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2025年经济目标不应低于5%
编者按：新的一年，经济工作怎么干？中国经济会面对怎样的内外部形势？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贸易战将如何演进？为什么扩内需如此重要？中国制造如何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市场？2025年，又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一揽子增量政策之后，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又稳又好？地方化债与经济发展如何两全？如何稳住股市楼市？ 我们迫切需要深入探讨这些重点议题，剖析2025中国经济的挑战及其背后的机遇。为此，观察者网推出《问诊2025中国经济》专题，邀请国内顶尖经济学家，围绕这些关键问题犀利发问、深入研讨，厘清中央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消除舆论误区，为中国经济的稳健前行贡献智慧与力量。 专题的第三篇，我们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深入剖析中国宏观调控十多年来的得失、中央发出实施积极有为宏观政策信号之后的中国经济目标，以及如何应对特朗普关税冲击波。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特朗普关税政策 对中国负面影响可控 观察者网：2025年，中国经济似乎面临比以往更加严峻的考验。在特朗普2.0时代，多方预计，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和科技战将愈演愈烈。从2024年的经济表现来看，进出口仍然对中国经济贡献很大。2025年，我们的出口可能面临多大压力，值得担忧吗？另外，特朗普上台之后，为了保护美国本土产业，人民币会不会承受像本世纪初那样的升值压力？我们如何应对呢？ 余永定：特朗普虽然发出了增加关税的“威胁”，但他就任后会采取什么举措，关税加征幅度有多大，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特朗普加征60%关税的威胁，大概率是一种“交易”策略。 由于特朗普加征关税，贸易战可能加剧，2025年中国出口会遭遇更多困难。2024年中国的出口增速较高，基数效应对2025年中国的出口增速也会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加征关税是一种“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做法。美国加征关税会恶化美国的通胀形势，作为总统，特朗普将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一后果。中国不应通过增加补贴和出口退税的方式维持出口势头，这样的政策将使特朗普对加征关税更有恃无恐。 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要从关税渗透率(tariff passthrough)和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弹性两方面来考虑。假设特朗普政府征收60%的关税，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的售价不一定会充分反映新关税的影响，美国进口商和中国出口商都会对关税上升做出某种反应。 例如，中国出口企业可以通过降低成本等方式降低产品的出口价格，以抵消关税的影响。在极端情况下，中国产品在美国的售价甚至可能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关税渗透率就是0。 考察完关税渗透率之后，还需考虑需求对价格变动的弹性。中国进口商品价格的上升将导致美国购买者对中国进口商品需求的减少。由于一般而言，中国商品的需求弹性较高。关税渗透率和需求弹性两者的共同作用将导致中国对美出口收入的减少。 如果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商品征60%的关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减少85%。【1】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对美出口在中国出口中的比例下降明显，而且中国对美出口中中国自身的价值增值可能较低。这样，60%关税对中国GDP的影响将会小一些。一些研究认为，特郎普60%关税对中国GDP的影响是-1%左右【2】，对中国GDP增速的拖累小于1%。 美国对中国年度出口额变化趋势图数据来源：U.S. Census Bureau 美国自中国年度进口额变化趋势图数据来源：U.S. Census Bureau 我的总体感觉是，中国在过去这10多年来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对外需的依赖度逐步下降。近几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比重也明显下降。因此，特朗普关税政策导致的中国对美出口减少，其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虽不可忽视，但仍是可控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2025年中国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是有限，中国的经济调整主要还是来自国内。 由于2025年中国大概率将要较大幅度降息，而美联储则可能放缓降息节奏。人民币来自资本项目的贬值压力是比较大的，近期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资本项目中外汇储备的变化，似乎表明政府对外汇市场进行了某种干预。 当然，另一种可能性是中央银行为了其他目的而减持了外汇储备。我本人一直主张尽量不干预外汇市场，企业应该更多运用现有的衍生金融工具锁定汇率，而不要寄希望于中央银行的干预来稳定汇率。 除通过证券项目和“其他”项目的流出外，中国企业为了绕过美国关税壁垒的“出海”规模也非常庞大。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就企业本身而言，无可厚非。但在中国国内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严重关注的情况下，如何创造条件使企业留在国内，如何防止当前中国企业的“大出海”在未来会反噬中国，则是政府必须未雨绸缪的问题。 2012-2024：宏观政策从中性偏紧到积极有为 观察者网：您的提醒很有道理。回到国内的宏观经济，您之前写了一本书叫《太阳之下无新事》，起这个书名的意思是说，当下的许多宏观经济问题，多少年前都已经争论过了。您认为我们当下面临的状况，跟过去什么时候比较类似？202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罕见出现了推行“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表述，其中包括“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您对这个政策动向是怎么理解的？ 余永定：中国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以宏观调控稳定物价、熨平经济波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是在1990年代初步完成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提法，首次出现于1996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1996年至1998年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提法，是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其实，1997年中国的通胀趋势已经逆转，199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跌到7.1%的历史低点。如果中国早一些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在90年代末的经济表现可能会好一些。 1999年首提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年-1999年中国处于通缩状态，提“稳健的货币政策”显然不妥。2000年至2004年的提法（除2000年未提“稳健的货币政策”外）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3年中国经济出现过热迹象，但货币政策并未及时适度收紧。2005年至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提法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偏紧的。 2008年政府一度认为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是最需关注的问题，因而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CPI增速急剧下跌，但当时并没有及时调整货币政策，以至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中国只能仓促上阵，强调“出手快、出拳重”。不难看出，如果中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更早一些，2008年经济增长轨迹就可以更为平稳一些。 2009年推出“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首提“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大方向正确，但由于过高估计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的严重程度，“四万亿”的推出过于仓促，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由于通胀形势恶化，2011年的提法调整回“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当年的收缩力度可能大了一些。