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灾难，有几种现象可谓中国独有
“遇到危机的时候众志成城，这几乎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很多国家都没有。” “包括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内的很多人都说过一句话：美国的制度拿到欧洲大陆根本生存不下来。美国制度在救灾事务上处处显得捉襟见肘。” 2024美国大选已落下帷幕，民主党选情失利，很多人分析民主党失利的种种原因，其中非常关键的一条就是对于9、10月份的两场飓风，拜登政府应对不力。而实际上，面对突发灾难，恐怕也不只是这一届美国政府应对不力，这是美国制度设计所带来的问题。 在东方卫视11月25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围绕相关话题展开探讨。 《这就是中国》第260期 范勇鹏演讲 近些年全球自然灾害不断。就在前不久，西班牙的巴伦西亚发生了据称是现代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个灾情上网一看惨不忍睹，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声音指责政府防灾救灾不力，到灾区视察的国王也受到了民众的攻击。从中国人的角度，我们希望这伤亡尽可能地小，希望灾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但是透过这次灾情，我们也能观察到背后一些制度的利弊得失。 在今年的美国大选里，救灾也成为两党斗争的一个议题。9月份的“海伦妮”、10月份的“米尔顿”，都成为两党互相拆台攻击的机会，政府救灾反而做得乏善可陈。 10月10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飓风“米尔顿”过境后，被损坏的交通信号灯悬在半空。 图源：新华社 我是研究美国历史的。在美国历史上防灾救灾一直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有很多，但制度问题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从几个层面来分析。 首先，我们看美国的具体政治制度层面，美国这个国家没有经历过长期的历史考验和严酷的战争选择，它的本土也很少受到严重的战争威胁，所以它的整个制度是在一种相对比较松散和安全的环境下发展出来的，所以它也比较适合于在宽松从容的情况下运行。也就是说，它从设计上就不是为了应对重大考验的。比如包括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内的很多人都说过一句话：美国的制度拿到欧洲大陆根本生存不下来。自然灾害显然就是一种非常突然而严峻的考验，美国制度在救灾事务上处处显得捉襟见肘。 我们分开来看，第一个，美国的联邦制。 联邦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权力的分层，中央的权力不能自动地、全面地穿透到地方，联邦政府的政策，州也不一定要执行。所以除非是遇到军事动员，应对一般的紧急事务，它很难做到全国一盘棋、令行禁止。 打个比方，在缉毒行动方面，我在美国曾经看到过一个法律，就是加州规定州的警察没有义务配合联邦警察的执法，也就是说当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旧金山大街追毒贩的时候，加州的警察可以在旁边喝咖啡，不用管。 在发生山火之后的灭火救援里面，我们也能看到联邦和州之间的责权划分和土地归属——这块地是属于联邦产权还是属于州政府，再或是属于私人，这点也造成了不少掣肘。另外就是新冠疫情期间，我们也看到联邦政府要求州采取封控，但是一些州就认为这是联邦对我州权的宣战，拒不执行。在19年前的“卡特里娜”飓风和今年的“海伦妮”风灾里边，我们都能看到联邦和州各自为政的很多怪现象。 我们再看这个选举制度，它还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美国的两党制，这两个党都以胜选为最高的政治利益，所以就会出现我为反对而反对的情况，哪怕是正确的事情，只是你做的我就要拆台。还会出现政党为了利益而损害国家和公民利益的行为。 比如像这次的“海伦妮”飓风之后，特朗普就跳出来指责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说他们有意阻挠共和党选区的救灾工作。民主党马上又跳出来跟特朗普对骂。这些问题都导致在真正的救灾问题上，会受到各种地区、集团和党派利益的掣肘，很难做到排除杂念、团结一致，从而迅速解决问题。 第三个方面就是美国的法治，这也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基础。美国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法治社会，但是当法和程序成为一个社会至高无上的神话之后，这个国家和社会就变成了一台僵化的机器——用我们中国话讲，就是经常会违背天理人心。 首先，我们从宏观来看，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参议院、众议院、总统和最高法院四家可以互相否决。美国学者福山就曾经指出，美国已经日益变成一种否决政体。那么在救灾问题上同样如此，发生灾难之后的救援法案往往都是久拖不决，经费迟迟不能到位。 其次，我们从中观来看，政府的官僚主义中体现的僵硬法治也带来很多问题。比如美国的紧急情况署，它在“9·11”之后被并入国土安全部，主要职能是关注反恐。这是一个叠床架屋、官僚气十足的机构，这就导致一个小小的紧急情况署被容纳进去之后，大量的资金和行政资源被反恐占用，而各级政府也不愿意把资源、经费拿出来投入到救灾中——因为反恐是一件既能够立功又能够有利益的事情——所以导致后来这些部门在救灾方面就表现得十分笨拙低效。 最后我们从美国的微观法治来看，美国社会充斥着一种僵硬法治的风气。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2020年的加州山火，消防队员出动之前，要先谈涨工资，让把合同改了才去；再一个就是2021年的佛罗里达（州）塌楼事件，网友称之为“考古式”救援，受害者被埋在废墟里边，救援人员戴着手套搬砖，按点下班，每个小时都要休息一次，遇到下雨还要去避雨。