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重要，但如何量化？
2024-12-26 12:08:34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2》显示，自1970年以来，全球哺乳动物、鸟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鱼类的种群规模平均下降了69%，这一惊人的数据敲响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警钟，促使各国积极采取行动。 在中国，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关键参与者，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愈发关键。部分企业的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显著影响。为此，中国积极响应国际趋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然而，企业在实践中面临不少挑战。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研显示，超60%的企业在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上存在困难，主要因为缺乏专业的监测和评估方法，难以量化自身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所需的资金投入、技术支持等，也给企业带来了较大压力。 生物多样性披露要求日益严格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披露要求方面，国内外均有新进展。在中国，2024年多项举措出台，如财政部等九部门印发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沪深北交易所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试行）》专项构建生物多样性披露框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推动企业信息纳入报告。 国际上，GRI发布的《GRI 101：生物多样性2024》将于2026年生效，要求公司报告生物多样性丧失驱动因素及社会影响；《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促使欧洲企业披露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TNFD引导企业关联自然与财务信息披露；ISSB开展研究项目，调研不同司法管辖区要求，以提升全球企业披露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共同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发展。 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披露要求愈发严苛。以《GRI 101：生物多样性2024》为例，其着重强调企业务必全面且精准地披露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涵盖生物多样性战略、政策、目标、绩效等诸多方面。然而，这其中的难点在于企业需要仔细梳理错综复杂的业务活动对生物多样性所产生的影响，精准确定关键指标，并且全力确保数据的精确性与可靠性。这无疑要求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用于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工作，同时还需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与监测体系。 中国企业生物多样性披露仍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企业在实践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面临着诸多困难。许多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缺乏专业的知识和人才，不清楚自身业务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具体影响以及应采取何种有效的保护措施。例如，一些企业可能在不经意间破坏了栖息地或影响了物种的生存，但由于缺乏相关认知，未能及时采取行动。 数据收集和监测能力薄弱也是一大挑战，企业难以获取准确、全面的数据来评估自身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表现，这使得它们在制定保护策略时缺乏科学依据。此外，企业在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日常运营管理体系方面存在困难，缺乏明确的目标、战略和执行计划，难以确保工作的持续推进。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的《企业生物多样性披露研究》，中国企业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尚处于探索阶段，整体呈现出起步较晚、发展不均衡的态势。该研究报告评价的188家A股上市企业中，仅15家（占比8%）的企业在年报或社会责任报告中明确提及了“生物多样性”关键词，且集中在头部企业和环境及生物多样性敏感度较高的行业，如农业、食品日化、建筑、矿业等。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中国企业已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披露工作，如合盛橡胶在其可持续报告中，遵照GRI准则，详细披露了公司业务对生物多样性的重大影响，以及在生物多样性管理和保护方面的措施，如综合虫害管理、景观监测和保护等；伊利集团则以每年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方式，系统披露企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理念、行动和绩效。 总体而言，中国企业的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难点和问题，如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缺乏统一规范和客观描述标准，难以量化；企业的生物多样性行动缺乏针对性、系统框架等。 构建科学的数据及指标困难重重 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其发展趋势与温室气体排放议题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显著差异，两者需要适度切割。它们产生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如工业化进程、资源开发、土地利用变化等，但造成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影响全球气候系统，导致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增多等气候变化问题；而生物多样性问题涉及物种灭绝、生态系统退化、生物资源减少等多个方面，对生态平衡、生态服务功能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广泛影响。 就像二十多年前温室气体排放议题初期缺乏严谨方法论一样，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数据监测和方法论方面同样亟待完善。当前，企业在衡量生物多样性影响时面临诸多困难。与温室气体排放有相对成熟的监测技术和统一的衡量标准（如将各种温室气体排放量换算为二氧化碳当量来衡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效度）不同，生物多样性缺乏准确的数据监测来源和统一的衡量尺度。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识别”是基础，但这一环节面临巨大挑战。 仅从数据的源头来讲，即便以最简单的“海陆空”三方面来划分，其涉及的学科及专业知识就相当庞杂。例如，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需要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学等专业知识；陆地生物多样性涉及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空中生物多样性也与鸟类学、昆虫学等学科密切相关。