“一个可以折叠的附录”，附属在主体上。“分开写的历史长久下来会导致一个分裂的国家。历史和当下的分裂，也会持续至未来。”奥施曼警告道。
在政治上，德国统一后并没有制定新的宪法、颁布新的国歌，而是西德继续做自己，东德则成了需要被改造、被西化的那一部分。作为德语文学教授，奥施曼对语言词汇的运用极为敏感。他发现在一些官方用词上，已经体现了双方不平等的地位。比如，当年从西德首都波恩迁往新首都柏林的公务员，可以领到一笔叫做“Buschzulagen”的津贴（大概可以理解为前往不毛之地的补贴）。而这个词，本来是德国皇帝为派遣到非洲殖民地的官员所支付的补贴。殖民时期的、带有种族歧视的语言被用在了东德身上，在奥施曼看来是莫大的讽刺。
同样被用在东德身上的还有纳粹词汇。东西德统一后，联邦政府推出了名为“东部建设”（Aufbau Ost）的项目，旨在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使原属东德的五个联邦州的经济生活水平达到西德标准。奥施曼愤怒地指出，“东部建设”这个词，本是第三帝国，即纳粹德国在东欧推行殖民化和日耳曼化进程的用语。当时第三帝国的经济部门也将这一计划命名为“东部建设”。“为什么都1990年了，还在用纳粹时期的语言呢？”奥施曼质问。
即使到了今天，德国联邦政府仍然设置了一个叫做“东部专员”（Ostbeauftragte）的职位。这充分表明东德地区在德国政府的眼中是一个“令人担忧、需要特殊关照和治理的地区”。……“是谁在以官方的名义将国家分为正常的、健康的和不正常的、生病的部分？是谁妄然制定了这样的衡量标准？”
除了政治界的跑偏，大部人媒体报道也将东德人塑造成一种另类，充斥着“偏见、居高临下的视角和倾向性”。他发现几乎所有全国性报纸的主编都来自西德，并且这些报纸很少在东德设立自己的办公室。大部分记者将东德当做猎奇的客体，在已有的偏见上生产文章。书中他强烈批评了《明镜》周刊的一篇封面文章，文章写于德国统一三十周年之际。标题《这就是东德佬。偏见与现实：东德人是怎么想的以及他为什么选的和我们不一样》即体现出了某种居高临下的不屑。“我们”和“他们”的界限，以及“我们”的主角视觉，在题目中已经昭然若揭。
奥施曼认为，在媒体的口诛笔伐中，东德男性成为了主要牺牲品（东德女性则因其相对于西德女性较高的学历受到认可），被冠上“冷漠、羸弱、懦弱、丑陋、愚蠢、懒惰、不善言辞、行为怪异、极端、无能、排外、沙龙主义、纳粹”等形象。很多男性因此有了出身羞耻，他们对自己的东德口音感到不自信，很多人甚至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东德身份，害怕人们对东德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影响自己的事业和前途。
柏林墙。
平等对话权
从2022年1月文章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到2023年《东德：西德炮制》出版两个月后，奥施曼接受了四十多次采访，出现在各大读书会、论坛、电视访谈节目中，可见这本书在德国引发的关注和探讨。
书中所阐述的“西德眼中的东德”源自萨义德（Edward Said）的 “他者”概念。这一概念传播颇广，但东德地区的“他者”形象在这里反而有了打破长期沉默的态势。其原因在于像奥施曼这样有话语权的东德精英太少。在德国，像他这样在东德出身并成为教授的人不多。尽管莱比锡大学本身位于东德，但据奥施曼所称，无论是他任教的日耳曼语言文学系，还是大学领导层，大部分教授职位由西德人占据。另外，德国108所大学中，只有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自东德。
这样的发展有其历史原因。奥施曼以位于东德的耶拿大学为例，他1986年到1992年在那里读书。到1990年代中期，由于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耶拿大学的文科专业经历了大换血。几乎所有的教授都换成了西德人。这些西德的教授们，又带来了自己的博士生和助教，这些人正是日后成为教授的后备力量。
