匕首之刃，刀剑之锋
【文/ 罗援】 苏联时期的战斗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撰写的自传体革命小说，告诉了我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刘江波撰写的《匕首之刃 李强传》，告诉了我们“钢铁是怎样淬火成锋的”。 李强原名曾培洪，出身于江苏常熟望族。因革命需要改名李强，意为意志坚强。在《李强传》中，赞誉李强为“革命的匕首”。 所谓匕首者，乃匕之刃，刀之锋，短小易藏，锋利无比。或隐于袖，或藏于襟。猝然弒敌，近不可防。在敌我博弈的生死较量中，匕首是我党的防身锄奸之术，大隐隐于市，出鞘挟寒光。无处寻觅，又无处不在。不动则已，动则一剑封喉，至敌于死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有匕首在，革命同志感到安全；有匕首在，叛徒特务则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 在我党的情报群英中，李强就是一位别具一格的传奇英雄。他由学霸转为红色“杀手”，由红色“杀手”转为科学明星，由科学明星转为红色工匠，由红色工匠转为红色儒商，由地上转入地下，再由地下转为地上，变幻于隐形与显形之间，行走于刀尖与游丝之上。 他的每一次华丽转型，都“玩”得惊心动魄；他的每一次艰难选择，都循的是“党心至上”。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向。只要党有所需，他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只要党有所求，他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们都说“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那我们就看看李强这样的共产党员，是怎样听任党来搬的？ 李强自幼聪颖好学，酷爱数学、擅长英语，读过私塾，学过新学，这些都为其而后的情报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3年夏，李强以优异成绩获上海南洋路矿学校中学部的中、英文两张毕业证书。本可凭英文证书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深造。但李强执意要留在国内救国图强。 李强回忆五卅时期学生运动等革命历史手稿。 正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的血雨腥风中，李强加入了革命行列，先是共青团员，后转入中国共产党员。他从事过军事工作、青年工作、工人运动，每行每业都干得有声有色。 1926年9月上旬到10月下旬，为了应对反动军阀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必须掌握自己的“打狗棍”。于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交给李强一个艰巨的任务，全力以赴研制炸药，以备“作战和破坏铁路、桥梁、建筑物”之用。 一个工科大学没有毕业的青年学生，对化学知识仅仅是“粗知一些”，要在北洋军阀严密控制下研制“危险品”谈何容易！但是，既然是党交代的任务，责无旁贷，李强毅然决然白手起家。 他到书店里去购买了几本英文版的制造炸药的书，又在旧书摊上买了几本兵工方面的参考资料，在化工仪器公司购买了制造炸药的材料，按照教科书上的配方，终于研制成功属于我们自己的炸药。尔后，李强又利用各种渠道购买了手榴弹和枪支弹药，为1927年3月22日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滩一片白色恐怖，共产党员血流成河。在此危难关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李强从老家常熟虎口脱险，毅然决然返回上海，寻找党组织，也由此开始了他人生最精彩的华章。 国民党的残酷屠杀，迫使共产党人开始了自卫行动。1927年5月，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在武汉成立了军委特科，下设保卫股（股长李剑如）、特务股（股长李强）、情报股（股长董醒吾）和匪运股（股长胡孑）。 邓颖超同志曾称李强为“第一特务”，即缘由于此，李强是中共中央第一个特别事务机构——军委特科的特务股股长。如匕首之刃，是自卫或弒敌最先见血的关键岗位。初到武汉的李强，最紧迫的任务是“锄奸”，即惩处共产党的叛徒和国民党奸细，人称“打狗”。 这是关系到共产党能否在武汉生存下去的头等大事。李强最恨叛徒，因为叛徒非常危险，碰到叛徒，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杀我们，有敌无我，有我无敌。 叛徒熟悉共产党的活动规律，熟悉共产党人的行踪轨迹。他们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出卖灵魂，起到公开的敌人起不到的作用，许多被叛徒出卖而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曾在党内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他们的不幸牺牲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所以叛徒是钻入我们营垒中最凶恶的敌人。 因此，李强他们对叛徒的惩治必须毫不留情，绝不手软，要实行“红色恐怖”。李强做了最坏的打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自己都必须也应该能够做到，坚定信念，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永不叛党。 