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代年轻人太脆弱了？或许我们需要“成熟的自恋”

“希望世界毁灭的人，祈愿的往往是自身的毁灭。”

日本学者斋藤环写下这句话。在对日本的系列社会恶性伤人事件的观察中，作为临床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生，斋藤环注意到，人们把这些犯罪分子归为“非自愿独身者（Incel）”，采取报复社会的无差别伤人是因为“厌女”，但他认为，对女性的仇恨只是他们心中仇恨的一小部分，更大的还是对社会的憎恶、对自身的厌恶。

作为精神科医生、精神分析学者和大学教授，斋藤环也是非常活跃的文化批评家，他的书《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中文版于2024年10月出版。1990年代以来，心理学在日本社会开始受到空前关注，这也是全球性趋势。斋藤环观察到，“新型抑郁症”是当代特有的现象。“难活”，这个词在日本社交网络上很常见，在中文社会语境中所对应的或许是“内耗”。

在便捷的现代社会，生活水平比起斋藤环出生的1968年已有大幅提升。但渗入社会的却是一种难以清晰归因、难以量化、难以诉诸旁人的折磨，或许不能直接等同于“痛苦”，幸福感却由此被磨损，并持续而缓慢地降低。

《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图：受访者提供）

“现在的年轻人实在太脆弱了”，这是社会通行的声音。

斋藤环却带着真切关怀、甚至怀着几分焦虑和痛心地写下，“与我40年前的学生时代相比，他们（现在的学生）在经历何等严酷的生存竞争。”斋藤环设想，如果1961年出生的他，身处今日的学校环境，大概率会被归为“社交障碍”等，总之是按照社会预期的标准来说有所欠缺、不合格的人。

“我还是消失了为好，反正没人在意。”进入2000年后，在斋藤环的临床接诊中说这种话的患者越来越多。他认为这可称为“自我伤害式自恋”：自我珍惜是本来目的，但采取的却是自我伤害的方式。这一群体往往深信“自己不可能被别人视为重要的人”“自己不可能被爱”。因此，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表现得过于卑微。虽然这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但往往被旁人误解为内向而畏缩不前。

1990年代以来，与年轻人相关的许多流行词汇包括“御宅”、“飞特族”、“尼特族”、“家里蹲”、“食草男”、“穷忙族”等，指的都是难以融入社会的年轻人。斋藤环认为，这组关键词象征了年轻人的非社会化。许多人凭着琐碎因素而自认难以社会化，自认弱者，却不太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也没有反抗和不甘心。他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理由之一是，现代社会里的“敌人”是无形的，已经不像资本家和政客那样拥有明确的面孔。青年头脑中只有一种模糊的意象，而导致他们痛苦的元凶是整个“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这种结构提出了压迫人的行为规范：“责任在你自己，你痛苦是因为你自己不行。”

在斋藤环看来，“责任在你自己”的逻辑被日本年轻人心甘情愿地内化，从内心深处折磨着他们。“他们自认是低劣的存在，无法履行责任，徒给社会添麻烦，这使他们无法以受害者自居，以为自己便是施害人。无论他们受到怎样的剥削压迫，都不会去游行，也很难产生改变社会的想法，这是因为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是受害者。”

日本东京，涩谷涂鸦墙前的年轻人（图：视觉中国）

在自查精神疾病的年代，自伤自恋是时代病吗？

南方人物周刊：比起自伤自恋，中国社会讨论度更高的是NPD（自恋型人格障碍），但大多讨论都聚焦在鉴定他人行为“是否为NPD”，这背后是唯恐成为其受害者的恐惧，却很少有人说“我是NPD”。日本对NPD也有如此高的警惕吗，自恋是一种需要严格遏制的性格特征吗？

斋藤环：在日本，“自恋”一词常与“自我中心”相混淆，但NPD这一诊断概念并不常用。相反，精神科医生等专业人士在面对棘手的患者时，往往会带着负面情绪地频繁使用这一诊断。而对于缺乏共情能力并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常会听到诸如“反社会人格（Psychopath）”之类的表述。

不过，作为临床医生，我几乎没有遇到过符合NPD诊断标准的日本人。这是因为日本社会的同调压力（指要求个体与群体保持一致的社会压力）非常大，比中国还要更强调“枪打出头鸟”，所以具备NPD特征的人往往难以融入社会。

南方人物周刊：“情绪价值”、“讨好型人格”也是中国社会如今流行的热词，人们越来越警觉被情感剥削，希望能更节省、更具回报比地在人际交往中调配和使用个人的情感和精力，日本有这类现象吗？

