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场国际气候会议的分歧与“遗产”：企业如何传递可持续发展“接力棒”？

12月14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在经历“加时”后，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闭幕。根据大会发布的里程碑式报告《旱地的全球威胁：区域和全球干旱趋势及未来预测》，与此前30年相比，在2020年之前的30年里，约77.6%的地球土地遭遇了更干燥的条件。该报告警告称，如果世界不能遏制温室气体排放，到本世纪末，世界还将有3%的湿润地区变成旱地。

气候变化作为当今时代极为严峻的挑战之一，正深刻影响着全球的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在半个月前，当地时间2024年11月24日凌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联合国第29届气候大会（COP29）在最后的全体会议上经过先后两次休会最终闭幕。大会主席穆赫塔尔·巴巴耶夫宣布，本届大会最受关注的资金目标决议草案通过：发达国家承诺到2035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上一版为2500亿）的气候资金。

中国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者，2016年以来，中国提供并动员项目资金超过1770亿元人民币，有力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今年10月，在多场重要峰会前夕，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阿奇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对华正式访问，扩大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合作，而中国的角色和承诺将对推进这些重要议题的全球行动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那么，如何厘清气候会议的分歧，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商业打法应如何精进？

数场气候会议的分歧

COP29主要谈判旨在设定新的全球气候融资目标，加强国家自主贡献，在适应和损失与损害工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推进COP28能源承诺的进展。然而，3000 亿美元的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NCQG）还不到科学研究表明所需1.3万亿金额的四分之一，几乎不足以阻止气候灾难，这一目标并未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各国代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们提高雄心并为下一轮国家气候计划设定期望。根据《巴黎协定》规定，每五年各缔约方要通报一次国家自主贡献（NDC），下一时间节点正是2025年。2025年2月10日前，各国需要提交新的至2035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不少COP29与会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承诺的气候融资数额极其不满。但这并不是各国代表和企业第一个失望而归的会议。今年下半年，多个气候会议在全球密集召开。就在不久之前，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6）也在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举行，并在遗憾中落幕。

而12月1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塑料公约第五轮谈判第五次会议（INC-5）结束，来自178个联合国会员国的1400余名谈判代表参与了会议，未能达成应对全球塑料污染危机的条约。该公约未能达成的主要原因是参与国家在条约的基本范围上产生意见分歧，无法就塑料制品的生产、管理以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等核心问题达成一致。

纵向来看，今年10月至12月期间的大会，均为半个月的会期，资金没“谈拢”，责任不清晰，是今年多场气候会议的争论焦点。

2024年10月-12月全球性气候会议  制图/胡启元

但COP29会议上1.3万亿目标金额的落空并非毫无缘由，2024年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更新了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需求报告，测算表明，发展中国家到2030年累计需要5.01万亿—6.85万亿美元来支持其气候行动，这相当于每年约1.3万亿美元。而分歧主要源于经济利益考量、减排与发展需求差异，以及对责任理解和规则解读的不同。

发达国家面临自身经济问题，如预算削减等，同时对资金投入的回报和效益有更多权衡。而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亟需大量资金实现能源转型和适应气候变化。发达国家的能源需求基本达到平台期，在减排方面有一定基础和优势，但对进一步出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的动力不足。相较之下，发展中国家既要追求经济发展，又要应对气候变化，因此更强调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在对责任的理解方面，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历史排放多，应承担主要出资责任；而发达国家则试图模糊这种区别，双方对各类规则的解读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反映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利益博弈，也揭示了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时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从气候大会“遗产”看企业转型

分歧之外，也为企业提供了许多关键衡量点。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企业作为核心的执行方之一，其决策与行动对于实现全球气候目标至关重要。

COP29会议批准了《巴黎协定》第六条第四款机制（SBM），即6.4条碳信用机制，将建立一个由联合国实体监督的全球碳市场，为全球碳交易奠定了坚实基础，标志着全球碳市场的历史性时刻。COP29主席穆赫塔尔·巴巴耶夫指出，通过有效匹配买家和卖家，该国际碳市场每年可以减少2500亿美元的实施国家自主贡献的成本。

具体来说，《巴黎协定》第6条阐述了各国如何自愿合作实现气候目标，促进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根据第6条，各国可以转移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获得的碳信用，以帮助实现气候目标。中国的CCER机制将能够与全球市场接轨，这将显著推动中国碳市场的国际化进程。而按照相关部署，中国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将迎来首次扩容。就在今年9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水泥、钢铁、电解铝行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明确，2024年作为水泥、钢铁、电解铝行业首个管控年度，2025年底前完成首次履约工作。

相应地，国内政策与此遥相呼应。12月11日-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明年重点任务，其中提出建立一批零碳园区，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碳标识认证制度。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等。这与气候大会批准的6.4条碳信用机制紧密结合。

可以预见的是，在政策层面，企业需要强化减排目标与行动。随着更多国家、地区和城市实施碳交易制度和税收，排放碳的商业成本可能上升。但与此同时，企业可能会从更多政策和财政激励中受益，以鼓励低碳技术的增长。

在市场层面，能源转型加速已成趋势，应加快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低碳基础设施将不断增长，市场对低碳和节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可能加速。商业和公共部门客户将越来越期望供应商减少排放，行业同行和消费者的压力也会增加。在治理体系上，按照COP29所强调的全球气候行动监测与报告要求，企业需要完善气候信息披露制度，采用国际认可的气候信息披露框架和标准。

碳信用机制可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国际市场上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为其提供了多重发展路径及考验。中国企业在全球碳市场中的参与不仅需要灵活应对市场动态和政策变化，还需在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上持续投入。

