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晖的2024年度书单
2024-11-24 22:00:00 《清季权力分野与政局纷争》，邱涛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变迁一向是晚清史研究的重要话题。邱涛在2010-2014年间先后撰著出版了《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同光年间湘淮分野与晚清权力格局变迁（1862~1895）》两部著作，详细探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的变迁历程，对以往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督抚专政”“内轻外重”等观点提出异议，邱书重点考察了清廷于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对地方扩权趋势的各种反击和制约手段，指出这些应对之策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地方权力的膨胀势头，最终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达成了一种动态的权力平衡格局。 在其此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邱涛2024年的新著《清季权力分野与政局纷争》深入研讨了从咸丰年间直到庚子之变晚清政局的种种变化。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湘淮集团和之后北洋集团的崛起，确实对清廷的中央集权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在晚清的大部分历史时段中，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博弈并不是地方进逼、中央退让的单边演变态势，双方在这场互有攻守的博弈中各有收获。清廷仍能保持对整体政治格局的掌控，地方督抚的权力则获得一定的扩大，尤其是在一些新领域获得相当的自主权。 随着相关史学研究的演进，将“督抚专政、内轻外重”概括为晚清政局主要特征的论断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批评或修正。韩策2023年出版的《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一书就认为，以往谈“内轻外重”格局，更注重中央与地方间的权力争夺与斗争，但双方间还有互相合作以及共同创制权力的一面。晚清时期的清廷中央和地方督抚间逐步构建了新的政治平衡形态，这一形态中更多包含了内与外的合作与妥协，是“有重心的同治”。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构建和维护这种新的政治局面，清廷在政治运作中必然防内重于攘外，内斗有方，御外无力。而且这种政治平衡术要求其操作者具有高明的政治智慧和执行手段，正如晚清重臣王文韶所言，“大家皆抱怨老太太（指慈禧太后——引者注），汝须防老太太一旦升天，则大事更不可问。”慈禧太后死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少壮新贵们一顿“猛如虎”的集权动作，彻底打破了已相当脆弱的政治平衡格局，清王朝也迅速走向灭亡。 《鼎革：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尚小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尚小明先生数年前出版《宋案重审》一书，根据大量史料梳理这桩百年悬案的来龙去脉，如老吏断狱一般破解“宋案”背后的种种秘辛，由此重建从“宋案”变迁至“刺宋案”的基本史实，为这一历史疑案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坚实基础。 尚先生的新著《鼎革》，详细考证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退位这一百多天的历史史实，于鼎革之际的诸多细节着力甚深，为辛亥前后纷繁复杂的历史演进状况构建了一幅更为准确的图景。 辛亥革命研究一向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显学”之一，长期以来，众多研究者更为关注南方革命政权的相关历史，对于北方尤其是即将覆灭的清廷于武昌起义后的种种应对之策及其内部变局则有所忽视，或以“垂死挣扎”简单论析之。 正如以往学者所指出的，民国史研究中多有“倒放电影”之倾向。不少史家分析论述袁世凯辛亥时期的作为时因受“窃取革命果实”“窃国大盗”等历史论断的影响，往往会先有论点，再寻相关史料佐证，容易将袁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应对之策“脸谱化”或“神化”。 《鼎革》依据翔实的历史资料，认真细致地考证分析了辛亥革命期间的历史史实，对过往研究成果的缺陷多有修正。此前的历史论著中往往将皇族内阁的垮台归咎于袁世凯有计划、有步骤的步步进逼，但真实的状况却是清廷迫于滦州兵变军和资政院等各方力量的压力而不得不同意皇族内阁全体辞职，同时召袁世凯入京为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收拾局面。打倒皇族内阁的各方力量，与袁世凯的关系并不密切，其作为也很难说是依循袁的谋划行事，但袁因利乘便，得以“冷手执个热煎堆”，成为皇族内阁倒台的最大受益者。 传统说法认为袁世凯在辛亥时期利用南北博弈从中取利，从而成功实现其既逼清帝退位，又迫孙中山让位的政治目标。《鼎革》则根据史料指出袁在此一时期一直致力于构建“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体制。在清廷迫于时势变化发布《宪法十九信条》后，大清的君主立宪体制便由“德日”式转为“英”式，这一政体模式转换如果能顺利实现，袁就可以用责任内阁总理大臣身份掌握大权，还能规避共和体制下总统任期限制对其长期秉政的不利影响。而保留清帝这一“吉祥物”，对袁来说可谓一举三得，维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向心力，安抚保守阶层人心，以及避免所谓“欺负孤儿寡母”的历史骂名。 但历史的变迁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辛亥革命的潮流滚滚向前，“虚君共和”已变得不合时宜，连袁派去参加南北和谈的首席代表唐绍仪也很快成为民主共和体制的拥趸。