总之，尽管力度和时机的掌握存在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自1996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波动的逆周期调节基本上是成功的。 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回顾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情况时，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一方面说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又说政府“适时退出刺激政策”。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表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说，2013年中国政府坚持“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和“不搞大水漫灌”。 2014年至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沿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提法。2020年-2024年依然提“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只不过是在“积极”和“稳健”之前分别加了“更加积极有为”、“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和“更加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之类的修饰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冷、热“周期”：经济增速上升通胀恶化执行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速下降通胀率下降执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速上升通胀恶化……每次经济增速波动以及从通胀到通缩，或由通缩回到通胀，时间间隔都比较短，两、三年或三、四年。 但2012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宏观经济形势从以往在“过热”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变换，变成（自2010年后起）经济增速的逐季度下降；PPI大部分时间负增长以及CPI年均不到2%的低增长。即便如此，2012年到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提法，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和“稳健的”意味的是“扩张性的”抑或是“紧缩性的”呢？从政府工作报告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适时退出刺激政策”、“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等表述并提可以看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是指“中性偏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换言之，同以往的逆周期调节不同，2012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未突出逆周期调节工具的特点。事实上，早在2010年，政府就已经开始强调要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正常化”。 202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12月12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了12月9日政治局会议的精神。 我们在官方文件中没有出现“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表述。但在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特别是9月24日“一行三会”、10月8日发改委和10月12日财政部在新闻发布会上释放出的信息，以及11月8日财政部部长在新闻发布会所做的“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的表示充分说明，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做出了重大的方向性调整。这种调整是完全正确、绝对必要的。 可以相信，2025年中国政府将实施“超常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或“支持性”）的货币政策。只要有较高增速，中国的财政就是可持续的
编者按：新的一年，经济工作怎么干？中国经济会面对怎样的内外部形势？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贸易战将如何演进？为什么扩内需如此重要？中国制造如何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市场？2025年，又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一揽子增量政策之后，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又稳又好？地方化债与经济发展如何两全？如何稳住股市楼市？
我们迫切需要深入探讨这些重点议题，剖析2025中国经济的挑战及其背后的机遇。为此，观察者网推出《问诊2025中国经济》专题，邀请国内顶尖经济学家，围绕这些关键问题犀利发问、深入研讨，厘清中央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消除舆论误区，为中国经济的稳健前行贡献智慧与力量。
专题的第三篇，我们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深入剖析中国宏观调控十多年来的得失、中央发出实施积极有为宏观政策信号之后的中国经济目标，以及如何应对特朗普关税冲击波。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特朗普关税政策 对中国负面影响可控
观察者网：2025年，中国经济似乎面临比以往更加严峻的考验。在特朗普2.0时代，多方预计，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和科技战将愈演愈烈。从2024年的经济表现来看，进出口仍然对中国经济贡献很大。2025年，我们的出口可能面临多大压力，值得担忧吗？另外，特朗普上台之后，为了保护美国本土产业，人民币会不会承受像本世纪初那样的升值压力？我们如何应对呢？
余永定：特朗普虽然发出了增加关税的“威胁”，但他就任后会采取什么举措，关税加征幅度有多大，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特朗普加征60%关税的威胁，大概率是一种“交易”策略。
由于特朗普加征关税，贸易战可能加剧，2025年中国出口会遭遇更多困难。2024年中国的出口增速较高，基数效应对2025年中国的出口增速也会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加征关税是一种“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做法。美国加征关税会恶化美国的通胀形势，作为总统，特朗普将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一后果。中国不应通过增加补贴和出口退税的方式维持出口势头，这样的政策将使特朗普对加征关税更有恃无恐。
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要从关税渗透率(tariff passthrough)和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弹性两方面来考虑。假设特朗普政府征收60%的关税，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的售价不一定会充分反映新关税的影响，美国进口商和中国出口商都会对关税上升做出某种反应。
例如，中国出口企业可以通过降低成本等方式降低产品的出口价格，以抵消关税的影响。在极端情况下，中国产品在美国的售价甚至可能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关税渗透率就是0。
考察完关税渗透率之后，还需考虑需求对价格变动的弹性。中国进口商品价格的上升将导致美国购买者对中国进口商品需求的减少。由于一般而言，中国商品的需求弹性较高。关税渗透率和需求弹性两者的共同作用将导致中国对美出口收入的减少。
如果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商品征60%的关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减少85%。【1】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对美出口在中国出口中的比例下降明显，而且中国对美出口中中国自身的价值增值可能较低。这样，60%关税对中国GDP的影响将会小一些。一些研究认为，特郎普60%关税对中国GDP的影响是-1%左右【2】，对中国GDP增速的拖累小于1%。
美国对中国年度出口额变化趋势图数据来源：U.S. Census Bureau
美国自中国年度进口额变化趋势图数据来源：U.S. Census Bureau
我的总体感觉是，中国在过去这10多年来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对外需的依赖度逐步下降。近几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比重也明显下降。因此，特朗普关税政策导致的中国对美出口减少，其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影响虽不可忽视，但仍是可控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2025年中国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是有限，中国的经济调整主要还是来自国内。
