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史“小书”，记叙文脉与精神
为深入阐述、传承灿烂厚重的浙江历史文化，讲好人文故事，在省委宣传部和省政府办公厅的支持下，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发起了《浙江文史记忆》丛书编纂工作。2018年启动，2020年全面铺开，2022年首批面世……历经6年时光，日前，由概览卷、省卷、市卷、县（市、区）卷组成，共99卷、2200余万字的作品已悉数出版。 这套宏大之书何以立项，何以为新，又有何价值？日前，《浙江文史记忆》丛书出版座谈会在杭州举行。编委会成员喜悦着，也思考着。从他们的所言所感中，我们察觉到，浙江文史社科领域的学人们，正在走出书斋，面向广阔人群。 让厚重历史简明易读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拥有“万年上山、五千年良渚、千年宋韵、百年红船”的浙江，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如何更好地读懂这颗明珠亘古亘今的璀璨光华？无疑，《浙江文史记忆》丛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难能可贵的窗。 丛书开创了“举全省文史之力来完成一项文化工程”的先河，填补了浙江文史研究成果在简明性、普及性、权威性和省域性方面的空白。在2022年首批丛书发布之际，中央文史研究馆还曾发来贺信“点赞”。与会专家无不感慨：丛书涉及资料数量巨大，相关内容涉及面广，梳理难度和写作量大，此前在相关领域罕见。 它，展现了厚重的历史。杭州良渚何以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唐朝寒山与拾得在台州怎样话“和合”、宋朝王安石变法如何从宁波起步、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何以在湖州诞生、红船又如何从嘉兴南湖启航……作为一次重大历史题材的文史创作工程，丛书各卷以时间朝代为序，从史前的文明肇始，绵延先秦、秦汉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辛亥革命，书写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之江大地角角落落发生的大事、要事。 它，拓宽了文化的维度。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吴光在省卷绪论中说：“人文指向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而文化则指向人类的不同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与制度习俗，包括民族或族群精神活动的方式、精神活动成果以及在历史中形成的精神文明传统。” 因此，鬼斧神工的山脉水系、烽火硝烟中的抗战历程、且行且吟的诗词歌赋……丛书不拘泥在狭义“文化”，而是对文史哲、科学、教育、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和人文精髓都有涉及。 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套视野宏阔的“大书”，也是一套有专家审核、由大家创作，兼具史实性、思想性、可读性的简明易读的“小书”。 “话说那秦始皇，横渡浙江时威风凛凛，观者人山人海，谁知就有一个天下大英雄隐身其中，正是秦国的死对头、楚国贵族名将项燕之孙项羽……”这富有文学色彩的描述来自省卷。事实上，以历史人物为叙述主线、用文学性语言讲故事，是整套丛书区别于其他文史书籍的特色所在。 例如，翻开《浙江文史记忆·瑞安卷》，我们得以认识“瑞安古城的奠基人”蔡敬则，义利并重倡“事功”的陈傅良与叶适，创作《琵琶记》的南戏鼻祖高则诚，重商务实、应时革新的孙诒让，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曾联松……从这群爱国为民、敢为人先的人身上，我们不仅识别出浙江各区域的文化个性，也能够从中领悟浙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共同特性。 作为编委的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原主任、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延锋，是以读者视角看待丛书的。身为浙江人，她读到浙江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群像时，由衷感到自豪；身为女性，她在读到承担了中共一大筹备和警卫工作、也是唯一的女性见证者王会悟的故事时，发自内心地骄傲……“唯有尊重历史真实，才能打动人、才有可读性。”在她看来，那些极具价值又极度庞杂的史料没有被“戏说”，也没有被忽略，而是有机、生动地整合在一起，使得丛书既有文学性表达的松弛，又不乏史实性、学术性叙述的严谨，整体十分可信可读。 “对待任何事物，只有了解它、理解它，才会认同它、热爱它。”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郭学焕认为，这套丛书帮助我们了解浙江，让文化自信有据可依。 “在相当的意义上，丛书承载着一种内在的精神和文化信念、文化自信、文化觉悟和文化力量。”丛书主编、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王永昌也希望，《浙江文史记忆》丛书能成为一颗楔子，让广大读者从历史的跌宕中，读懂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读懂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自强。 让文史社科研究“再上层楼” 回顾过去，座谈会上，编委会成员们也在“以史为鉴”，为未来更好创作文史主题精品总结着经验。 以前，我以为自己对史料的把握已经足够，但是开始写作才知道，自己对史料的掌握还是太少。”省卷作者、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王旭烽，毕业于历史系，具有专业基础；写过《走读浙江》，对浙江各地的历史文化遗迹、人物有知识储备；获得过茅盾文学奖，文学性写作更是游刃有余。然而，《浙江文史记忆·省卷》她却改了足足18道，以至于这本书成为她创作生涯中反复修改次数最多的一本。她感慨：对家乡人文历史的“查漏补缺”，将让她更自信地面对以后的写作。 与此同时，与会专家认为，《浙江文史记忆》不仅是浙江，也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次探索。正如省方志办原主任、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潘捷军所说：其在平衡以《浙江年鉴》为代表的“短平快”类文史文章与以《浙江通志》为代表的“高精尖”文章之间，找到了一个“雅俗共赏”的平衡点。 