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人家》:多子女家庭中的爱与算计
2024-11-30 19:26:35 《小巷人家》剧照。(资料图) 近两年,年代剧重受追捧。在刚播完不久的剧集《小巷人家》里,观众的怀旧需求似乎再度得到满足。 以“多子女三代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年代剧并不罕见,《小巷人家》叙事的侧重点放在两位女性主人公——宋莹和黄玲,以及两人的小家庭上。她们都是苏州国营棉纺织厂的职工,1970年代末,因缘际会之下,被分到了同一个家属宿舍小院,只隔一道墙居住。两人性格互补,很快建立了女性间的友谊。宋莹不好惹,是厂里公认的“刺头”,遇到不平一律抗争;黄玲则温厚许多,生活里最大的困境就是和公婆的相处。黄玲的公婆一生养育三个子女,女儿知青下乡,远在贵州。黄玲的丈夫庄超英是庄家的大儿子,有点愚孝,工作之后还要把工资的一部分上交,反哺父母。公婆格外偏疼小儿子,把小儿子一家四口留在身边同住。 黄玲面对的困境,在剧集开始没多久就显露出来:辛苦忙完生日宴后,婆婆轻巧的一句话,就不让她和女儿上桌,赶她们去厨房吃小碗菜;肉凭票供应的年代,黄玲好不容易弄到了肉和排骨,平时不登门的庄母,立刻说要来看望大孙子,实际上是为了带小儿子一家来开荤腥。婆婆看出黄玲本性纯善,有好处的时候想不到他们家,要负担责任就要把“长子”的名号拿出来。 《小巷人家》有锐度地呈现出,血缘亲情里其实也包含算计。黄玲和孩子们,一旦没有像丈夫庄超英那样满足庄父的要求,就会遭到怨怼。冬天,庄母心疼小儿子的孩子受冻,明明他们距离药店更近,反倒要打电话叫黄玲的儿子骑很久的自行车去买药。黄玲剖析公婆的盘算:女儿远在外地,养老靠不上;大儿子甘愿奉献,责任更多让大儿子负担;小儿子陪在身边,以后靠他养老,要处好关系。 这或许是《小巷人家》区别于这两年多数年代剧的所在。很多年代剧试图温情化塑造的多子女家庭,在这部剧中,成为压抑黄玲,让她唯恐避之不及的对象。 相较北方的年代剧,《小巷人家》显然更具南方沿海地区特色,围绕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妯娌亲缘等话题,剧中并未弥漫普遍的生存危机。人物虽然同有吃不饱饭、房不够住的困顿,生活总体上还算过得去,没有太多陡峭的命运起伏。这部剧也延续着导演张开宙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乔家的儿女》以来一贯处理家庭题材的思路:对传统大家庭叙事里的权威投去批判的眼光。 事实上,早在多年前正午阳光的剧作《都挺好》里,苏大强所呈示的“恶老”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而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封建时代“宠妾灭妻”的盛父,偏疼宠妾的女儿,不受宠的女儿则处处屡遭忽视。 类似情节在《小巷人家》里同样出现。黄玲和女儿筱婷无疑是这种家庭氛围的受害者,庄父庄母一旦生了病,就想方设法要住到四口人才勉强住下的大儿子家。遭到黄玲拒绝后,又打起筱婷的主意,想让还在上学的孙女住过去通宵照顾他们。也因此,原生家庭始终带给筱婷一种不安感——庄母曾当着筱婷的面告诉她:如果不是你成绩好,父母说不准就离婚了,以后和哥哥要是不孝顺,爸爸妈妈就会吵架。这给孙女传递了一种价值观:只有足够优秀,才能得到家人的爱。 借住在庄家的外甥鹏飞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阿公阿婆只喜欢对他们有用的人。庄超英问他:你们就这么记恨阿爹阿婆吗?他回答:我们不恨,我们只是和他们不亲。庄超英似乎从未对父母情感分配的不公有所抗争,心甘情愿地站到了要为大家庭奉献的位置上去,这种角色期待,甚至也被大家庭理所当然地转移到庄超英的儿子身上。 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长辈因为年龄排位,可以自动获得道德权威。一个家庭内部的生态系统如何塑造,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个道德权威对家庭的要求、对不同人的亲疏态度,甚至对子女人生选择权的干预。这也是当代观众总要批评一些年代剧“爹味重”的原因。 这些年,随着年代剧层出不穷地播映,性别议题和家庭观念该如何展现,似乎成了创作者的普遍矛盾:回到具体的时代语境,旧观念是不可避免的,不表现它必然会让剧集滑向失真——因为你也不太可能让一个生活在1970年代的女性拥有更当代和先锋的女性观。