从机遇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能积极参与全球碳市场交易，以输出碳信用的方式获取经济收益。这不仅能吸引国际资本助力绿色项目发展，还能推动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企业因此被激励加大对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向绿色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进而提升其在行业中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此外，通过遵循国际标准参与碳交易，企业可以增强其管理运营能力，提升在国际上的声誉和认可度。

伴随这些机遇而来的挑战同样不容忽视。在标准与监管压力方面，企业需适应并遵循国际统一标准，改进项目以满足透明度等多方面的要求。同时，更严格的监管环境可能导致合规成本的增加。在市场风险与不确定性方面，企业须应对碳信用价格波动以及国际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此外，还面临国际先进技术的竞争、技术更新换代的压力、数据质量和管理的挑战，以及市场准入和交易成本等多重问题。

撕裂之下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是温室气体排放，而能源领域，特别是化石燃料的使用，是这些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尽管巴西的二十国集团声明引用了阿联酋的共识并推动了中期会议谈判，但COP29对于全球摆脱化石燃料、推进COP28能源目标的承诺存在分歧。遗憾的是，最终结果并未明确提到“摆脱化石燃料”。在实现能源目标方面，无论是私营部门还是公共部门，单独行动都难以成功。

2024年10-12月全球气候会议选址分布

2024年10月至12月的全球气候会议多选址于发展中国家，这突显了这些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责任。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适应气候变化的迫切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还可以通过展示其应对气候变化的成就与行动，激励各方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形成全球合力。

在COP29上，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发布了《2024年世界能源转型展望》。报告分析指出，即使现有的缔约方会议声明都得到全面落实，实现2050年的减排目标仍将面临难以弥合的CO₂排放缺口。当前的国际承诺可以使与全球能源相关的CO₂排放量到2030年减少3%，到2050年减少51%。然而，政治承诺与各国实际计划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预计到2030年，各国计划和目标只能实现可再生能源增长要求的一半。

2000-2023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自2006年以来，中国就取代美国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头号大国，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国排名第一的中国和排名第二的美国占据全球40%以上。但根据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 GCP）的数据（上图），从人均排放来看，其实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列美国之后。

气候问题是一个休戚与共的话题，在能源的使用上，没有一片孤立漂浮的冰山。对于能源型和制造业企业而言，加强低碳减排是关键，同时透明沟通、投资研发与创新、开展社会责任项目以及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也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必要策略。

在气候大会期间，纽约时报发布的一篇针对中国碳排放的报道中，有多位海外读者提出了值得关注的观点。他们阐述了中国作为出口大国，碳排放的最终原因也和发达国家产品的使用有关——“中国排放的大部分碳是由出口驱动的。那些万圣节、感恩节和圣诞节的塑料装饰品被计入中国的排放量，而不是最终用户的国家。你想降低中国的碳足迹？减少你在一元店买的东西最后被扔进垃圾填埋场的数量。”从国际ESG传播的视角来看，这揭示了在全球碳排放责任分配上的复杂性和信息传播的挑战。

“气候商业”的下一站

“气候商业”的下一站是什么？即将到来的2025年，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10周年，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巴黎协定》缔约10周年。这不失为企业做好“责任题”的一个新起点。

在气候行动的框架内，透明的碳排放数据和明确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是企业增强内部责任意识和优化外部合作伙伴关系的关键因素。这种透明性为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第12届中国责任投资论坛上，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衣学东指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信息披露方面已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3年8月底，披露率已高达99%。这一高披露率显著高于A股上市公司39%的平均水平，表明央企在信息披露方面的领先地位。

企业的治理与透明度同样至关重要。全球气候大会反复强调信息披露和报告的重要性，这要求企业通过完善的治理结构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增强对投资者、消费者和社会的信任。采用国际认可的气候信息披露框架，不仅有助于企业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风险，还能提升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2021-2023全球及中国CDP披露趋势，来源：CDP

强制性的可持续信息披露，已成为企业不可回避的任务。CDP全球披露联席总监、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智库专家李斐对此谈到，“当前企业已经识别出了未来强制性的要求。尤其是在CDP这种自愿性的披露平台，我们看到全球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做气候或环境相关信息披露的工作，今年全球企业在CDP披露的数量达到2.5万家，其中中国企业已经占到了3600多家。”而在2012年，参与CDP信息披露的只有23家中国企业。这一趋势表明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积极性显著提升。

气候商业的下一站不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再定义，更是全球合作与创新的集结号。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压力不同，可能继续影响对气候资金的投入意愿和能力，而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国际社会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度和紧迫感可能进一步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责任感和行动力同样至关重要，各个行业的领军企业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也将有更多绿色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涌现。

参考资料：

1.UNCCD, Aridity: The 'existential crisis' redefining life on Earth, 2024年12月9日

2.中国新闻周刊，两万亿的资金大战，谁输了？2024年12月16日，总第1168期

3.21世纪经济报道，COP29大会闭幕：达成团结契约，中国承诺持续推动气候行动，2024年11月26日

4.国际可再生能源署：《2024年世界能源转型展望》，2024年11月

5.Global Carbon Budget (2024); Population based on various sources (2024) – with major processing by Our World in Data

6.The New York Time, China’s Soaring Emissions Are Upending Climate Politics，2024年11月19日

7.CDP, 2023年中国企业CDP披露分析报告，2024年4月

8.Shiller, Robert J. Narrative Economics:How Stories Go Viral and Drive Major Economic Even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