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斌：艺术要连接人的诉求和命运
2024-12-25 19:00:002024年5月1日，广东美术馆新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广东文学馆面向公众开放。5月1日至10月31日，《城市链——风起南方的艺术实验大展》在广州美术馆新馆展出。展览将国内多个城市群纳入比照框架，并扩展至东南亚、亚洲以及具有东方因素的西方艺术场域，希望在相互映照中，探讨南方文化艺术网络的多样性和跨际交流的形廓。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艺术创新发展的前沿，以开放的姿态与活力为当代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宽阔的土壤。在全球化语境下审视珠三角，或以珠三角为中心透视全球当代艺术文化现象，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研究现象。”联合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胡斌说，“南方”超越了区域化建构，更多代表了一种颇具创造力的视角。“它将引领着我们走进那纷纭庞杂的艺术实践以及与之深刻勾连的历史、思想、文化的关系丛林。” 2024年5月8日，“城市链——风起南方的艺术实验大展”现场，广州美术馆新馆（视觉中国） 2002年，胡斌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后进入广东美术馆工作，此后参与和策划过“广州三年展”、“造城运动——东成西就艺术展”、“超级英雄——广州艺术新势力联展”等等展览。2015年，胡斌回母校广美任职，从事教学、研究和策展工作。自2005年开始独立策展至今，胡斌见证和参与了广东非常多重要的艺术活动，他将对广东当代艺术生态的观察和体悟，与对中国近现代、当代艺术的研究和策划以及对海外艺术的研究联系起来。他注重发掘广东艺术的历史厚度和创新元素，“希望能从本土出发，联系起更广泛的艺术史或策展的关系网络。”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胡斌的对话。 “无厘头”的活力与广东艺术的本土性 南方人物周刊：从你1998年到广州美术学院读艺术史，到2005年第一次策展，再到如今在广美担任艺术与人文学院的院长，其间你见证和参与了广东非常多重要的艺术活动，对广东当代艺术生态应该有很多观察和体悟。 胡斌：刚开始工作时，第一站在广东美术馆协助策展和做研究，为我以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重要基础。后来我回到广美任教，但我的工作一直跟策展、跟美术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教书时也会在外面策展，还参与一些民营美术馆的工作。 再到2015年，我入职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负责相关的管理工作，这时早期的工作经验就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照。我沿着以前的这种思索，试图为广美的美术馆也搭建研究和管理上的组织架构。 在研究上，一方面还是要着力于本土与全国乃至全球的关系的历史梳理。我们把广美与20世纪的美术联系在一起，后来从广美逐渐推广到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而且在某些个案上挖掘与海外的联系。 还有一个方面是着力于当下，而且这个当下是与历史高度联系的。比如我们那时候做珠三角艺术单位的研究，探索珠三角的艺术团体，包括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团体，也包括广州三年展在内的一些展览，观察这些组织在当下有什么新的变化，构成我持续关注的一个点。后来随着我们团队或美术馆集群的力量越来越大，对海外包括对东南亚的研究越来越扩展。 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下，我们还推出了不少历史研究性的个案的展览，包括胡一川、黄新波等等。但有时候可能是一个整体的现象，比如关于海洋文化艺术的、关于珠三角水乡的，当然也包括新兴木刻，因为新兴木刻在广东是非常重要的现象。 近几年我回到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负责管理工作。我的考虑是我一方面非常重视实践性的工作，重视社会参与的艺术行动，也力图在策展等活动中找到一种回溯、观察、研究历史的视角。我希望我的艺术史研究能与当下保持联系。 在这些研究中，我也时刻对近现代、对当代的艺术现象保持动态的关注，时不时会推出我策划的一些展览。我希望策展和研究能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融合，而不是被淹没在众多繁杂的事物之中。 近期我在近现代美术史个案的拓展和一些阶段性的整体现象上有一些新的研究心得，所以在近期的策展上也会推出。比如即将推出的一个关于身体在课堂的展览，就与高校里的身体研究和身体教学有关。这种展览不是一般的教学展，而是把教学放到我们整个当代艺术的语境里考察，找到一些可能极具爆发力和潜力，但又在特殊语境下被掩盖的一些行动。 胡斌（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你是湖南长沙人，当初来广州，对珠三角、对广东这片土地有什么样的感受？ 胡斌：因为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我初高中的时候，我对广东的感受就是发达。