但如果只是不加反思地呈现这种旧观念,又会让很多年轻观众感到不满。 《小巷人家》相对好地调和了这种矛盾。一方面,它的确提供了一种已经逝去且具备强烈抚慰感的人情模式——一条小巷里住的都是工厂的职工和家属,父辈的进厂名额可以继承给子女,邻里之间后代生活有预期内的稳定;另一方面,它在摒弃了大家庭合家欢叙事的前提下,直面那个年代的女性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要面临的困境。 黄玲和丈夫在那个年代过着一种AA制的生活,两人的收入分开管理,她担忧丈夫宁愿饿着小家庭,也要无限制将钱投入大家庭。棉纺厂的工作让黄玲在婚姻里保持独立性,两人的住房得益于她单位的分配。黄玲曾开诚布公地和丈夫讲:要不是两个孩子,早就和他离婚了。在婚姻里,丈夫因为黄玲对待父母的态度达不到他的预期,常常要争吵,到后来,黄玲直接选择漠视。可以说,除了离婚,黄玲面对的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婚姻很难给她带来生活的支撑感,反倒是邻居宋莹在察觉到她的处境后,能够耐心倾听帮忙献策。她们彼此解救了对方的困境:宋莹的儿子童年孤单缺乏照料,穿着化肥袋子当内裤,而黄玲的儿女为孩子提供童年玩伴,黄玲丈夫作为老师,也能照顾孩子学习;黄玲生性温和,很多时候吃了亏不敢当面起冲突,“刺头”宋莹总能当她的嘴替。 以至于,宋莹一家后来举家南迁,黄玲沮丧而痛苦地说:以后没有人能护着我了。不过,随着儿女陆续考上名校,她在婆家也越来越有底气——一向偏疼小儿子孩子的庄母,塞压岁钱时,给黄玲儿女的钱数开始变多。黄玲也不再承担那个任劳任怨,做完饭却上不了桌的角色。后来,除夕夜到了婆家,她先往床上一躺,等小儿媳做完饭后,正好睡醒,直接往座位上一坐开吃…… 尽管《小巷人家》处理的是历史生活材料,但却做了更当代价值化的处理。一套更具现代性的、更平等的家庭观念在支撑《小巷人家》的表达。亲情到底是因血缘关系而先天赋予的,还是后期靠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养成的?《小巷人家》或许提供了一种答案。获取更多RSS:https://feedx.net https://feedx.site
《小巷人家》剧照。(资料图)
近两年,年代剧重受追捧。在刚播完不久的剧集《小巷人家》里,观众的怀旧需求似乎再度得到满足。
以“多子女三代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年代剧并不罕见,《小巷人家》叙事的侧重点放在两位女性主人公——宋莹和黄玲,以及两人的小家庭上。她们都是苏州国营棉纺织厂的职工,1970年代末,因缘际会之下,被分到了同一个家属宿舍小院,只隔一道墙居住。两人性格互补,很快建立了女性间的友谊。宋莹不好惹,是厂里公认的“刺头”,遇到不平一律抗争;黄玲则温厚许多,生活里最大的困境就是和公婆的相处。黄玲的公婆一生养育三个子女,女儿知青下乡,远在贵州。黄玲的丈夫庄超英是庄家的大儿子,有点愚孝,工作之后还要把工资的一部分上交,反哺父母。公婆格外偏疼小儿子,把小儿子一家四口留在身边同住。
黄玲面对的困境,在剧集开始没多久就显露出来:辛苦忙完生日宴后,婆婆轻巧的一句话,就不让她和女儿上桌,赶她们去厨房吃小碗菜;肉凭票供应的年代,黄玲好不容易弄到了肉和排骨,平时不登门的庄母,立刻说要来看望大孙子,实际上是为了带小儿子一家来开荤腥。婆婆看出黄玲本性纯善,有好处的时候想不到他们家,要负担责任就要把“长子”的名号拿出来。
《小巷人家》有锐度地呈现出,血缘亲情里其实也包含算计。黄玲和孩子们,一旦没有像丈夫庄超英那样满足庄父的要求,就会遭到怨怼。冬天,庄母心疼小儿子的孩子受冻,明明他们距离药店更近,反倒要打电话叫黄玲的儿子骑很久的自行车去买药。黄玲剖析公婆的盘算:女儿远在外地,养老靠不上;大儿子甘愿奉献,责任更多让大儿子负担;小儿子陪在身边,以后靠他养老,要处好关系。
这或许是《小巷人家》区别于这两年多数年代剧的所在。很多年代剧试图温情化塑造的多子女家庭,在这部剧中,成为压抑黄玲,让她唯恐避之不及的对象。
相较北方的年代剧,《小巷人家》显然更具南方沿海地区特色,围绕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妯娌亲缘等话题,剧中并未弥漫普遍的生存危机。人物虽然同有吃不饱饭、房不够住的困顿,生活总体上还算过得去,没有太多陡峭的命运起伏。这部剧也延续着导演张开宙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乔家的儿女》以来一贯处理家庭题材的思路:对传统大家庭叙事里的权威投去批判的眼光。
