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世界上的抵抗运动所做之事

抵抗话语的研究就是暴政和专制的人类学研究，其明确的历史表现形式是反抗殖民主义和占领以及垄断资本主义，因此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到越南战争，从拉丁美洲到爱尔兰，再到南非、印度和中国，抵抗一直是追求自由的核心。

不同类型的文化系统构成了反抗思想的参考背景，宗教只是这些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使得巴勒斯坦人的抵抗与黎巴嫩的抵抗一样，是对占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抵抗，而不是对武装暴力或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抵抗，同时以色列和西方的叙述喜欢将其与对伊斯兰战争的抵抗与犹太人的生存权联系起来。

现当代抵抗运动的人类学基础与历史研究密不可分，因为一切形式的抵抗，无论是在巴勒斯坦还是黎巴嫩，或之前在南非、爱尔兰、越南、伊拉克、叙利亚以及世界所有紧张地区，都源自十九世纪，我们发现西方帝国主义是解释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背景参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盟军战胜德国，世界范围内的解放运动将活跃起来，因为在美苏两大军事强国的斗争基础上，出现了文化、政治和军事上都与极地隔绝。

由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世界进入了冷战，在此期间，每一极都争相支持和支持其盟友，苏联支持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一极，美国支持自由资本主义一极，因为两极冲突已演变成代理人战争，发生在越南、阿富汗、拉美、中东等地。

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开始苏联解体，新的世界秩序以单极世界格局开始，自那以来，这些战争已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制造紧张局势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加强有利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

北非的殖民主义和占领以及马格里布的抵抗运动

自1830年占领阿尔及利亚之日、1881年占领突尼斯之日、1912年法国对摩洛哥中部、东部和西部的保护以及西班牙对摩洛哥北部和南部的保护以来，法国殖民主义始于马格里布地区，但这些国家的独立，同其他殖民地一样，都不是和平实现的，摩洛哥和突尼斯于1956年独立，阿尔及利亚于1962年独立。马格里布的抵抗运动经历了从和平政治形式转向武装抵抗的阶段和时期，留下了数百万烈士和伤残者，法国人类博物馆仍然保存着这些烈士，特别是阿尔及利亚人的头骨，这反映了法国殖民统治该地区的野蛮程度，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西班牙用化学气体袭击摩洛哥乡村。

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奥斯曼帝国哈里发政权垮台，国家层面出现真空之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发现自己面临着可怕的殖民主义，这种殖民主义自其出现的第一天起就依赖于占领土地、掠夺资源，并根据焦土政策杀死其居民，以及摩洛哥虽然不受奥斯曼帝国哈里发的统治，但是他们也深知这一点，并按照焦土政策屠杀当地居民。自1844年伊斯利战役（Battle of Isly）以来，阿尔及利亚一直受到欧洲和法国的骚扰，法国停止了摩洛哥对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的支持，就好像我们面临的局面是以色列以停止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支持为借口入侵黎巴嫩，但其目标却是让法国也殖民摩洛哥。

当马格里布​​人民发现自己正面临着法国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机制时，法国并不满足于开发该地区的自然资源，在违反历史和法律合法性的情况下，在这片土地上定居并将其转让给法国定居者和殖民者，并将其农产品和商业产品及农作物出口到法国和整个欧洲，而且它还决心奴役该地区的人民，在法国新的奴隶制度下，人类变成了必须被驯服的动物，以满足法国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愿望，从奴役、强奸妇女、虐待儿童和手无寸铁的老人开始，到大屠杀，该地区的殖民历史见证了各种罪行的丑恶。

在此基础上，当一切和平、外交和政治抵抗努力都失败后，马格里布人民除了团结起来进行武装抵抗运动外，别无他法，殖民和占领末期出现的反抗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

摩洛哥直到1947年才建立了解放军，突尼斯是1952年，阿尔及利亚在遭受法国殖民统治数十年后，直到1955年才建立了解放军，此次抵抗运动以和平抗议、游行和公民抗命为主，与村庄和农村地区的武装抵抗运动相比，持续时间并不长。

和平抵抗努力失败后，由于殖民主义一直迫害抵抗者和拒绝抵抗的人，该地区的人民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这也可以适用于利比亚反抗意大利殖民主义的抵抗运动，在和平抵抗失败后，武装抵抗成为最终的解决方案。