我们那边的村子里有很多人都跑到广东来打工。我爸妈也想过到广东来打工，但因为家里的事走不开。 还有文化、艺术上的感受，我们在广东能接触到很多港台特别是香港的影像，那时候是录像，武打片、警匪片、鬼片等等。 虽然好像是一个很表面的印象，但很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些流行文化对广东的当代艺术和艺术家的塑造和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些艺术圈也会构建起广东本土当代艺术的某种基因。 更直接的是粤语的流行歌曲，粤语对我们初来乍到的人冲击也很大。当然我原来也很少出去，基本上就在家乡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广州在文化层面给我的冲击还是挺大的。但是慢慢地我就适应甚至喜欢上这样一种文化状态，包括粤语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以及由此滋生、形塑的文化形态。 我后来观察到，广东乃至粤港澳的当代艺术形态中很“鬼马”或者“无厘头”的一种文化状态，是这边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些东西融入到当代艺术里，会塑造出广东艺术独特的本土性。 2005年，由广东美术馆主办的“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现场（受访者提供） 当代艺术版图的中心是流动的 南方人物周刊：刚刚你讲到广东一直比较有前沿性，那么广东的艺术在国内当代艺术生态里是怎样的位置？ 胡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位置。城市格局会影响到当代艺术层面，当代艺术也因城市布局的不同有差异化的发展。这是第一个层面的思考。 第二个层面，广东在当代艺术系统中的力量是否强大，跟评价标准也有关系。很多人讲哪个地方厉害，更多的是看到一些明星效应尤其是市场效应。这个评价系统是不是也有问题？难道我们每一个区域都要去制造这种明星效应、市场效应吗？我不是说这个绝对不行，而是说是不是只有这样一个标准？所以我也在反思这样的一个标准。 近些年来广东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艺术小组、艺术团体，还有社会参与式艺术这方面的发展，我认为超过了全国很多地方。而且它们跟东亚、东南亚甚至西方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艺术组织产生了有效的联动和互动。 如果当代艺术的市场效应很大，一方面能看到艺术的蓬勃发展，但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因为市场的蓬勃发展限定和约束某一类艺术的发展。这个不是批判艺术市场，我是说艺术市场也有它的诱导性或者单一性。 广东的好多当代艺术家有一种在地性、草根性和自由组织性，采用民间智慧在顽强、独立地生长。近些年来广东的一些民间艺术小组和团体，可能体现了中国当代艺术里的另一种可贵的精神力量——与我们这一片土地，与我们这一片土地上不同阶层的人的诉求和命运，产生了一种连接，或者至少产生了一种连接的可能。而且它是国际化的，伸展到国内外很多相关的艺术共同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成为广东当代艺术在全国立足或者说呈现自身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2012年6月24日，在北京798东京画廊策划的“欲の幻境：邓箭今个展”开幕，胡斌（右二）与批评家、艺术家以及东京画廊主人田畑幸人合影（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比如最近很受关注的广州艺术家团体“菠萝核”，他们很多重要的展览都是在香港展出。在你看来，广东现在跟香港、澳门或者广东内部之间的这种联动和交流，比你刚进入艺术行业的时候更紧密吗？ 胡斌：当然我很难很宏观地把握粤港澳之间文化艺术交流的整体动向，我只能从我个人的角度去体会其中的一些关系或变化。因为我们现在说到粤港澳大湾区，其实一二十年前就不断地在讲粤港澳的一体化，从经济上、思想文化上都有很密切的联系，他们应该是一个整体。但我们那时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几座城市之间的文化发展诉求不完全一致，没有构成那么强有力的一体化现象。当然也有人说，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共同体，文化和艺术不就应该差异化发展吗？我只是说这种联系和往来显得好像不是那么紧密。这几座城市在艺术和文化上感觉好像各自有各自的雄心和抱负，并没有把我们区域连成一个整体，各自作为这个结构当中的一部分，这是我的一个浅层次的观察。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做艺术活动的时候，各个城市更加希望的是一个极具扩展力的，至少面对全国或者面对全世界的一种文化结构。反而邻近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没有考虑得那么多。 这种现象其实在全世界也很普遍。我之前参加一些研讨会，记得有一次研讨会，大家聊着聊着突然感受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在国际上去谈东南亚或者东亚的问题，或者非洲的问题，往往是去比如伦敦、纽约这样的地方来谈，全世界的学者在一起来谈某个区域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是艺术版图的权力结构，区域之间邻近关系某种程度上的隔阂是这个导致的。