奥施曼在书中引用数据表明，在德国学术、行政、司法、媒体、经济各界的高级领导职位中，只有1.7%的职位归东德人所有。虽然德国前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德国前总统高克（Joachim Gauck）都出身东德，但他们并不能代表东德人身居高位的普遍性。两人都是鉴于政治危机才能脱颖而出，甚至默克尔在执政早期极受嘲讽和忽视。在面对公众时，高克与自己的东德身份保持距离，而默克尔则长期沉默，忍受了竞争对手针对她的东德出身所做的文章。
话语权还取决于双方的经济地位。在这方面，奥施曼的观点与另一位出身东德的文化精英——历史学家和作家科瓦尔丘克（Ilko-Sascha Kowalczuk）类似。科瓦尔丘克在其专著《接管：东德如何成为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Die Übernahme: Wie Ostdeutschland Teil der Bundesrepublik wurde）中，将两德统一看作是西德对东德的一场并购。这场并购对东德意味着突然间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而东德当时的工业结构和人力成本在全球化环境下并没有竞争力，其后果是工厂关闭和大量人口失业。1993年东德的失业率达到16%，2000年为19%，2005年更是达到了20.6%的顶峰。排队领救济成了东德人的集体记忆。
所以，东德人的穷，有其历史原因。奥施曼补充道，1989年之前，体制原因导致东德人不能拥有私人财产。1989年后，因为工资低，东德人又很难积累自己的财富。上一代没有财产，下一代就没的继承，这导致了今天东德人能继承的财产是西德人的四分之一。
直到今天，东西德之间的收入差距仍是媒体关注的重点。根据2023年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全职工作的东德人比全职工作的西德人平均每月少赚824欧元。奥施曼在他的书中描写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在2022年9月的一项民调中，东德人和西德人对民主的信任差（20%）几乎正好是双方的工资差（22.5%）。
呐喊的作用
近几年，“社会撕裂”在西方包括德国媒体和舆论中成了一个被经常提及的热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撕裂可能表现在都市与乡镇、内陆与沿海、老工业区与新产业区的差距甚至对峙上。在德国，东西德地区之间的撕裂是一个特有的现象。
奥施曼把平等对话看作弥补撕裂的解决方案。在书中，他把西德人看作是掌握了财富和话语权的优势群体，东德人为弱势群体。优势群体应该怎样对待弱势群体？他以东、西德为例给出了启示：救世主式的援助、财大气粗的收购不可取，取而代之的是要振兴当地的生产能力。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外，双方在文化和心理上的认同感更为重要。如果优势群体在道德和价值观上不停展示优越感，对弱势群体指指点点，不断塑造其拉后腿的形象，只会将弱势群体越推越远。
他的呼吁似乎产生了效果。《东德：西德炮制》出版一周年后，奥施曼在接受德国中部广播电视台的采访时讲道：“我的印象是，在对东德的报道中，时而可以看到方向的改变，报道变得更加公正，更加尊重人，更加有区别性。”尽管也有足够多的反例，但在报道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谨慎”。
除了对媒体的监督和敦促，这本书对东德人也起到了鼓舞作用。就销售数量来看，书在东德地区卖得更好，东德与西德的比例为8:2。奥施曼在东德参加的读书会也比西德多。“许多人，尤其是东德人，将这本书视为一个契机，让他们以更自信的态度对待事物，以不同的方式、更自信地接受自己的生活，并且能够更好地了解某些事情。”……“对这些人来说，他们不应该仅仅责怪自己，而是要理解是社会机制造成了某种情况。”他在同一采访中说。
奥施曼的书，像是压抑多年之后的一次呐喊。他呼吁道，东西德必须找到一条路、一个共同对话和行动的空间，平等地相处。这对很多国家和地区甚至当今世界来说，何尝不都是一个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