斋藤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群体中，追求效率的倾向日益明显。在人际交往方面，出现了“沟通成本”这样的表达，人们用“性价比低”或“时间成本高”来表达对效率的追求。从这一点来看，日本社会也确实存在一些相近的理念。只不过，“情绪价值”这一表达尚未广为人知。

南方人物周刊：无论是NPD还是自伤自恋，在中国的社会讨论中大多以“施害方”的形象出现，但你在书中提出另一种视角，自伤自恋人群自身也是精神和情感的受害者，NPD与自恋自伤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斋藤环：NPD患者的行为通常显得以自我为中心，甚至是旁若无人的倾向。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理应被视为重要人物的态度。然而，自伤式自恋并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恰恰相反，这一群体往往深信“自己不可能被别人视为重要的人”“自己不可能被爱”。因此，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他们往往表现得过于卑微。虽然这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但往往被旁人误解为内向而畏缩不前。

日本东京，年轻人在新宿街头游荡（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自伤自恋引起你这么大的关注和书写动力，你是文化批评家，也是拥有丰富临床经验的精神科医生，你对此有哪些临床接诊经历？

斋藤环：我的研究领域是“家里蹲”（ひきこもり）。我听说中国和韩国也有相似的情况（据说中国有个类似的称呼叫“啃老族”）。与这些人在临床中接触时，我发现他们大多以否定的方式表达自己。他们一方面如此彻底地否定自己，另一方面却对家人提出了非常自我的要求——这种看似自我矛盾的行为让我不禁思考：或许他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想要好好珍视自己，而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如此强烈地否定自我。

像这样的自我否定式的自恋情结虽然非常普遍，但现实却是，从日本到全球都找不到相关文献，临床医生对此也几乎一无所知。我认为，如果这些自我否定的当事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自恋，便有可能直面那个真实的自我。因此，我意识到，必须由我自己来撰写关于“自伤式自恋”的书。

南方人物周刊：如今人们会像自查感冒一样，在情绪波动时自查心理疾病，但缺少科学指导的自我问诊也有引导甚至误导的效果。例如在中国，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等心理疾病在社交网络上几乎成了“时尚单品”，不少人未经医学检验而自称“ADHD”。你在临床接诊时遇到过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的自诊情况吗，这种心理自查的常见误区是什么？

斋藤环：心理自查在日本并不流行。相反，人们似乎更在意自己在周围人眼中的“人设”。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会用网上的自测工具，但在门诊中，其实这样的情况并不算常见。不过，“发育障碍过热”（注：ADHD也被认为是一种发育障碍）对专业人士的影响非常大。不少人在学校或医院被确诊为发育障碍后，来找我就诊。然而，经过实际诊察后发现，其中一半以上是误诊，我认为，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意义的贴标签行为。

斋藤环（图：受访者提供）

“人设成瘾”和“连接成瘾”背后的同化压力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说到对“自我认同”流行程度的惊讶，在中国与之对应的或许是“爱自己”。在以年轻人为主的社交网络上，比起“理解和接纳自己”，似乎更重要的是肯定和积极化一切，“爱自己”几乎成了具有隐形压力的忠告。你怎么看这类现象，与自己的性格特质相处是难以实现的吗？

斋藤环：如果去日本的书店的话，会发现非常多以“提高自我肯定感”为主题的书。过去不常使用的“自我肯定感”，如今却广泛传播，背后反映了许多人正被自我否定所深切困扰。我想，中国现在流行强调“爱自己”可能也有类似的原因。

然而，无论是单纯的自我肯定，还是自我否定，两者都未能真正做到与自我对话。如果没有充分认识自己，仅仅追求提高自我肯定感，并没有多大意义。

我认为，与其努力提升“自我肯定感”，不如把形成“成熟的自恋”作为目标——包含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在内。形成“成熟的自恋”，不仅需要重新审视自我，还需要与各种各样的人建立深入的联系。这虽然困难，而且需要时间，但我认为，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能实现的。

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剧照

南方人物周刊：以往社会强调人在学业和职场上的表现，如今对性格也有了一套通行的期待：外向、开朗才是更为合格的社会人，内向的人早年还被形容为褒义的“文静”，如今却被略带贬义的“社恐”用来自嘲和互称。如何看待这种更推崇“外向型人格”的倾向？