针对此，王旭烽提醒，在这种背景下，写作者“必须要独立思考，有历史观”，不能只满足于史料的堆叠，或是文字的华丽。运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她在每个章节前后留下精简的评析。因为她相信：真实、公认的观点阐述，既能引发读者思考，又方便读者提纲挈领。 不仅是个人，浙江地方文史队伍的建设也借机进一步加强。 跨度长达6年的编撰出版过程，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宏大体量……丛书的与众不同，对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的组织统筹工作提出了高要求。馆内建立了丛书工作联络机制，按区域划分成立3个联络组推动地市丛书编撰出版。馆员研究员作为丛书编撰的巨大“能量源”，高强度、高频率赴各地座谈调研、答疑解惑，提供专家支持和业务指导。正如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专职副馆长姜玉峰在座谈会上提到的，“这套丛书，是全省广大文史人通力合作的重要成果，它的面世，生动体现了新时代浙江文史人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担当。” 各地市宣传部门协力推进，也进一步整合了县市区的文史社科类资源。有的地方还专门成立编委会，形成了组织机构，集中了编纂力量。据不完全统计，省、市、县（市、区）三级参与编纂工作的人员达1000余人，不少地方是首次参与全省联动的通史性质的文史丛书工作。许多对当地历史文化颇有研究的学者专家都积极参与，认为这不仅发挥了他们的学识专业性，更赋予了他们灵活多元的书写空间。 全程参与丛书编撰的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代表王福和，被基层的热情所深深打动，“每一次去开会，就像参加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被基层文史工作者追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聆听着他们的困惑、焦虑、矛盾，王福和感慨：未来要进一步加强对县市一级文史研究者的关心和帮助，从而继续推动新时代的文史工作走深走实。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书的出版是一个新的开始。“丛书涉及的史实史料，和写作风格还有有待完善的地方”“可不可以让丛书进入中小学，成为当地的乡土教材”“可不可以出配套的图志，丰富丛书的内容形式”……越来越多的新想法正在迸发。 从某种意义上，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社科研究跳出“小众循环”，才能在“大众流量”中产生更广泛的社会价值。 “《浙江文史记忆》丛书的编撰出版，是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际行动。一定程度上，它也成为推动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八战略’、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等的读物。”王永昌说。 编委会希望，未来，《浙江文史记忆》丛书能成为浙江省有辨识度的精品工程，更多读者能从中领悟到优秀的浙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为深入阐述、传承灿烂厚重的浙江历史文化，讲好人文故事，在省委宣传部和省政府办公厅的支持下，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发起了《浙江文史记忆》丛书编纂工作。2018年启动，2020年全面铺开，2022年首批面世……历经6年时光，日前，由概览卷、省卷、市卷、县（市、区）卷组成，共99卷、2200余万字的作品已悉数出版。
这套宏大之书何以立项，何以为新，又有何价值？日前，《浙江文史记忆》丛书出版座谈会在杭州举行。编委会成员喜悦着，也思考着。从他们的所言所感中，我们察觉到，浙江文史社科领域的学人们，正在走出书斋，面向广阔人群。
让厚重历史简明易读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拥有“万年上山、五千年良渚、千年宋韵、百年红船”的浙江，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如何更好地读懂这颗明珠亘古亘今的璀璨光华？无疑，《浙江文史记忆》丛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难能可贵的窗。
丛书开创了“举全省文史之力来完成一项文化工程”的先河，填补了浙江文史研究成果在简明性、普及性、权威性和省域性方面的空白。在2022年首批丛书发布之际，中央文史研究馆还曾发来贺信“点赞”。与会专家无不感慨：丛书涉及资料数量巨大，相关内容涉及面广，梳理难度和写作量大，此前在相关领域罕见。
它，展现了厚重的历史。杭州良渚何以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唐朝寒山与拾得在台州怎样话“和合”、宋朝王安石变法如何从宁波起步、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何以在湖州诞生、红船又如何从嘉兴南湖启航……作为一次重大历史题材的文史创作工程，丛书各卷以时间朝代为序，从史前的文明肇始，绵延先秦、秦汉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辛亥革命，书写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之江大地角角落落发生的大事、要事。
它，拓宽了文化的维度。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吴光在省卷绪论中说：“人文指向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而文化则指向人类的不同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与制度习俗，包括民族或族群精神活动的方式、精神活动成果以及在历史中形成的精神文明传统。” 因此，鬼斧神工的山脉水系、烽火硝烟中的抗战历程、且行且吟的诗词歌赋……丛书不拘泥在狭义“文化”，而是对文史哲、科学、教育、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和人文精髓都有涉及。
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套视野宏阔的“大书”，也是一套有专家审核、由大家创作，兼具史实性、思想性、可读性的简明易读的“小书”。