李强作为这段血雨腥风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在他的口述和笔述回忆当中，详尽地介绍了一些细节。 比如1927年5月在武汉成立军委特科的经过及组织架构，以及军委特科的一些业绩。李强作为军委特科特务股的骨干成员参与了许多锄奸行动。他之所以由一名书生演变为一名红色“杀手”，完全是由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政策造成的。 面对敌人令人发指的暴行，李强的心无法平静，他震惊、愤怒、沉重的喘息和压抑着的悲愤使他义愤填膺，这个满怀古道热肠和嫉恶如仇的“书生”，逐步锻炼成为一名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革命“斗士”。 1927年11月14日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下辖四个科，即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科。交通科后改为无线电通讯科，李强任科长。 在此期间，李强还参与了营救我党领导人罗亦农和澎湃、杨殷等人的行动，虽然这两次营救行动没有成功，但惩罚了出卖我党领导人的叛徒。 “红队”队员击毙、击伤了出卖罗亦农烈士的何家兴、贺稚华夫妇。当党中央得知出卖澎湃等四位领导人的叛徒是军委秘书白鑫时，周恩来同志果断下达了锄奸令，在电光石火之间，“红队”队员邵扶民将白鑫击毙。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只要听到“特科”的名字，便闻风丧胆。 李强还详细介绍了“龙潭三杰”是由张沈川、李克农、钱壮飞的“街道支部”发展成为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的“特别党支部”，以及这个“特别党支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的千钧一发之际，对党做出的特殊贡献。 李强多次说过，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人都完了。党的历史也会重新改写。“为此，我们都深深感激钱壮飞同志，没有他的忠诚、机警和及时报告，我们的遭遇将不堪设想。” 李强还客观、公正地评价了传奇人物鲍君甫（杨登瀛）的功过是非，还原了一位真实的鲍君甫。 李强在“中央特科”的另一大功绩，就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相关特科人员的参与下，制造了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建立了第一个无线电台，创办了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第一次在香港实现了沪港跨域无线电通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们的遗体又继续战斗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各地党的组织逐渐得到恢复，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开天辟地第一次，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但相对于国民党军队旅以上各级指挥机构均已配备短波无线电台的优势，各地红军和根据地的通信指挥手段却严重落后。 除个别部队配备电话外，大多仍以军号为主，只能适用于战术通讯，无法承担全局性战略战役指挥联络的使命。 而此时中共中央远在上海，同相距数千里的各地红军和根据地的联系主要靠交通员传送文件，既费时又不安全。这使中共中央意识到，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系统。 李强临危受命。周恩来同志指示李强由他来研制收发报机、组织人员培训和建立电台。 李强虽然上过大学，但当时他对无线电却一窍不通。特别是国民党特务对无线电设备检查控制很严，一经查获均施以重刑。而且书店也根本没有与此相关的中文书籍。周恩来同志鼓励李强：没有中文的，可以看英文的，你的英文基础不错，完全可以自学。 李强果然不负众望，通过自学和从敌人管制较松的洋行里购买无线电零部件，研制、组装成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中央特科电台训练班旧址。1930年3月中共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李强任教员。第一期训练班采取分散居住，登门教学的秘密方式进行 以后，他又与张沈川同志一起创办了我党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他负责机务教学，张沈川负责报务教学，为我党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机要报务骨干。 根据地下工作的需要，周恩来同志指示李强到香港建立秘密电台。1930年1月，香港台与上海台正式加密通报，在我们党内首先成功地实现了无线电通信，这在我党通信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党中央通过无线电波实现了对全党的统一领导，及时指挥。 中共中央第一个秘密电台遗址延安西路420弄（原大西路福康里）9号 凡此种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强在我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上，功不可没，是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