列强态度转变，清廷宗室成员大难临头仍只顾个人私利，其坚持君主制的叫嚣也是色厉内荏居多，如此种种，令袁的“虚君共和”构想最终落败。袁本人则在最后一刻顺应时势，靠接受民主共和从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大总统之位，从而攫取了辛亥革命的主要胜利果实。而袁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民主共和体制，也为其日后破坏这一政体，实施“帝制自为”埋下了伏笔。 《北伐时期的地方变局与政治整合》，潘建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北伐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也是民国历史上北洋时代到南京政府时代的转折点。近些年关于北伐战争的相关研究有颇为长足的进步，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罗志田的《乱世潜流》、冯筱才的《“左”“右”之间：北伐前后虞洽卿与中共的合作与分裂》等论著对于这段历史中的国共关系演变、国共青的三党竞“革”、“反革命罪”缘起、北伐前后中国的政治思想变迁、政商关系与商民运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成果颇丰。 潘建华的著作《北伐时期的地方变局与政治整合》以北伐战争中的省级地方秩序演变为中心，重点考察了以往北伐战争史研究中较被人忽视的一些方面，如建国川军、黔系军阀等较为边缘化的军事集团在北伐战争中的起落，福建、湖北、山东等省份在北伐战争带来的政治大洗牌中重建政治架构的详细过程。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以往研究中的一些论断提出了重要的修正意见。 潘书详细考证了北伐战争中两方军事力量的实际状况，指出北伐初期北伐军的总兵力除了两广派出的11万军队外，还应包括先后加入北伐战争的湘军唐生智集团和黔系军阀的武装力量，总兵力达30万人。而当时占据两湖和河南一部分的北洋吴佩孚集团总兵力只有20万人左右，虽然吴佩孚也得到四川军阀和孙传芳的支持帮助，但北洋系统内部矛盾重重，真正能投入两湖战场的增援兵力相当有限，在双方的实际军事较量中，北洋军并不占数量优势。在军队质量方面，经历多次军阀大混战后，北洋军实力严重削弱，有北洋第一强兵称号的吴佩孚嫡系精锐第三师在二次直奉战争中就已成建制解体。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士气，北伐军在总体上均优于对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赢得战争的胜利也是势在必然。 北伐伊始就收编如此多数量的军阀部队，也让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之后的政权洗牌中不能不向参与北伐的各个军事集团作出让步和妥协，所以北伐的军事胜利，并未解决民国肇始以来的军政矛盾，“党治”也未能取代“军治”。国民党在二次北伐告成后，仅能实现名义上的国家统一，其军政统一之路依然道阻且长。 《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方小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方小平2012年出版的英文著作“ Barefoot Doctors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是研究现代中国乡村医疗发展的经典作品，该书以杭州市余杭县蒋村公社/乡（现为杭州市西湖区蒋村街道）四代基层医疗工作者的经历和医疗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依托多方面的史料来源，剖析乡村医疗发展演进的复杂历史轨迹，对“赤脚医生”给基层医疗带来的实际影响和作用作出合理的分析和评价。 在笔者看来，方小平著作的最大优点是以复杂多样的史实而非先入为主的理论判断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其分析探讨史料时对史学和人类学理论的运用也很克制和谨慎，这让书中的许多论断都非常有说服力。 很多研究论著在探讨乡村医疗变迁和“赤脚医生”的缘起时，都会提到毛泽东在1965年发表的“六二六”指示，该指示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文革”时期，为了贯彻这一“最高指示”，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医务人员下放运动，这一运动在当时和之后获得了许多赞扬之声。方书则根据史料指出“真实的历史和下放政策的践行要比官方话语所呈现的情况复杂的多”。在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非常严重的时代，医护人员们自然会有趋利避害的考量和选择，所以下放政策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以杭州为例，“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劝说和动员，共230名医务人员在1972年3月被下放到农村，他们是杭州市在‘文革’期间下放的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医务工作者。”1972年下放到淳安和建德两县的139名原杭州市医务人员，有97人在三年后就返回了杭州市区。 “赤脚医生”兴起的时代，大力倡导“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模式。方小平的研究则提出了一个对于该模式颇具否定性的结论。“赤脚医生”制度在乡村建立和运转的年代，恰恰是现代医学在中国农村逐步取代传统医学主导地位并将之边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数量众多的“赤脚医生”则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他们的医疗实践，让越来越多的乡村民众接受了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 医学的科学化、制度化和专业化是近现代中国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正是这一大趋势让现代医学在与传统医学的较量中取得完胜。而落败后的传统医学也不得不仿效现代医学的发展模式，如中成药生产的标准化转型，最终在改革开放年代依靠养生保健模式占据了医药市场的一席之地。（作者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级讲师）