我们要反思这样的一个结构关系，我们应该要看到区域之间联动的重要性，而不只是说，都要跑到所谓的这些中心区域去呈现自己。而且我们也可以说中心是流动的，或者中心也是被建构起来的，我们应该有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待当代艺术或文化的版图关系。我觉得所谓的隔阂，可能也只是在某种文化和艺术层面的看起来的隔阂。现在文化艺术世界的分层关系更加复杂。它不只是按我们邻近关系来分层的，它里面产生了很多细微的分层，这个细微的分层不是距离近就化为一体。比如在全国层面，我们有某种趣味可以渗透到全国；而在区域层面，我刚才讲的有很多这些艺术小组、艺术团体，他们产生一个非常广泛的连接到香港、澳门或者东南亚甚至更远的地方，从工作方式、趣味上找到另一种契合点。 2017年，“观看的立场：王肇民、郭绍纲、冯健辛与新中国艺术造型的探索”展览现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近些年广美对当代艺术有更开放的态度，会设置一些相应的教学的科系以及课程，这个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 胡斌：这个也是当代艺术在中国近几年来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因为原来中国从事当代艺术的人虽然大部分都出自学院，但学院是不教这一块的，甚至是回避这一块的，是通过一个很曲折的交流，甚至是校外的交流，来促进当代艺术的学习教育或发展。那么大约近20年来，中国的院校里出现了成系统的当代艺术课程。 当代艺术的课程设置也有一个过程。比如说一部分是在传统的科系里产生，油画、版画、雕塑等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专业里，原来是不怎么涉及当代艺术的，后来从教学方式、师资配备上逐渐往当代艺术倾斜，或者是课程设置上有一些变化。还有一部分是直接与当代艺术对应的专业，就像近几年来很多院校设置的实验艺术、跨媒体艺术专业，希望从专业结构上对应当代艺术。 当然我觉得当代艺术肯定不应该按照媒介或者专业来划分。实际上所有艺术类的专业都会涉及当代艺术，只是“国油版雕”这样的传统结构坚持了很多年，而且也有师资、社会环境、主流美术等等各方面的影响，会使得这个结构持续存在，然后在旧有的结构里去增加、深化出一部分对应当代艺术的专业或课程，这就是院校里的一种变化。一方面我们包括招生、评价标准在内的很大一部分还是旧有的体系在起作用。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做当代艺术，对应的是国际的标准。怎么在这两者之间去融合呢？怎么让两者不是分离的、冲突的、相互干扰的状态，而是从现有的制度体系里找到我们的特色，找到我们当代艺术发展的独特路径，我觉得这个不管对学生还是老师都是很大的考验。
2024年5月1日，广东美术馆新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广东文学馆面向公众开放。5月1日至10月31日，《城市链——风起南方的艺术实验大展》在广州美术馆新馆展出。展览将国内多个城市群纳入比照框架，并扩展至东南亚、亚洲以及具有东方因素的西方艺术场域，希望在相互映照中，探讨南方文化艺术网络的多样性和跨际交流的形廓。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艺术创新发展的前沿，以开放的姿态与活力为当代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宽阔的土壤。在全球化语境下审视珠三角，或以珠三角为中心透视全球当代艺术文化现象，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研究现象。”联合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胡斌说，“南方”超越了区域化建构，更多代表了一种颇具创造力的视角。“它将引领着我们走进那纷纭庞杂的艺术实践以及与之深刻勾连的历史、思想、文化的关系丛林。”
2024年5月8日，“城市链——风起南方的艺术实验大展”现场，广州美术馆新馆（视觉中国）
2002年，胡斌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后进入广东美术馆工作，此后参与和策划过“广州三年展”、“造城运动——东成西就艺术展”、“超级英雄——广州艺术新势力联展”等等展览。2015年，胡斌回母校广美任职，从事教学、研究和策展工作。自2005年开始独立策展至今，胡斌见证和参与了广东非常多重要的艺术活动，他将对广东当代艺术生态的观察和体悟，与对中国近现代、当代艺术的研究和策划以及对海外艺术的研究联系起来。他注重发掘广东艺术的历史厚度和创新元素，“希望能从本土出发，联系起更广泛的艺术史或策展的关系网络。”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胡斌的对话。
“无厘头”的活力与广东艺术的本土性
南方人物周刊：从你1998年到广州美术学院读艺术史，到2005年第一次策展，再到如今在广美担任艺术与人文学院的院长，其间你见证和参与了广东非常多重要的艺术活动，对广东当代艺术生态应该有很多观察和体悟。
胡斌：刚开始工作时，第一站在广东美术馆协助策展和做研究，为我以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重要基础。后来我回到广美任教，但我的工作一直跟策展、跟美术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教书时也会在外面策展，还参与一些民营美术馆的工作。