【文/ 罗援】
苏联时期的战斗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撰写的自传体革命小说，告诉了我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刘江波撰写的《匕首之刃 李强传》，告诉了我们“钢铁是怎样淬火成锋的”。
李强原名曾培洪，出身于江苏常熟望族。因革命需要改名李强，意为意志坚强。在《李强传》中，赞誉李强为“革命的匕首”。
所谓匕首者，乃匕之刃，刀之锋，短小易藏，锋利无比。或隐于袖，或藏于襟。猝然弒敌，近不可防。在敌我博弈的生死较量中，匕首是我党的防身锄奸之术，大隐隐于市，出鞘挟寒光。无处寻觅，又无处不在。不动则已，动则一剑封喉，至敌于死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有匕首在，革命同志感到安全；有匕首在，叛徒特务则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
在我党的情报群英中，李强就是一位别具一格的传奇英雄。他由学霸转为红色“杀手”，由红色“杀手”转为科学明星，由科学明星转为红色工匠，由红色工匠转为红色儒商，由地上转入地下，再由地下转为地上，变幻于隐形与显形之间，行走于刀尖与游丝之上。
他的每一次华丽转型，都“玩”得惊心动魄；他的每一次艰难选择，都循的是“党心至上”。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向。只要党有所需，他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只要党有所求，他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们都说“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那我们就看看李强这样的共产党员，是怎样听任党来搬的？
李强自幼聪颖好学，酷爱数学、擅长英语，读过私塾，学过新学，这些都为其而后的情报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3年夏，李强以优异成绩获上海南洋路矿学校中学部的中、英文两张毕业证书。本可凭英文证书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深造。但李强执意要留在国内救国图强。
李强回忆五卅时期学生运动等革命历史手稿。
正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的血雨腥风中，李强加入了革命行列，先是共青团员，后转入中国共产党员。他从事过军事工作、青年工作、工人运动，每行每业都干得有声有色。
1926年9月上旬到10月下旬，为了应对反动军阀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必须掌握自己的“打狗棍”。于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交给李强一个艰巨的任务，全力以赴研制炸药，以备“作战和破坏铁路、桥梁、建筑物”之用。
一个工科大学没有毕业的青年学生，对化学知识仅仅是“粗知一些”，要在北洋军阀严密控制下研制“危险品”谈何容易！但是，既然是党交代的任务，责无旁贷，李强毅然决然白手起家。
他到书店里去购买了几本英文版的制造炸药的书，又在旧书摊上买了几本兵工方面的参考资料，在化工仪器公司购买了制造炸药的材料，按照教科书上的配方，终于研制成功属于我们自己的炸药。尔后，李强又利用各种渠道购买了手榴弹和枪支弹药，为1927年3月22日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滩一片白色恐怖，共产党员血流成河。在此危难关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李强从老家常熟虎口脱险，毅然决然返回上海，寻找党组织，也由此开始了他人生最精彩的华章。
国民党的残酷屠杀，迫使共产党人开始了自卫行动。1927年5月，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在武汉成立了军委特科，下设保卫股（股长李剑如）、特务股（股长李强）、情报股（股长董醒吾）和匪运股（股长胡孑）。
邓颖超同志曾称李强为“第一特务”，即缘由于此，李强是中共中央第一个特别事务机构——军委特科的特务股股长。如匕首之刃，是自卫或弒敌最先见血的关键岗位。初到武汉的李强，最紧迫的任务是“锄奸”，即惩处共产党的叛徒和国民党奸细，人称“打狗”。
这是关系到共产党能否在武汉生存下去的头等大事。李强最恨叛徒，因为叛徒非常危险，碰到叛徒，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杀我们，有敌无我，有我无敌。
叛徒熟悉共产党的活动规律，熟悉共产党人的行踪轨迹。他们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出卖灵魂，起到公开的敌人起不到的作用，许多被叛徒出卖而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曾在党内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他们的不幸牺牲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所以叛徒是钻入我们营垒中最凶恶的敌人。
因此，李强他们对叛徒的惩治必须毫不留情，绝不手软，要实行“红色恐怖”。李强做了最坏的打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自己都必须也应该能够做到，坚定信念，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永不叛党。