《清季权力分野与政局纷争》，邱涛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变迁一向是晚清史研究的重要话题。邱涛在2010-2014年间先后撰著出版了《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同光年间湘淮分野与晚清权力格局变迁（1862~1895）》两部著作，详细探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的变迁历程，对以往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督抚专政”“内轻外重”等观点提出异议，邱书重点考察了清廷于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对地方扩权趋势的各种反击和制约手段，指出这些应对之策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地方权力的膨胀势头，最终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达成了一种动态的权力平衡格局。
在其此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邱涛2024年的新著《清季权力分野与政局纷争》深入研讨了从咸丰年间直到庚子之变晚清政局的种种变化。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湘淮集团和之后北洋集团的崛起，确实对清廷的中央集权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在晚清的大部分历史时段中，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博弈并不是地方进逼、中央退让的单边演变态势，双方在这场互有攻守的博弈中各有收获。清廷仍能保持对整体政治格局的掌控，地方督抚的权力则获得一定的扩大，尤其是在一些新领域获得相当的自主权。
随着相关史学研究的演进，将“督抚专政、内轻外重”概括为晚清政局主要特征的论断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批评或修正。韩策2023年出版的《江督易主与晚清政治》一书就认为，以往谈“内轻外重”格局，更注重中央与地方间的权力争夺与斗争，但双方间还有互相合作以及共同创制权力的一面。晚清时期的清廷中央和地方督抚间逐步构建了新的政治平衡形态，这一形态中更多包含了内与外的合作与妥协，是“有重心的同治”。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构建和维护这种新的政治局面，清廷在政治运作中必然防内重于攘外，内斗有方，御外无力。而且这种政治平衡术要求其操作者具有高明的政治智慧和执行手段，正如晚清重臣王文韶所言，“大家皆抱怨老太太（指慈禧太后——引者注），汝须防老太太一旦升天，则大事更不可问。”慈禧太后死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少壮新贵们一顿“猛如虎”的集权动作，彻底打破了已相当脆弱的政治平衡格局，清王朝也迅速走向灭亡。
《鼎革：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尚小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尚小明先生数年前出版《宋案重审》一书，根据大量史料梳理这桩百年悬案的来龙去脉，如老吏断狱一般破解“宋案”背后的种种秘辛，由此重建从“宋案”变迁至“刺宋案”的基本史实，为这一历史疑案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坚实基础。
尚先生的新著《鼎革》，详细考证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退位这一百多天的历史史实，于鼎革之际的诸多细节着力甚深，为辛亥前后纷繁复杂的历史演进状况构建了一幅更为准确的图景。
辛亥革命研究一向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显学”之一，长期以来，众多研究者更为关注南方革命政权的相关历史，对于北方尤其是即将覆灭的清廷于武昌起义后的种种应对之策及其内部变局则有所忽视，或以“垂死挣扎”简单论析之。
正如以往学者所指出的，民国史研究中多有“倒放电影”之倾向。不少史家分析论述袁世凯辛亥时期的作为时因受“窃取革命果实”“窃国大盗”等历史论断的影响，往往会先有论点，再寻相关史料佐证，容易将袁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应对之策“脸谱化”或“神化”。
《鼎革》依据翔实的历史资料，认真细致地考证分析了辛亥革命期间的历史史实，对过往研究成果的缺陷多有修正。此前的历史论著中往往将皇族内阁的垮台归咎于袁世凯有计划、有步骤的步步进逼，但真实的状况却是清廷迫于滦州兵变军和资政院等各方力量的压力而不得不同意皇族内阁全体辞职，同时召袁世凯入京为总理大臣，组织“完全内阁”收拾局面。打倒皇族内阁的各方力量，与袁世凯的关系并不密切，其作为也很难说是依循袁的谋划行事，但袁因利乘便，得以“冷手执个热煎堆”，成为皇族内阁倒台的最大受益者。
传统说法认为袁世凯在辛亥时期利用南北博弈从中取利，从而成功实现其既逼清帝退位，又迫孙中山让位的政治目标。《鼎革》则根据史料指出袁在此一时期一直致力于构建“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体制。在清廷迫于时势变化发布《宪法十九信条》后，大清的君主立宪体制便由“德日”式转为“英”式，这一政体模式转换如果能顺利实现，袁就可以用责任内阁总理大臣身份掌握大权，还能规避共和体制下总统任期限制对其长期秉政的不利影响。而保留清帝这一“吉祥物”，对袁来说可谓一举三得，维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向心力，安抚保守阶层人心，以及避免所谓“欺负孤儿寡母”的历史骂名。
但历史的变迁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辛亥革命的潮流滚滚向前，“虚君共和”已变得不合时宜，连袁派去参加南北和谈的首席代表唐绍仪也很快成为民主共和体制的拥趸。列强态度转变，清廷宗室成员大难临头仍只顾个人私利，其坚持君主制的叫嚣也是色厉内荏居多，如此种种，令袁的“虚君共和”构想最终落败。袁本人则在最后一刻顺应时势，靠接受民主共和从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大总统之位，从而攫取了辛亥革命的主要胜利果实。而袁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民主共和体制，也为其日后破坏这一政体，实施“帝制自为”埋下了伏笔。