再到2015年，我入职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负责相关的管理工作，这时早期的工作经验就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照。我沿着以前的这种思索，试图为广美的美术馆也搭建研究和管理上的组织架构。
在研究上，一方面还是要着力于本土与全国乃至全球的关系的历史梳理。我们把广美与20世纪的美术联系在一起，后来从广美逐渐推广到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而且在某些个案上挖掘与海外的联系。
还有一个方面是着力于当下，而且这个当下是与历史高度联系的。比如我们那时候做珠三角艺术单位的研究，探索珠三角的艺术团体，包括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团体，也包括广州三年展在内的一些展览，观察这些组织在当下有什么新的变化，构成我持续关注的一个点。后来随着我们团队或美术馆集群的力量越来越大，对海外包括对东南亚的研究越来越扩展。
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下，我们还推出了不少历史研究性的个案的展览，包括胡一川、黄新波等等。但有时候可能是一个整体的现象，比如关于海洋文化艺术的、关于珠三角水乡的，当然也包括新兴木刻，因为新兴木刻在广东是非常重要的现象。
近几年我回到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负责管理工作。我的考虑是我一方面非常重视实践性的工作，重视社会参与的艺术行动，也力图在策展等活动中找到一种回溯、观察、研究历史的视角。我希望我的艺术史研究能与当下保持联系。
在这些研究中，我也时刻对近现代、对当代的艺术现象保持动态的关注，时不时会推出我策划的一些展览。我希望策展和研究能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融合，而不是被淹没在众多繁杂的事物之中。
近期我在近现代美术史个案的拓展和一些阶段性的整体现象上有一些新的研究心得，所以在近期的策展上也会推出。比如即将推出的一个关于身体在课堂的展览，就与高校里的身体研究和身体教学有关。这种展览不是一般的教学展，而是把教学放到我们整个当代艺术的语境里考察，找到一些可能极具爆发力和潜力，但又在特殊语境下被掩盖的一些行动。
胡斌（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你是湖南长沙人，当初来广州，对珠三角、对广东这片土地有什么样的感受？
胡斌：因为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我初高中的时候，我对广东的感受就是发达。我们那边的村子里有很多人都跑到广东来打工。我爸妈也想过到广东来打工，但因为家里的事走不开。
还有文化、艺术上的感受，我们在广东能接触到很多港台特别是香港的影像，那时候是录像，武打片、警匪片、鬼片等等。
虽然好像是一个很表面的印象，但很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些流行文化对广东的当代艺术和艺术家的塑造和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些艺术圈也会构建起广东本土当代艺术的某种基因。
更直接的是粤语的流行歌曲，粤语对我们初来乍到的人冲击也很大。当然我原来也很少出去，基本上就在家乡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广州在文化层面给我的冲击还是挺大的。但是慢慢地我就适应甚至喜欢上这样一种文化状态，包括粤语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以及由此滋生、形塑的文化形态。
我后来观察到，广东乃至粤港澳的当代艺术形态中很“鬼马”或者“无厘头”的一种文化状态，是这边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些东西融入到当代艺术里，会塑造出广东艺术独特的本土性。
2005年，由广东美术馆主办的“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现场（受访者提供）
当代艺术版图的中心是流动的
南方人物周刊：刚刚你讲到广东一直比较有前沿性，那么广东的艺术在国内当代艺术生态里是怎样的位置？
胡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位置。城市格局会影响到当代艺术层面，当代艺术也因城市布局的不同有差异化的发展。这是第一个层面的思考。
第二个层面，广东在当代艺术系统中的力量是否强大，跟评价标准也有关系。很多人讲哪个地方厉害，更多的是看到一些明星效应尤其是市场效应。这个评价系统是不是也有问题？难道我们每一个区域都要去制造这种明星效应、市场效应吗？我不是说这个绝对不行，而是说是不是只有这样一个标准？所以我也在反思这样的一个标准。
近些年来广东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艺术小组、艺术团体，还有社会参与式艺术这方面的发展，我认为超过了全国很多地方。而且它们跟东亚、东南亚甚至西方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艺术组织产生了有效的联动和互动。
如果当代艺术的市场效应很大，一方面能看到艺术的蓬勃发展，但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因为市场的蓬勃发展限定和约束某一类艺术的发展。这个不是批判艺术市场，我是说艺术市场也有它的诱导性或者单一性。