不同学科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和衡量标准存在差异，难以形成统一的衡量标准。这使得构建科学的生物多样性指标面临巨大的“进度障碍”。 企业在实践中，由于未被明确告知衡量生物多样性的科学方法论，导致其在数据收集和评估方面存在困难。目前，中国能为企业提供生物多样性评估的第三方机构较少，企业缺乏专业的指导和支持，难以保证披露信息的质量。参考IUCN《企业生物多样性绩效规划与监测指南》，企业在制定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时，需要确定合适的指标、收集准确的数据并进行有效分析，但实际操作中，这些环节往往难以落实到位。 此外，在企业实践过程中，生物多样性的衡量容易陷入“绿不绿”的简单评判，而忽视了其背后复杂的生态系统变化和物种相互关系。例如，企业可能仅仅关注自身厂区内的绿化面积或某些标志性物种的保护，而忽略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功能。这种简单化的衡量方式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真实影响，也不利于制定科学有效的保护策略。企业需要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绿色”展示，而是要深入理解和尊重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通过科学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全面评估自身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并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来自公共领域的推动 公众和媒体在企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有着积极影响，例如广州红树林事件、秦岭事件等，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倒逼企业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然而，这些报道往往基于“肉眼可见的事实”，缺乏科学的量化标准，例如“过度砍伐”现象，其科学标准并不明确，砍树对生物多样性的具体影响程度，如涉及多少生态系统改变、影响多少动植物种类等，缺乏准确的数据支撑。这可能导致企业在应对时缺乏明确的改进方向，也不利于公众全面、准确地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际情况。 政府在生物多样性议题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新加坡构建的生物多样性城市指数，它涵盖生物多样性的各个方面，包括生物多样性丰富度、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城市规划与生物多样性的融合等。通过该指数，新加坡能够系统地评估城市生物多样性状况，为城市规划、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更好地保护和提升生物多样性。这一指数为其他城市和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启示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 中国也在积极构建城市级别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如2020年至2023年，杭州完成了首次全区域、全网格、全物种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综合天目山、清凉峰调查结果，共记录到物种16000余种，其中包括陆生高等植物4868种、陆生脊椎动物689种、昆虫6967种、大型真菌1428种、淡水水生生物2055种等，并公布了苕溪鱲、白盖鸡油菌等5个新物种，发现短尖护蒴苔、异美瑞丝菌等11个中国新记录物种，这些丰富的数据为建立数据库提供了坚实基础。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各方共同努力、协同合作，才能推动企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良性互动。 • 本文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施懿宸访谈整理。
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2》显示，自1970年以来，全球哺乳动物、鸟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鱼类的种群规模平均下降了69%，这一惊人的数据敲响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警钟，促使各国积极采取行动。
在中国，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关键参与者，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愈发关键。部分企业的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显著影响。为此，中国积极响应国际趋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然而，企业在实践中面临不少挑战。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研显示，超60%的企业在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上存在困难，主要因为缺乏专业的监测和评估方法，难以量化自身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所需的资金投入、技术支持等，也给企业带来了较大压力。
生物多样性披露要求日益严格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披露要求方面，国内外均有新进展。在中国，2024年多项举措出台，如财政部等九部门印发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沪深北交易所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试行）》专项构建生物多样性披露框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推动企业信息纳入报告。
国际上，GRI发布的《GRI 101：生物多样性2024》将于2026年生效，要求公司报告生物多样性丧失驱动因素及社会影响；《欧洲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促使欧洲企业披露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TNFD引导企业关联自然与财务信息披露；ISSB开展研究项目，调研不同司法管辖区要求，以提升全球企业披露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共同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发展。
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披露要求愈发严苛。以《GRI 101：生物多样性2024》为例，其着重强调企业务必全面且精准地披露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涵盖生物多样性战略、政策、目标、绩效等诸多方面。然而，这其中的难点在于企业需要仔细梳理错综复杂的业务活动对生物多样性所产生的影响，精准确定关键指标，并且全力确保数据的精确性与可靠性。这无疑要求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用于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工作，同时还需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与监测体系。
中国企业生物多样性披露仍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企业在实践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面临着诸多困难。许多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缺乏专业的知识和人才，不清楚自身业务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具体影响以及应采取何种有效的保护措施。例如，一些企业可能在不经意间破坏了栖息地或影响了物种的生存，但由于缺乏相关认知，未能及时采取行动。