李强作为这段血雨腥风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在他的口述和笔述回忆当中，详尽地介绍了一些细节。
比如1927年5月在武汉成立军委特科的经过及组织架构，以及军委特科的一些业绩。李强作为军委特科特务股的骨干成员参与了许多锄奸行动。他之所以由一名书生演变为一名红色“杀手”，完全是由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政策造成的。
面对敌人令人发指的暴行，李强的心无法平静，他震惊、愤怒、沉重的喘息和压抑着的悲愤使他义愤填膺，这个满怀古道热肠和嫉恶如仇的“书生”，逐步锻炼成为一名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革命“斗士”。
1927年11月14日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下辖四个科，即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科。交通科后改为无线电通讯科，李强任科长。
在此期间，李强还参与了营救我党领导人罗亦农和澎湃、杨殷等人的行动，虽然这两次营救行动没有成功，但惩罚了出卖我党领导人的叛徒。
“红队”队员击毙、击伤了出卖罗亦农烈士的何家兴、贺稚华夫妇。当党中央得知出卖澎湃等四位领导人的叛徒是军委秘书白鑫时，周恩来同志果断下达了锄奸令，在电光石火之间，“红队”队员邵扶民将白鑫击毙。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只要听到“特科”的名字，便闻风丧胆。
李强还详细介绍了“龙潭三杰”是由张沈川、李克农、钱壮飞的“街道支部”发展成为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的“特别党支部”，以及这个“特别党支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的千钧一发之际，对党做出的特殊贡献。
李强多次说过，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人都完了。党的历史也会重新改写。“为此，我们都深深感激钱壮飞同志，没有他的忠诚、机警和及时报告，我们的遭遇将不堪设想。”
李强还客观、公正地评价了传奇人物鲍君甫（杨登瀛）的功过是非，还原了一位真实的鲍君甫。
李强在“中央特科”的另一大功绩，就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相关特科人员的参与下，制造了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建立了第一个无线电台，创办了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第一次在香港实现了沪港跨域无线电通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们的遗体又继续战斗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各地党的组织逐渐得到恢复，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开天辟地第一次，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但相对于国民党军队旅以上各级指挥机构均已配备短波无线电台的优势，各地红军和根据地的通信指挥手段却严重落后。
除个别部队配备电话外，大多仍以军号为主，只能适用于战术通讯，无法承担全局性战略战役指挥联络的使命。
而此时中共中央远在上海，同相距数千里的各地红军和根据地的联系主要靠交通员传送文件，既费时又不安全。这使中共中央意识到，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系统。
李强临危受命。周恩来同志指示李强由他来研制收发报机、组织人员培训和建立电台。
李强虽然上过大学，但当时他对无线电却一窍不通。特别是国民党特务对无线电设备检查控制很严，一经查获均施以重刑。而且书店也根本没有与此相关的中文书籍。周恩来同志鼓励李强：没有中文的，可以看英文的，你的英文基础不错，完全可以自学。
李强果然不负众望，通过自学和从敌人管制较松的洋行里购买无线电零部件，研制、组装成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中央特科电台训练班旧址。1930年3月中共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李强任教员。第一期训练班采取分散居住，登门教学的秘密方式进行
以后，他又与张沈川同志一起创办了我党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他负责机务教学，张沈川负责报务教学，为我党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机要报务骨干。
根据地下工作的需要，周恩来同志指示李强到香港建立秘密电台。1930年1月，香港台与上海台正式加密通报，在我们党内首先成功地实现了无线电通信，这在我党通信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党中央通过无线电波实现了对全党的统一领导，及时指挥。
中共中央第一个秘密电台遗址延安西路420弄（原大西路福康里）9号
凡此种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强在我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上，功不可没，是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