看起来好像劳动法执行得很好，但是当这样一种风气已经凌驾于人的生命和人民的利益之上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这种程序化、僵硬化的法治，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东西。 上面这些具体的制度问题，它就反映出了背后的一个总病根，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 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天下为私的制度。很多我们中国人观念中毫无疑问属于公共责任的事务，在美国它却是都由私人负责的。比如我们一般中国人很难想象，美国很多地方的消防机构、救援机构都是私人公司，包括监狱很多都是私人承包的。 既然是公司，它就要讲盈利、讲成本核算，所以在美国就会出现很多奇怪现象：比如，消防队到火场先问你有没有买保险，没有保险，那就“对不起，我不能救”；或者救护车、消防车来了一趟，就是几千甚至几万美元的账单；还有不同的消防局抢生意，恶性竞争……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这是一个以私为本的社会，国家它只愿承担尽可能小的公共责任。 所以在美国，很多州一级是没有任何消防、学区和警察机构的设置的，都是在县以下，靠地方社区的房产税来支撑，那么很自然，富人区就能享受到很好的服务，而贫民区以及这些年有一些房价大跌的衰落社区根本就没有公共服务。 美国的这个例子，是我们理解中国制度优势的一个参照物。 我们制度的核心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能做到全国一盘棋，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大家都很熟悉。首先因为我们是单一制，所以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权力运行的线索。因为上下一条心，所以就不可能出现救灾的时候，置人民生命利益于水火而不顾的乱政。 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能够不断促进全国的一体化、均衡发展。我们不仅不会出现各地方以邻为壑的情况，也不会出现各个地方因为法律法规、商业竞争、“山头主义”而阻碍全国性互助的问题。所以每次救灾里边，我们都能看到来自全国的力量，包括解放军、消防队、民间志愿者“逆行”的身影。我们还会主动地通过全国的整体性规划、巨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各地区间的定点帮扶和资本、人力资源的统筹调配而实现所有地区的协调发展。 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是以资为本，而是以人为本；不是资本的利润至上，而是人民的利益至上；不是全心全意地为金融集团和军工复合体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中国式救灾”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这个国家的人民性。
“遇到危机的时候众志成城，这几乎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很多国家都没有。”
“包括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内的很多人都说过一句话：美国的制度拿到欧洲大陆根本生存不下来。美国制度在救灾事务上处处显得捉襟见肘。”
2024美国大选已落下帷幕，民主党选情失利，很多人分析民主党失利的种种原因，其中非常关键的一条就是对于9、10月份的两场飓风，拜登政府应对不力。而实际上，面对突发灾难，恐怕也不只是这一届美国政府应对不力，这是美国制度设计所带来的问题。
在东方卫视11月25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围绕相关话题展开探讨。
范勇鹏演讲
近些年全球自然灾害不断。就在前不久，西班牙的巴伦西亚发生了据称是现代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个灾情上网一看惨不忍睹，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声音指责政府防灾救灾不力，到灾区视察的国王也受到了民众的攻击。从中国人的角度，我们希望这伤亡尽可能地小，希望灾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但是透过这次灾情，我们也能观察到背后一些制度的利弊得失。
在今年的美国大选里，救灾也成为两党斗争的一个议题。9月份的“海伦妮”、10月份的“米尔顿”，都成为两党互相拆台攻击的机会，政府救灾反而做得乏善可陈。
10月10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飓风“米尔顿”过境后，被损坏的交通信号灯悬在半空。 图源：新华社
我是研究美国历史的。在美国历史上防灾救灾一直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有很多，但制度问题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从几个层面来分析。
首先，我们看美国的具体政治制度层面，美国这个国家没有经历过长期的历史考验和严酷的战争选择，它的本土也很少受到严重的战争威胁，所以它的整个制度是在一种相对比较松散和安全的环境下发展出来的，所以它也比较适合于在宽松从容的情况下运行。也就是说，它从设计上就不是为了应对重大考验的。比如包括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内的很多人都说过一句话：美国的制度拿到欧洲大陆根本生存不下来。自然灾害显然就是一种非常突然而严峻的考验，美国制度在救灾事务上处处显得捉襟见肘。
我们分开来看，第一个，美国的联邦制。
联邦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权力的分层，中央的权力不能自动地、全面地穿透到地方，联邦政府的政策，州也不一定要执行。所以除非是遇到军事动员，应对一般的紧急事务，它很难做到全国一盘棋、令行禁止。