“话说那秦始皇，横渡浙江时威风凛凛，观者人山人海，谁知就有一个天下大英雄隐身其中，正是秦国的死对头、楚国贵族名将项燕之孙项羽……”这富有文学色彩的描述来自省卷。事实上，以历史人物为叙述主线、用文学性语言讲故事，是整套丛书区别于其他文史书籍的特色所在。
例如，翻开《浙江文史记忆·瑞安卷》，我们得以认识“瑞安古城的奠基人”蔡敬则，义利并重倡“事功”的陈傅良与叶适，创作《琵琶记》的南戏鼻祖高则诚，重商务实、应时革新的孙诒让，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曾联松……从这群爱国为民、敢为人先的人身上，我们不仅识别出浙江各区域的文化个性，也能够从中领悟浙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共同特性。
作为编委的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原主任、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金延锋，是以读者视角看待丛书的。身为浙江人，她读到浙江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群像时，由衷感到自豪；身为女性，她在读到承担了中共一大筹备和警卫工作、也是唯一的女性见证者王会悟的故事时，发自内心地骄傲……“唯有尊重历史真实，才能打动人、才有可读性。”在她看来，那些极具价值又极度庞杂的史料没有被“戏说”，也没有被忽略，而是有机、生动地整合在一起，使得丛书既有文学性表达的松弛，又不乏史实性、学术性叙述的严谨，整体十分可信可读。
“对待任何事物，只有了解它、理解它，才会认同它、热爱它。”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郭学焕认为，这套丛书帮助我们了解浙江，让文化自信有据可依。
“在相当的意义上，丛书承载着一种内在的精神和文化信念、文化自信、文化觉悟和文化力量。”丛书主编、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王永昌也希望，《浙江文史记忆》丛书能成为一颗楔子，让广大读者从历史的跌宕中，读懂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与创造力，读懂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自强。
让文史社科研究“再上层楼”
回顾过去，座谈会上，编委会成员们也在“以史为鉴”，为未来更好创作文史主题精品总结着经验。
以前，我以为自己对史料的把握已经足够，但是开始写作才知道，自己对史料的掌握还是太少。”省卷作者、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王旭烽，毕业于历史系，具有专业基础；写过《走读浙江》，对浙江各地的历史文化遗迹、人物有知识储备；获得过茅盾文学奖，文学性写作更是游刃有余。然而，《浙江文史记忆·省卷》她却改了足足18道，以至于这本书成为她创作生涯中反复修改次数最多的一本。她感慨：对家乡人文历史的“查漏补缺”，将让她更自信地面对以后的写作。
与此同时，与会专家认为，《浙江文史记忆》不仅是浙江，也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次探索。正如省方志办原主任、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潘捷军所说：其在平衡以《浙江年鉴》为代表的“短平快”类文史文章与以《浙江通志》为代表的“高精尖”文章之间，找到了一个“雅俗共赏”的平衡点。
针对此，王旭烽提醒，在这种背景下，写作者“必须要独立思考，有历史观”，不能只满足于史料的堆叠，或是文字的华丽。运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她在每个章节前后留下精简的评析。因为她相信：真实、公认的观点阐述，既能引发读者思考，又方便读者提纲挈领。
不仅是个人，浙江地方文史队伍的建设也借机进一步加强。
跨度长达6年的编撰出版过程，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宏大体量……丛书的与众不同，对浙江省文史研究馆的组织统筹工作提出了高要求。馆内建立了丛书工作联络机制，按区域划分成立3个联络组推动地市丛书编撰出版。馆员研究员作为丛书编撰的巨大“能量源”，高强度、高频率赴各地座谈调研、答疑解惑，提供专家支持和业务指导。正如浙江省文史研究馆专职副馆长姜玉峰在座谈会上提到的，“这套丛书，是全省广大文史人通力合作的重要成果，它的面世，生动体现了新时代浙江文史人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担当。”
各地市宣传部门协力推进，也进一步整合了县市区的文史社科类资源。有的地方还专门成立编委会，形成了组织机构，集中了编纂力量。据不完全统计，省、市、县（市、区）三级参与编纂工作的人员达1000余人，不少地方是首次参与全省联动的通史性质的文史丛书工作。许多对当地历史文化颇有研究的学者专家都积极参与，认为这不仅发挥了他们的学识专业性，更赋予了他们灵活多元的书写空间。
全程参与丛书编撰的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代表王福和，被基层的热情所深深打动，“每一次去开会，就像参加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被基层文史工作者追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聆听着他们的困惑、焦虑、矛盾，王福和感慨：未来要进一步加强对县市一级文史研究者的关心和帮助，从而继续推动新时代的文史工作走深走实。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书的出版是一个新的开始。“丛书涉及的史实史料，和写作风格还有有待完善的地方”“可不可以让丛书进入中小学，成为当地的乡土教材”“可不可以出配套的图志，丰富丛书的内容形式”……越来越多的新想法正在迸发。
从某种意义上，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社科研究跳出“小众循环”，才能在“大众流量”中产生更广泛的社会价值。
“《浙江文史记忆》丛书的编撰出版，是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际行动。一定程度上，它也成为推动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八战略’、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等的读物。”王永昌说。
编委会希望，未来，《浙江文史记忆》丛书能成为浙江省有辨识度的精品工程，更多读者能从中领悟到优秀的浙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