马格里布地区的殖民主义并不满足于占领土地、奴役人民，剥夺他们的自由，剥夺他们的尊严，包括体面和名誉，而是以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背景，掠夺财富、剥削人民。由于文化是殖民主义的基本支柱，法国殖民主义与意大利殖民主义一样，通过区分阿拉伯成分和柏柏尔成分，试图实践影响马格里布文化的一切形式的异化和瓦解，就像法国颁布的柏柏尔法令一样，法国殖民者试图通过这项法令将摩洛哥划分为阿马齐格地区和阿拉伯地区，正如他们在人类学研究中所做的那样，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东西部之间以及突尼斯的北部和西南部之间也实践了同样的做法，并利用保护人员来瓦解伊斯兰教，并将其视为该地区人民落后的象征。

这使得反抗愈演愈烈，试图驳斥殖民者关于加强军队和人民在军事、文化和宗教上的团结的主张，直至获得政治独立，而经济独立则处于暂停状态，原因是经济依赖体系战略，它是由垄断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按照新兴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目的是维持殖民主义。

越南的殖民主义和抵抗运动

法国、西班牙、英国、比利时、荷兰等传统的帝国主义列强都经历过基于殖民地人民形成的历史团结的统一抵抗，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当代帝国主义列强，以及围绕在其周围的欧洲殖民列强，通过种族和宗派歧视，将这些旧殖民地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国家，鼓励战争和内战，从而创造了我们所谓的抵抗分裂现象。

因此，从南北分裂的越南战争开始，美国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继续进行的背景下，紧急支援并资助法国，它与效忠西方的南越政府结盟，反对苏联对北越的支持，而北越又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结盟，发动了这场殖民战争，以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这场殖民战争引起了越南国内的激烈反抗，是一场垄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

越南各界人民团结起来反抗美国敌人，这场战争使得所有国际、道义和人权公约均被废除，近四百万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这场从1959年持续到1973年的残酷战争，在以北越军队的胜利和国家统一而告终之前，反抗美国敌人的武装抵抗是近代以来反殖民主义最突出的武装抵抗运动之一，土地、人类、文化的三位一体构成了这场反抗的口号，而从这三位一体中则产生了自有史以来地球上被压迫的人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人类价值，即自由、尊严和生命，这些是历史上所有抵抗运动都具有的价值观。

尽管这些价值观是1948年联合国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的核心，但西方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它们不相信这些价值观，甚至利用它们以新的形式维持殖民主义和占领，以确保西方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及其对世界统治的垄断。

爱尔兰的抵抗运动

为了分裂和削弱爱尔兰并使其继续受英国统治，英国支持南爱尔兰，并要求爱尔兰议会全体议员宣誓效忠，承认南爱尔兰为自治领土，并服从英国王室的统治，英国在南部保留了军事基地，这让共和军认为这是对土地的攻击，是对一个人生存和死亡所依赖的尊严、自由和生命价值观的侵犯，共和军的口号是“自由国家”。

战争虽然持续时间不长（1921至1923年），但却表明分裂战略是20世纪初以来的殖民政策。如果说这场战争是爱尔兰共和军反抗英国军队的独立战争的话，那么爱尔兰人民的反抗则始于191年，当时爱尔兰因英国占领而实行自治，要求获得自由和独立。

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正如如果不回顾英国的殖民主义并按照分而治之的策略利用宗派和少数民族的势力就无法理解印度的独立运动一样，如果不回顾荷兰殖民主义之后不久的英国殖民主义，就无法理解南非的反抗种族隔离的运动。这是因为，文明先进的欧洲白人文化与其他落后种族，特别是黑皮肤种族的文化，在英国殖民主义中找到了参照体现，这一点在进化人类学趋势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该趋势以线性方式设想进步和人民，由西方白人所引领，自1948年国民党赢得大选以来，他们一直在虐待黑人。虽然这种歧视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910年南非独立那年，但这种令人发指的种族歧视直到1990年才结束，这为所有政党参加的自由和公正选举铺平了道路，并最终使非洲人国民大会于1994年获得胜利，纳尔逊·曼德拉在监狱里度过了27年多的时间，但他始终没有动摇过反抗的决心，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

