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先锋队精神，中国共产党有这两个法宝
编者按：《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是国内首次从哲学、历史、法学、文明、经济社会跨学科多角度、完全基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框架来论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所发挥核心作用的著作。该书的作者是孟捷、强世功、白钢和鄢一龙，四位来自不同学科的60后学者与70后学者。观察者网近期和白钢教授对话，探讨了有关话题。 观察者网：《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是2015年出版，《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是2024年出版，您都是共同作者。这期间有一个差不多十年之久的跨度，面对差不多的命题处理，在写作心路上有何不同，能否跟我们分享？ 白钢：10多年前，我们几个70后作者才40岁吧，回想那时候写《大道之行》是想做一种新的尝试，即以学理的方式把党——这个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存在，包括其地位、机制、传统、文明的脉络等作为对象直接加以讨论，这在当时还是有些大胆与尖锐的。可正是这种尖锐的文风以及学理表达，才具有了某种冲击力，使得《大道之行》成为一本在思政领域受到好评并传播较广的读本。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道之行》是一次自发性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转眼近十年过去，书中的许多建议主张已经进入了我党的主流话语，成为了学界共识。今天，思考还在延续，锐性与对现实的敏感反映还在，但在新作中却以某种更深沉的方式展现出来，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相对于《大道之行》，我认为《关键》全书写作的学理思辨意味更强，无论是党和国家建设的历史与哲学解释、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之“四位一体”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党的领导与中国式善治之有机联系，都体现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成果。 观察者网：您的任务主要是完成《关键》的第二章。在这一章，您提出“党是两个先锋队代表”的表述：一个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还有一个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我们的读者会好奇，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大军一天天变少、且未来会被高自动化的生产线与AI替代的数字化社会，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一表述的社会基础何在呢？ 白钢：的确，制造大军在减少，这是一个全球趋势。但有一个事实：过去历史上作为我党党员的主要构成也不是工人出身的成员，但并不影响党本身是可以代表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这一事实。 因此这个问题在今天其实仍然是相似的。对于保持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基本品质，尤其是内在的理论品质，不能因为现实社会阶层的变化，就不强调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一点。否则就会下滑到类似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水平，甚至比它们可能还不如。 不过，我同意在今天这个数字时代下对“工人阶级大军”的定义进行转化，使其符合时代性。比如当今社会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软件开发人员、游戏开放人员、产品设计人员，也被称为“码农”，他们不就可以算做新时代的“制造工人大军“？当然，目前经济统计上把他们归类在制造性服务业，我认为这是一种过渡期的不得已的分类。 在更广的意义上，年轻人现在喜欢用一个带有反讽的词叫“社畜”。我看这恰恰是网络时代新型语言表达”阶级关系“的一个例子，是阶级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呈现，哪怕这个词的使用与自我嘲讽有关。 这表明，大批年轻人很明显地感受到，自己所属的群体具有被压抑、被异化的特征。 观察者网：“社畜”这种生存状态就不一定是和具体的制造行业岗位挂钩了，制造也好、码农也好、服务业也好、一线也好、办公室也好，都可包括在内。 白钢：是的，包括某些大家觉得非常光鲜的职业，比如说金融业的中低层岗位，也处于这种被异化的状态。 应该说，数字时代的新型制造大军，还处于一种不那么自觉的、自嘲的状态，这是正常的。 《关键》的第二章里面，我介绍了“列宁时刻”，即列宁创建党建理论的那个时刻，就是他在实践斗争中第一次提出：阶级存在与阶级意识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分离的。列宁第一次指出阶级意识是可以通过先锋队政党，从外部来灌输给广大自发、被动的群众的。 观察者网：显然历史证明，列宁是对的。从中共历史上看，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来源有士兵、工人、农民、学生，但是工人一直不占多数。古田会议之后确立的建党与建军路线，才解决了革命战争实践中无产阶级意识如何持续产生与灌输的基本问题，才有党的先锋队不断壮大，才有后来新中国的建立。 可在和平年代，特别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持这种先锋队特质不变、持续产生先锋队意识的条件是什么呢？ 我们看见在苏联，在列宁去世以后，这种先锋队精神没有能够持久保存下去。为何在我党先进性发生危机的时候，某种自我革命的基因就会出现呢？在您看来，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白钢：谈到深层次的原因，我觉得这是两个民族的文明底色不同。 苏联列宁主义政党的文明底色显然是东正教的。东正教是把希腊传统跟基督教教义，以一个独特的、组织严密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做一个比喻：党跟人民的基本关系，相当于圣徒和教众的的关系，或者可以比喻为神和人的关系，或是神的使者与个人的关系。在这样的东正教文明底色中，党在根本上是高于人民群众的。事实上我们看列宁当时的表述也是这样说，就是不能把群众降低到“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水平。 列宁清晰地把布尔什维克的党纲与斗争目标与当时俄国民粹主义区分开来，这种区分是基于这样一种认定：党这个先锋队要高于群众，要通过先锋队，把更正确的思想灌输到还没有被启发、还没有觉悟的群众头脑中，才能发动社会革命。 按照基督教文明的逻辑：有一类人要比其它教众更富有神性，圣徒就是这样一种存在。按照这个逻辑，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个先锋队就是一个完全由圣徒组成的组织，具有革命理想，有充分的道义感召力，而且确实愿意为群众去献身、成为群众痛苦的拯救者。这类人对于人民的感情，是一种类似神对于凡人的爱，是一种单向度的爱。 列宁雕像