由于2025年中国大概率将要较大幅度降息，而美联储则可能放缓降息节奏。人民币来自资本项目的贬值压力是比较大的，近期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资本项目中外汇储备的变化，似乎表明政府对外汇市场进行了某种干预。
当然，另一种可能性是中央银行为了其他目的而减持了外汇储备。我本人一直主张尽量不干预外汇市场，企业应该更多运用现有的衍生金融工具锁定汇率，而不要寄希望于中央银行的干预来稳定汇率。
除通过证券项目和“其他”项目的流出外，中国企业为了绕过美国关税壁垒的“出海”规模也非常庞大。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就企业本身而言，无可厚非。但在中国国内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严重关注的情况下，如何创造条件使企业留在国内，如何防止当前中国企业的“大出海”在未来会反噬中国，则是政府必须未雨绸缪的问题。
2012-2024：宏观政策从中性偏紧到积极有为
观察者网：您的提醒很有道理。回到国内的宏观经济，您之前写了一本书叫《太阳之下无新事》，起这个书名的意思是说，当下的许多宏观经济问题，多少年前都已经争论过了。您认为我们当下面临的状况，跟过去什么时候比较类似？202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罕见出现了推行“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表述，其中包括“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您对这个政策动向是怎么理解的？
余永定：中国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以宏观调控稳定物价、熨平经济波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是在1990年代初步完成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提法，首次出现于1996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1996年至1998年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提法，是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其实，1997年中国的通胀趋势已经逆转，199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已经跌到7.1%的历史低点。如果中国早一些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在90年代末的经济表现可能会好一些。
1999年首提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年-1999年中国处于通缩状态，提“稳健的货币政策”显然不妥。2000年至2004年的提法（除2000年未提“稳健的货币政策”外）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3年中国经济出现过热迹象，但货币政策并未及时适度收紧。2005年至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提法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偏紧的。
2008年政府一度认为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是最需关注的问题，因而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CPI增速急剧下跌，但当时并没有及时调整货币政策，以至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中国只能仓促上阵，强调“出手快、出拳重”。不难看出，如果中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更早一些，2008年经济增长轨迹就可以更为平稳一些。
2009年推出“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首提“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大方向正确，但由于过高估计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的严重程度，“四万亿”的推出过于仓促，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由于通胀形势恶化，2011年的提法调整回“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当年的收缩力度可能大了一些。总之，尽管力度和时机的掌握存在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自1996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波动的逆周期调节基本上是成功的。
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回顾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情况时，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一方面说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又说政府“适时退出刺激政策”。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表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说，2013年中国政府坚持“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和“不搞大水漫灌”。
2014年至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沿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提法。2020年-2024年依然提“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只不过是在“积极”和“稳健”之前分别加了“更加积极有为”、“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和“更加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之类的修饰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冷、热“周期”：经济增速上升通胀恶化执行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速下降通胀率下降执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速上升通胀恶化……每次经济增速波动以及从通胀到通缩，或由通缩回到通胀，时间间隔都比较短，两、三年或三、四年。
但2012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宏观经济形势从以往在“过热”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变换，变成（自2010年后起）经济增速的逐季度下降；PPI大部分时间负增长以及CPI年均不到2%的低增长。即便如此，2012年到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提法，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和“稳健的”意味的是“扩张性的”抑或是“紧缩性的”呢？从政府工作报告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适时退出刺激政策”、“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等表述并提可以看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是指“中性偏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换言之，同以往的逆周期调节不同，2012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并未突出逆周期调节工具的特点。事实上，早在2010年，政府就已经开始强调要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正常化”。
202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12月12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了12月9日政治局会议的精神。
我们在官方文件中没有出现“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表述。但在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特别是9月24日“一行三会”、10月8日发改委和10月12日财政部在新闻发布会上释放出的信息，以及11月8日财政部部长在新闻发布会所做的“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的表示充分说明，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做出了重大的方向性调整。这种调整是完全正确、绝对必要的。
可以相信，2025年中国政府将实施“超常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或“支持性”）的货币政策。只要有较高增速，中国的财政就是可持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