《北伐时期的地方变局与政治整合》，潘建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北伐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也是民国历史上北洋时代到南京政府时代的转折点。近些年关于北伐战争的相关研究有颇为长足的进步，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罗志田的《乱世潜流》、冯筱才的《“左”“右”之间：北伐前后虞洽卿与中共的合作与分裂》等论著对于这段历史中的国共关系演变、国共青的三党竞“革”、“反革命罪”缘起、北伐前后中国的政治思想变迁、政商关系与商民运动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成果颇丰。
潘建华的著作《北伐时期的地方变局与政治整合》以北伐战争中的省级地方秩序演变为中心，重点考察了以往北伐战争史研究中较被人忽视的一些方面，如建国川军、黔系军阀等较为边缘化的军事集团在北伐战争中的起落，福建、湖北、山东等省份在北伐战争带来的政治大洗牌中重建政治架构的详细过程。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以往研究中的一些论断提出了重要的修正意见。
潘书详细考证了北伐战争中两方军事力量的实际状况，指出北伐初期北伐军的总兵力除了两广派出的11万军队外，还应包括先后加入北伐战争的湘军唐生智集团和黔系军阀的武装力量，总兵力达30万人。而当时占据两湖和河南一部分的北洋吴佩孚集团总兵力只有20万人左右，虽然吴佩孚也得到四川军阀和孙传芳的支持帮助，但北洋系统内部矛盾重重，真正能投入两湖战场的增援兵力相当有限，在双方的实际军事较量中，北洋军并不占数量优势。在军队质量方面，经历多次军阀大混战后，北洋军实力严重削弱，有北洋第一强兵称号的吴佩孚嫡系精锐第三师在二次直奉战争中就已成建制解体。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士气，北伐军在总体上均优于对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赢得战争的胜利也是势在必然。
北伐伊始就收编如此多数量的军阀部队，也让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之后的政权洗牌中不能不向参与北伐的各个军事集团作出让步和妥协，所以北伐的军事胜利，并未解决民国肇始以来的军政矛盾，“党治”也未能取代“军治”。国民党在二次北伐告成后，仅能实现名义上的国家统一，其军政统一之路依然道阻且长。
《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方小平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方小平2012年出版的英文著作“ Barefoot Doctors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是研究现代中国乡村医疗发展的经典作品，该书以杭州市余杭县蒋村公社/乡（现为杭州市西湖区蒋村街道）四代基层医疗工作者的经历和医疗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依托多方面的史料来源，剖析乡村医疗发展演进的复杂历史轨迹，对“赤脚医生”给基层医疗带来的实际影响和作用作出合理的分析和评价。
在笔者看来，方小平著作的最大优点是以复杂多样的史实而非先入为主的理论判断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其分析探讨史料时对史学和人类学理论的运用也很克制和谨慎，这让书中的许多论断都非常有说服力。
很多研究论著在探讨乡村医疗变迁和“赤脚医生”的缘起时，都会提到毛泽东在1965年发表的“六二六”指示，该指示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文革”时期，为了贯彻这一“最高指示”，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医务人员下放运动，这一运动在当时和之后获得了许多赞扬之声。方书则根据史料指出“真实的历史和下放政策的践行要比官方话语所呈现的情况复杂的多”。在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非常严重的时代，医护人员们自然会有趋利避害的考量和选择，所以下放政策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以杭州为例，“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劝说和动员，共230名医务人员在1972年3月被下放到农村，他们是杭州市在‘文革’期间下放的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医务工作者。”1972年下放到淳安和建德两县的139名原杭州市医务人员，有97人在三年后就返回了杭州市区。
“赤脚医生”兴起的时代，大力倡导“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模式。方小平的研究则提出了一个对于该模式颇具否定性的结论。“赤脚医生”制度在乡村建立和运转的年代，恰恰是现代医学在中国农村逐步取代传统医学主导地位并将之边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数量众多的“赤脚医生”则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他们的医疗实践，让越来越多的乡村民众接受了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
医学的科学化、制度化和专业化是近现代中国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正是这一大趋势让现代医学在与传统医学的较量中取得完胜。而落败后的传统医学也不得不仿效现代医学的发展模式，如中成药生产的标准化转型，最终在改革开放年代依靠养生保健模式占据了医药市场的一席之地。（作者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级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