广东的好多当代艺术家有一种在地性、草根性和自由组织性，采用民间智慧在顽强、独立地生长。近些年来广东的一些民间艺术小组和团体，可能体现了中国当代艺术里的另一种可贵的精神力量——与我们这一片土地，与我们这一片土地上不同阶层的人的诉求和命运，产生了一种连接，或者至少产生了一种连接的可能。而且它是国际化的，伸展到国内外很多相关的艺术共同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成为广东当代艺术在全国立足或者说呈现自身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2012年6月24日，在北京798东京画廊策划的“欲の幻境：邓箭今个展”开幕，胡斌（右二）与批评家、艺术家以及东京画廊主人田畑幸人合影（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比如最近很受关注的广州艺术家团体“菠萝核”，他们很多重要的展览都是在香港展出。在你看来，广东现在跟香港、澳门或者广东内部之间的这种联动和交流，比你刚进入艺术行业的时候更紧密吗？
胡斌：当然我很难很宏观地把握粤港澳之间文化艺术交流的整体动向，我只能从我个人的角度去体会其中的一些关系或变化。因为我们现在说到粤港澳大湾区，其实一二十年前就不断地在讲粤港澳的一体化，从经济上、思想文化上都有很密切的联系，他们应该是一个整体。但我们那时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几座城市之间的文化发展诉求不完全一致，没有构成那么强有力的一体化现象。当然也有人说，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共同体，文化和艺术不就应该差异化发展吗？我只是说这种联系和往来显得好像不是那么紧密。这几座城市在艺术和文化上感觉好像各自有各自的雄心和抱负，并没有把我们区域连成一个整体，各自作为这个结构当中的一部分，这是我的一个浅层次的观察。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做艺术活动的时候，各个城市更加希望的是一个极具扩展力的，至少面对全国或者面对全世界的一种文化结构。反而邻近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没有考虑得那么多。
这种现象其实在全世界也很普遍。我之前参加一些研讨会，记得有一次研讨会，大家聊着聊着突然感受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在国际上去谈东南亚或者东亚的问题，或者非洲的问题，往往是去比如伦敦、纽约这样的地方来谈，全世界的学者在一起来谈某个区域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是艺术版图的权力结构，区域之间邻近关系某种程度上的隔阂是这个导致的。我们要反思这样的一个结构关系，我们应该要看到区域之间联动的重要性，而不只是说，都要跑到所谓的这些中心区域去呈现自己。而且我们也可以说中心是流动的，或者中心也是被建构起来的，我们应该有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待当代艺术或文化的版图关系。
我觉得所谓的隔阂，可能也只是在某种文化和艺术层面的看起来的隔阂。现在文化艺术世界的分层关系更加复杂。它不只是按我们邻近关系来分层的，它里面产生了很多细微的分层，这个细微的分层不是距离近就化为一体。比如在全国层面，我们有某种趣味可以渗透到全国；而在区域层面，我刚才讲的有很多这些艺术小组、艺术团体，他们产生一个非常广泛的连接到香港、澳门或者东南亚甚至更远的地方，从工作方式、趣味上找到另一种契合点。
2017年，“观看的立场：王肇民、郭绍纲、冯健辛与新中国艺术造型的探索”展览现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近些年广美对当代艺术有更开放的态度，会设置一些相应的教学的科系以及课程，这个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
胡斌：这个也是当代艺术在中国近几年来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因为原来中国从事当代艺术的人虽然大部分都出自学院，但学院是不教这一块的，甚至是回避这一块的，是通过一个很曲折的交流，甚至是校外的交流，来促进当代艺术的学习教育或发展。那么大约近20年来，中国的院校里出现了成系统的当代艺术课程。
当代艺术的课程设置也有一个过程。比如说一部分是在传统的科系里产生，油画、版画、雕塑等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专业里，原来是不怎么涉及当代艺术的，后来从教学方式、师资配备上逐渐往当代艺术倾斜，或者是课程设置上有一些变化。还有一部分是直接与当代艺术对应的专业，就像近几年来很多院校设置的实验艺术、跨媒体艺术专业，希望从专业结构上对应当代艺术。
当然我觉得当代艺术肯定不应该按照媒介或者专业来划分。实际上所有艺术类的专业都会涉及当代艺术，只是“国油版雕”这样的传统结构坚持了很多年，而且也有师资、社会环境、主流美术等等各方面的影响，会使得这个结构持续存在，然后在旧有的结构里去增加、深化出一部分对应当代艺术的专业或课程，这就是院校里的一种变化。
一方面我们包括招生、评价标准在内的很大一部分还是旧有的体系在起作用。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做当代艺术，对应的是国际的标准。怎么在这两者之间去融合呢？怎么让两者不是分离的、冲突的、相互干扰的状态，而是从现有的制度体系里找到我们的特色，找到我们当代艺术发展的独特路径，我觉得这个不管对学生还是老师都是很大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