打个比方，在缉毒行动方面，我在美国曾经看到过一个法律，就是加州规定州的警察没有义务配合联邦警察的执法，也就是说当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旧金山大街追毒贩的时候，加州的警察可以在旁边喝咖啡，不用管。
在发生山火之后的灭火救援里面，我们也能看到联邦和州之间的责权划分和土地归属——这块地是属于联邦产权还是属于州政府，再或是属于私人，这点也造成了不少掣肘。另外就是新冠疫情期间，我们也看到联邦政府要求州采取封控，但是一些州就认为这是联邦对我州权的宣战，拒不执行。在19年前的“卡特里娜”飓风和今年的“海伦妮”风灾里边，我们都能看到联邦和州各自为政的很多怪现象。
我们再看这个选举制度，它还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美国的两党制，这两个党都以胜选为最高的政治利益，所以就会出现我为反对而反对的情况，哪怕是正确的事情，只是你做的我就要拆台。还会出现政党为了利益而损害国家和公民利益的行为。
比如像这次的“海伦妮”飓风之后，特朗普就跳出来指责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说他们有意阻挠共和党选区的救灾工作。民主党马上又跳出来跟特朗普对骂。这些问题都导致在真正的救灾问题上，会受到各种地区、集团和党派利益的掣肘，很难做到排除杂念、团结一致，从而迅速解决问题。
第三个方面就是美国的法治，这也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基础。美国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法治社会，但是当法和程序成为一个社会至高无上的神话之后，这个国家和社会就变成了一台僵化的机器——用我们中国话讲，就是经常会违背天理人心。
首先，我们从宏观来看，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参议院、众议院、总统和最高法院四家可以互相否决。美国学者福山就曾经指出，美国已经日益变成一种否决政体。那么在救灾问题上同样如此，发生灾难之后的救援法案往往都是久拖不决，经费迟迟不能到位。
其次，我们从中观来看，政府的官僚主义中体现的僵硬法治也带来很多问题。比如美国的紧急情况署，它在“9·11”之后被并入国土安全部，主要职能是关注反恐。这是一个叠床架屋、官僚气十足的机构，这就导致一个小小的紧急情况署被容纳进去之后，大量的资金和行政资源被反恐占用，而各级政府也不愿意把资源、经费拿出来投入到救灾中——因为反恐是一件既能够立功又能够有利益的事情——所以导致后来这些部门在救灾方面就表现得十分笨拙低效。
最后我们从美国的微观法治来看，美国社会充斥着一种僵硬法治的风气。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2020年的加州山火，消防队员出动之前，要先谈涨工资，让把合同改了才去；再一个就是2021年的佛罗里达（州）塌楼事件，网友称之为“考古式”救援，受害者被埋在废墟里边，救援人员戴着手套搬砖，按点下班，每个小时都要休息一次，遇到下雨还要去避雨。看起来好像劳动法执行得很好，但是当这样一种风气已经凌驾于人的生命和人民的利益之上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这种程序化、僵硬化的法治，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东西。
上面这些具体的制度问题，它就反映出了背后的一个总病根，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
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天下为私的制度。很多我们中国人观念中毫无疑问属于公共责任的事务，在美国它却是都由私人负责的。比如我们一般中国人很难想象，美国很多地方的消防机构、救援机构都是私人公司，包括监狱很多都是私人承包的。
既然是公司，它就要讲盈利、讲成本核算，所以在美国就会出现很多奇怪现象：比如，消防队到火场先问你有没有买保险，没有保险，那就“对不起，我不能救”；或者救护车、消防车来了一趟，就是几千甚至几万美元的账单；还有不同的消防局抢生意，恶性竞争……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这是一个以私为本的社会，国家它只愿承担尽可能小的公共责任。
所以在美国，很多州一级是没有任何消防、学区和警察机构的设置的，都是在县以下，靠地方社区的房产税来支撑，那么很自然，富人区就能享受到很好的服务，而贫民区以及这些年有一些房价大跌的衰落社区根本就没有公共服务。
美国的这个例子，是我们理解中国制度优势的一个参照物。
我们制度的核心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能做到全国一盘棋，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大家都很熟悉。首先因为我们是单一制，所以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权力运行的线索。因为上下一条心，所以就不可能出现救灾的时候，置人民生命利益于水火而不顾的乱政。
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能够不断促进全国的一体化、均衡发展。我们不仅不会出现各地方以邻为壑的情况，也不会出现各个地方因为法律法规、商业竞争、“山头主义”而阻碍全国性互助的问题。所以每次救灾里边，我们都能看到来自全国的力量，包括解放军、消防队、民间志愿者“逆行”的身影。我们还会主动地通过全国的整体性规划、巨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各地区间的定点帮扶和资本、人力资源的统筹调配而实现所有地区的协调发展。
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是以资为本，而是以人为本；不是资本的利润至上，而是人民的利益至上；不是全心全意地为金融集团和军工复合体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中国式救灾”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这个国家的人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