事实上,早在多年前正午阳光的剧作《都挺好》里,苏大强所呈示的“恶老”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而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封建时代“宠妾灭妻”的盛父,偏疼宠妾的女儿,不受宠的女儿则处处屡遭忽视。
类似情节在《小巷人家》里同样出现。黄玲和女儿筱婷无疑是这种家庭氛围的受害者,庄父庄母一旦生了病,就想方设法要住到四口人才勉强住下的大儿子家。遭到黄玲拒绝后,又打起筱婷的主意,想让还在上学的孙女住过去通宵照顾他们。也因此,原生家庭始终带给筱婷一种不安感——庄母曾当着筱婷的面告诉她:如果不是你成绩好,父母说不准就离婚了,以后和哥哥要是不孝顺,爸爸妈妈就会吵架。这给孙女传递了一种价值观:只有足够优秀,才能得到家人的爱。
借住在庄家的外甥鹏飞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阿公阿婆只喜欢对他们有用的人。庄超英问他:你们就这么记恨阿爹阿婆吗?他回答:我们不恨,我们只是和他们不亲。庄超英似乎从未对父母情感分配的不公有所抗争,心甘情愿地站到了要为大家庭奉献的位置上去,这种角色期待,甚至也被大家庭理所当然地转移到庄超英的儿子身上。
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长辈因为年龄排位,可以自动获得道德权威。一个家庭内部的生态系统如何塑造,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个道德权威对家庭的要求、对不同人的亲疏态度,甚至对子女人生选择权的干预。这也是当代观众总要批评一些年代剧“爹味重”的原因。
这些年,随着年代剧层出不穷地播映,性别议题和家庭观念该如何展现,似乎成了创作者的普遍矛盾:回到具体的时代语境,旧观念是不可避免的,不表现它必然会让剧集滑向失真——因为你也不太可能让一个生活在1970年代的女性拥有更当代和先锋的女性观。但如果只是不加反思地呈现这种旧观念,又会让很多年轻观众感到不满。
《小巷人家》相对好地调和了这种矛盾。一方面,它的确提供了一种已经逝去且具备强烈抚慰感的人情模式——一条小巷里住的都是工厂的职工和家属,父辈的进厂名额可以继承给子女,邻里之间后代生活有预期内的稳定;另一方面,它在摒弃了大家庭合家欢叙事的前提下,直面那个年代的女性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要面临的困境。
黄玲和丈夫在那个年代过着一种AA制的生活,两人的收入分开管理,她担忧丈夫宁愿饿着小家庭,也要无限制将钱投入大家庭。棉纺厂的工作让黄玲在婚姻里保持独立性,两人的住房得益于她单位的分配。黄玲曾开诚布公地和丈夫讲:要不是两个孩子,早就和他离婚了。在婚姻里,丈夫因为黄玲对待父母的态度达不到他的预期,常常要争吵,到后来,黄玲直接选择漠视。可以说,除了离婚,黄玲面对的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婚姻很难给她带来生活的支撑感,反倒是邻居宋莹在察觉到她的处境后,能够耐心倾听帮忙献策。她们彼此解救了对方的困境:宋莹的儿子童年孤单缺乏照料,穿着化肥袋子当内裤,而黄玲的儿女为孩子提供童年玩伴,黄玲丈夫作为老师,也能照顾孩子学习;黄玲生性温和,很多时候吃了亏不敢当面起冲突,“刺头”宋莹总能当她的嘴替。
以至于,宋莹一家后来举家南迁,黄玲沮丧而痛苦地说:以后没有人能护着我了。不过,随着儿女陆续考上名校,她在婆家也越来越有底气——一向偏疼小儿子孩子的庄母,塞压岁钱时,给黄玲儿女的钱数开始变多。黄玲也不再承担那个任劳任怨,做完饭却上不了桌的角色。后来,除夕夜到了婆家,她先往床上一躺,等小儿媳做完饭后,正好睡醒,直接往座位上一坐开吃……
尽管《小巷人家》处理的是历史生活材料,但却做了更当代价值化的处理。一套更具现代性的、更平等的家庭观念在支撑《小巷人家》的表达。亲情到底是因血缘关系而先天赋予的,还是后期靠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养成的?《小巷人家》或许提供了一种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