数据收集和监测能力薄弱也是一大挑战，企业难以获取准确、全面的数据来评估自身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表现，这使得它们在制定保护策略时缺乏科学依据。此外，企业在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日常运营管理体系方面存在困难，缺乏明确的目标、战略和执行计划，难以确保工作的持续推进。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的《企业生物多样性披露研究》，中国企业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尚处于探索阶段，整体呈现出起步较晚、发展不均衡的态势。该研究报告评价的188家A股上市企业中，仅15家（占比8%）的企业在年报或社会责任报告中明确提及了“生物多样性”关键词，且集中在头部企业和环境及生物多样性敏感度较高的行业，如农业、食品日化、建筑、矿业等。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中国企业已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披露工作，如合盛橡胶在其可持续报告中，遵照GRI准则，详细披露了公司业务对生物多样性的重大影响，以及在生物多样性管理和保护方面的措施，如综合虫害管理、景观监测和保护等；伊利集团则以每年发布生物多样性保护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方式，系统披露企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理念、行动和绩效。
总体而言，中国企业的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难点和问题，如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缺乏统一规范和客观描述标准，难以量化；企业的生物多样性行动缺乏针对性、系统框架等。
构建科学的数据及指标困难重重
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其发展趋势与温室气体排放议题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显著差异，两者需要适度切割。它们产生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如工业化进程、资源开发、土地利用变化等，但造成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影响全球气候系统，导致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增多等气候变化问题；而生物多样性问题涉及物种灭绝、生态系统退化、生物资源减少等多个方面，对生态平衡、生态服务功能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广泛影响。
就像二十多年前温室气体排放议题初期缺乏严谨方法论一样，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数据监测和方法论方面同样亟待完善。当前，企业在衡量生物多样性影响时面临诸多困难。与温室气体排放有相对成熟的监测技术和统一的衡量标准（如将各种温室气体排放量换算为二氧化碳当量来衡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效度）不同，生物多样性缺乏准确的数据监测来源和统一的衡量尺度。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识别”是基础，但这一环节面临巨大挑战。
仅从数据的源头来讲，即便以最简单的“海陆空”三方面来划分，其涉及的学科及专业知识就相当庞杂。例如，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需要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学等专业知识；陆地生物多样性涉及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空中生物多样性也与鸟类学、昆虫学等学科密切相关。不同学科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和衡量标准存在差异，难以形成统一的衡量标准。这使得构建科学的生物多样性指标面临巨大的“进度障碍”。
企业在实践中，由于未被明确告知衡量生物多样性的科学方法论，导致其在数据收集和评估方面存在困难。目前，中国能为企业提供生物多样性评估的第三方机构较少，企业缺乏专业的指导和支持，难以保证披露信息的质量。参考IUCN《企业生物多样性绩效规划与监测指南》，企业在制定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时，需要确定合适的指标、收集准确的数据并进行有效分析，但实际操作中，这些环节往往难以落实到位。
此外，在企业实践过程中，生物多样性的衡量容易陷入“绿不绿”的简单评判，而忽视了其背后复杂的生态系统变化和物种相互关系。例如，企业可能仅仅关注自身厂区内的绿化面积或某些标志性物种的保护，而忽略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功能。这种简单化的衡量方式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真实影响，也不利于制定科学有效的保护策略。企业需要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绿色”展示，而是要深入理解和尊重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通过科学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全面评估自身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并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来自公共领域的推动
公众和媒体在企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有着积极影响，例如广州红树林事件、秦岭事件等，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倒逼企业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然而，这些报道往往基于“肉眼可见的事实”，缺乏科学的量化标准，例如“过度砍伐”现象，其科学标准并不明确，砍树对生物多样性的具体影响程度，如涉及多少生态系统改变、影响多少动植物种类等，缺乏准确的数据支撑。这可能导致企业在应对时缺乏明确的改进方向，也不利于公众全面、准确地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际情况。
政府在生物多样性议题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新加坡构建的生物多样性城市指数，它涵盖生物多样性的各个方面，包括生物多样性丰富度、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城市规划与生物多样性的融合等。通过该指数，新加坡能够系统地评估城市生物多样性状况，为城市规划、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更好地保护和提升生物多样性。这一指数为其他城市和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启示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
中国也在积极构建城市级别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如2020年至2023年，杭州完成了首次全区域、全网格、全物种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综合天目山、清凉峰调查结果，共记录到物种16000余种，其中包括陆生高等植物4868种、陆生脊椎动物689种、昆虫6967种、大型真菌1428种、淡水水生生物2055种等，并公布了苕溪鱲、白盖鸡油菌等5个新物种，发现短尖护蒴苔、异美瑞丝菌等11个中国新记录物种，这些丰富的数据为建立数据库提供了坚实基础。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各方共同努力、协同合作，才能推动企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良性互动。
• 本文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施懿宸访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