斋藤环：这一趋势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百忧解”（Prozac，一种抗抑郁药）大热的时期。自那时起，美国将内向或腼腆视为可治愈的疾病，否定了内向型性格本身的价值。90年代之后，日本也随之迅速发展出“内向和孤立是不好的，或是某种问题的表现”这一认知。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即相较于学习成绩和艺术才华，更加注重“沟通能力”的倾向。在求职活动中被称为“人间力”，实际上强调的是社交能力和沟通能力。

南方人物周刊：这几年中国社交网络很流行 MBTI 的鉴定，除了社交名片属性，很多人还借助星座和MBTI来理解和解释自身行为，以知晓“我到底是谁”。人们既有自我认知的需求，也有难以实现自我的恐慌，为何认知“自我”在当下变得如此艰难？是一直如此吗，还是这个时代让它变得更艰难了？

斋藤环：我认为通过扮演某个“人设”而得以更流畅地沟通、从而强化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似乎已经成为年轻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正如我在书中所提到的，这样的“人设”并不是由自己来主动扮演的，而是一种面具——由沟通和交流现场的特点氛围所赋予，这个“人设”既与真实的自己相似，但又并不完全一致。

如果意识到自己是在扮演某种“人设”，也许能够获得某种心理安慰。即便受到批评，也可以认为“被批评的是这个人设，而不是我自己”。但是，如果过于习惯扮演某种“人设”，我想人会逐渐变得难以直面真正的自我。

南方人物周刊：通信环境在过去20年的革命性变化改变了人与人的连接方式，物理空间不再是障碍，连接随时随地发生，高频社交依赖人设，人们难以接受失联和孤独，人为什么如此渴望“被理解”和“被重视”？

斋藤环：在我看来，渴望被认同本来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特质。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我们发现通过这些平台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的“认同”（例如点赞）。这种便利进一步强化和放大了我们内心原本就存在的认同需求。这是我的理解。

现在的年轻人太脆弱，还是以前的年轻人太压抑自我？

南方人物周刊：在日本，心理学从何时受到空前关注，后（新冠）疫情时代是否发生变化？令和时代的代表性疾病是什么？

斋藤环：关于战后精神史的内容，详细内容请参阅拙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本精神史》，特别是自我意识的演变史。如果以非常粗略的概括来看的话，我认为，战后的国民精神史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20世纪60年代：神经症时代。

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精神分裂症时代。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边缘型人格时代。

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解离的时代。

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期至今：发育障碍的时代。

社会学家大泽真幸将1970年代之前的时代称为“匮乏的时代”。他认为直至进入70年代初之前，驱动日本人向前的力量，是物质上的匮乏和经济上的落后。那时的人们毫不怀疑欲望的自明性，通过追求物质充实，来达成理想中的自我。正是这种欲望支撑了日本当年那个特异的经济高度发展期。

1990年代以来，心理学在日本社会开始受到空前的关注。这种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我在另一部著作《心理学化的社会》中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后疫情时代和令和时代，我认为“发育障碍”依然是最具代表性的疾病。这一现象甚至可能对当前的AI热潮产生了影响。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提到“新型抑郁症”是当代特有的现象，在原子化社会和长期高压的工作环境中，年轻人都经历着情绪困扰，许多人和媒体却总结为“现在的年轻人太脆弱了”，你对此的临床经验和社会观察有哪些？

斋藤环：我认为，无论是“现在的年轻人太脆弱了”，还是“新型抑郁症”这些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都根源自整个社会越来越强调“沟通能力”和“认同（连接）成瘾”的倾向。当代社会往往把“孤独”和“孤立”视作令人羞耻的，甚至是某种心理或行为上的障碍。这一现象与社会整体趋势密切相关。这种趋势，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也导致了社会认同上的分裂，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立。

日本东京，深夜，一名男子在自动售货机旁抽烟（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人人都说面对情绪，要放下“我执”，其实我读这本书时能感受到你作为医生、学者的一种带着焦虑、痛心的珍惜和关怀，但我没想到你却在书中坦言其实自己也没法放下“我执”，所谓“放下”和“调整”，如何才能适宜呢？

斋藤环：“舍弃我执”原本是上座部佛教的教义，这无疑意味着从烦恼和痛苦中解脱出来，但这并非人人皆可施行的。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我所提倡的，还是一种促进“自恋”的成熟（科胡特意义上的“自恋”）。我确实相信，人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让自恋逐渐成熟，形成一种更为复杂的心理结构，让整个人变得更加稳定，从而可以缓解生活中遇到和将要遇到的种种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