编者按：《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是国内首次从哲学、历史、法学、文明、经济社会跨学科多角度、完全基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框架来论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所发挥核心作用的著作。该书的作者是孟捷、强世功、白钢和鄢一龙，四位来自不同学科的60后学者与70后学者。观察者网近期和白钢教授对话，探讨了有关话题。
观察者网：《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是2015年出版，《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是2024年出版，您都是共同作者。这期间有一个差不多十年之久的跨度，面对差不多的命题处理，在写作心路上有何不同，能否跟我们分享？
白钢：10多年前，我们几个70后作者才40岁吧，回想那时候写《大道之行》是想做一种新的尝试，即以学理的方式把党——这个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存在，包括其地位、机制、传统、文明的脉络等作为对象直接加以讨论，这在当时还是有些大胆与尖锐的。可正是这种尖锐的文风以及学理表达，才具有了某种冲击力，使得《大道之行》成为一本在思政领域受到好评并传播较广的读本。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道之行》是一次自发性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转眼近十年过去，书中的许多建议主张已经进入了我党的主流话语，成为了学界共识。今天，思考还在延续，锐性与对现实的敏感反映还在，但在新作中却以某种更深沉的方式展现出来，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相对于《大道之行》，我认为《关键》全书写作的学理思辨意味更强，无论是党和国家建设的历史与哲学解释、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之“四位一体”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党的领导与中国式善治之有机联系，都体现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成果。
观察者网：您的任务主要是完成《关键》的第二章。在这一章，您提出“党是两个先锋队代表”的表述：一个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还有一个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我们的读者会好奇，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大军一天天变少、且未来会被高自动化的生产线与AI替代的数字化社会，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一表述的社会基础何在呢？
白钢：的确，制造大军在减少，这是一个全球趋势。但有一个事实：过去历史上作为我党党员的主要构成也不是工人出身的成员，但并不影响党本身是可以代表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这一事实。
因此这个问题在今天其实仍然是相似的。对于保持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基本品质，尤其是内在的理论品质，不能因为现实社会阶层的变化，就不强调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一点。否则就会下滑到类似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水平，甚至比它们可能还不如。
不过，我同意在今天这个数字时代下对“工人阶级大军”的定义进行转化，使其符合时代性。比如当今社会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软件开发人员、游戏开放人员、产品设计人员，也被称为“码农”，他们不就可以算做新时代的“制造工人大军“？当然，目前经济统计上把他们归类在制造性服务业，我认为这是一种过渡期的不得已的分类。
在更广的意义上，年轻人现在喜欢用一个带有反讽的词叫“社畜”。我看这恰恰是网络时代新型语言表达”阶级关系“的一个例子，是阶级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呈现，哪怕这个词的使用与自我嘲讽有关。
这表明，大批年轻人很明显地感受到，自己所属的群体具有被压抑、被异化的特征。
观察者网：“社畜”这种生存状态就不一定是和具体的制造行业岗位挂钩了，制造也好、码农也好、服务业也好、一线也好、办公室也好，都可包括在内。
白钢：是的，包括某些大家觉得非常光鲜的职业，比如说金融业的中低层岗位，也处于这种被异化的状态。
应该说，数字时代的新型制造大军，还处于一种不那么自觉的、自嘲的状态，这是正常的。
《关键》的第二章里面，我介绍了“列宁时刻”，即列宁创建党建理论的那个时刻，就是他在实践斗争中第一次提出：阶级存在与阶级意识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分离的。列宁第一次指出阶级意识是可以通过先锋队政党，从外部来灌输给广大自发、被动的群众的。
观察者网：显然历史证明，列宁是对的。从中共历史上看，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来源有士兵、工人、农民、学生，但是工人一直不占多数。古田会议之后确立的建党与建军路线，才解决了革命战争实践中无产阶级意识如何持续产生与灌输的基本问题，才有党的先锋队不断壮大，才有后来新中国的建立。
可在和平年代，特别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持这种先锋队特质不变、持续产生先锋队意识的条件是什么呢？
我们看见在苏联，在列宁去世以后，这种先锋队精神没有能够持久保存下去。为何在我党先进性发生危机的时候，某种自我革命的基因就会出现呢？在您看来，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白钢：谈到深层次的原因，我觉得这是两个民族的文明底色不同。
苏联列宁主义政党的文明底色显然是东正教的。东正教是把希腊传统跟基督教教义，以一个独特的、组织严密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做一个比喻：党跟人民的基本关系，相当于圣徒和教众的的关系，或者可以比喻为神和人的关系，或是神的使者与个人的关系。在这样的东正教文明底色中，党在根本上是高于人民群众的。事实上我们看列宁当时的表述也是这样说，就是不能把群众降低到“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水平。
列宁清晰地把布尔什维克的党纲与斗争目标与当时俄国民粹主义区分开来，这种区分是基于这样一种认定：党这个先锋队要高于群众，要通过先锋队，把更正确的思想灌输到还没有被启发、还没有觉悟的群众头脑中，才能发动社会革命。
按照基督教文明的逻辑：有一类人要比其它教众更富有神性，圣徒就是这样一种存在。按照这个逻辑，最理想的情况下这个先锋队就是一个完全由圣徒组成的组织，具有革命理想，有充分的道义感召力，而且确实愿意为群众去献身、成为群众痛苦的拯救者。这类人对于人民的感情，是一种类似神对于凡人的爱，是一种单向度的爱。
列宁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