反抗种族歧视的形式随政治运动的不同而不同，这些政治运动大多得到了世界左翼力量的支持，特别是五十年代末以来的苏联，尤其是自1948年以来执政的民族党忠于西方，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PAC）和共产党都采取了各种形式的抵抗，包括民众罢工、公民抗命、学生示威和武装抵抗，尤其是由于种族隔离制度将其土地、人民和文化的管理政策建立在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定居点有些相似的殖民定居项目之上。

白人在那里建立了独立于国家的民族定居点，以牺牲黑人农民和农民的土地为代价，这有助于白人控制该国的贸易、工业和农业能力，而黑人群体仍然饱受占领之苦，直到1994年，黑人发起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得到了南非和全世界白人的某些敏感性和民主、人道主义和人权运动的支持。

拉丁美洲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抵抗

通过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按照西方的叙事，传统政治分析缺少的是带有帝国主义倾向的垄断资本主义因素，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当时扩张主义殖民运动刚刚诞生。

也许我们可以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拉丁美洲经验中找到一些理解的因素。拉丁美洲国家摆脱西班牙、法国、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后，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古巴、玻利维亚、智利、秘鲁、委内瑞拉等一些新独立的政权和政党，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向苏联靠拢，成为冷战的战场，这使得美国有时通过推翻对手的政权和政府、支持武装冲突进行直接干预，有时通过以金钱、宣传和武器等方式间接地支持和宣传其盟国的政权和政府。

在这种新殖民主义背景下，拉丁美洲的武装抵抗运动变得活跃起来，特别是在古巴、玻利维亚、危地马拉、秘鲁和厄瓜多尔这些被美国领导的亲西方政权所分裂的国家，而革命左翼反对派则整体上抱怨西方的不公正和剥削，并得到苏联的支持。

由于军事政权和政府与抵抗力量之间的平衡失衡，拉丁美洲的革命思想很快就从摩洛哥抵抗战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克里姆·海泰比那里借用了游击战的概念，以对抗二十世纪初摩洛哥北部的西班牙殖民统治，当时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名字成为这场武装反抗的象征，因为这场反抗原本是被压迫人民反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的贪婪和剥削的呐喊，尤其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生存的象征，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世界统治下，骄傲和尊严毫无立足之地。

因此，格瓦拉认为，解决办法在于通过一场全球革命来抵抗这些势力，在这场革命中，这些势力的所有受害者都团结起来，这一点可以从格瓦拉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支持下前往一些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来理解，他与这些国家的抵抗象征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其中包括阿尔及利亚、马里、布拉柴维尔、刚果、坦桑尼亚、埃及和巴勒斯坦，他于1959年访问了巴勒斯坦，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

他认为它是帝国主义和全球犹太复国主义的受害者。这使得一切形式的抵抗的本质不是由宗教和种族决定的，而是由对不公正的反抗决定的，无论是占领、殖民主义还是种族歧视，这正是切·格瓦拉所表达的：“对不公正的反抗，不取决于宗教、种族或教派，而取决于人类灵魂的本性，拒绝奴役，追求自由。” 如果说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是殖民主义，那么，我们可以在二十世纪摩洛哥武装抵抗运动领袖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克里姆·海泰比的名言中找到答案：“殖民主义的胜利，即使在地球最遥远的角落，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失败，自由在任何地方的胜利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胜利”，这是反抗追求自由的合法性的最好证据。

自由作为尊严和独立的客观等价物和象征工具的胜利，只有将土地从殖民者和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才算完整。因此，世界各地的反抗经验表明，武装抵抗是任何人的自然权利，是为了捍卫他在自己土地上的权利，无论他是谁，为了保卫他自己和家人，这场抵抗孕育出了勇气、骑士精神和牺牲等价值观。

回顾十九世纪至今所有的前殖民地国家，我们可以发现，人与土地密不可分，正如人与文化密不可分一样。因此，抵抗形式的差异，武装与和平的差异，公民抗命与示威的差异，是由于文化、传统、习俗和背景的差异而产生的自然差异，而且所有形式都团结在武装保卫土地、生命、尊严、荣誉和信仰的合法权利之下，这使得保卫土地、人民和文化成为抵抗行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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