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
“美国一直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思维传统。中美关系一定要经过交锋才能更好地交流。” “美方不会放弃全球霸权，而中方不会放弃自身发展,这两个‘不会放弃’成为了中美之间的矛盾。” “当前美国的战略界和知识界，对中国的了解都是有偏差的。” 前段时间，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All-In峰会”上围绕中美关系等一系列国际问题展开了一场激辩。在东方卫视12月9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中国前驻孟加拉国大使李极明，从这场辩论聊起，也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分析。 《这就是中国》第261期 张维为演讲 《这就是中国》今年五月曾讨论过新加坡学者马凯硕和美国学者夏伟关于中美关系的辩论。我把马凯硕对夏伟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概括为“马凯硕三问”： “一、美国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国经济增长吗？这做不到。二、美国的目的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吗？这也做不到。三、美国的目的是要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遏制中国吗？这还是做不到。既然这些都做不到，那么全世界都要问美国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呢？” 不久前，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了一个题为《定义成功：美国对华政策是否需要“最终状态”？》的报告文集，这里的“最终状态”指的就是“终极目标”，这个报告表明美国学者之间也在争论这个问题。 在这个报告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布兰德兹认为，从特朗普到拜登，他们都接受了美中战略竞争的现实，但他们没有确定一个美国必须胜利的目标。布兰德兹认为最终结果应该是中国的“政权失败”（“Regime Failure”），也就是通过竞争，最终“改变中国的权力或中国的治理方式”。他承认美国暂时还不得不在对华战略目标上采取比较模糊的做法，但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如果美国不清楚自己想要达到什么目标，那就很难看到美国如何赢得这场本世纪的决定性的竞争。 美国国会大厦 资料图：新华社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认为，美国需要一种既能够在短期时间内维持安全，又能在长时间内实现成功愿景的对华战略。他认为，在短期内美国不大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基本道路，但美国必须抓紧自己美国国内力量的恢复，与国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最终带来中国的“政权失败”的一种持久性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将刚才这两位学者称为对华“强硬派”，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失败。但大家是否注意到，他们现在使用的概念跟过去经常用的“政权更迭”有所区别，现在他们讲的是“政权失败”。 “政权更迭”与“政权失败”，两者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政权更迭”指的是美国主动出击，颠覆他国政权；而“政权失败”则更为被动一点，美国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来影响外部环境，导致他国国内治理失败或者政权变更。 这可能也反映了美国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这些年它四处出击推动“政权更迭”，结果是天怒人怨，甚至反噬自己：美国自己发生了“治理失败”与“政权更迭”，“造反派”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 另一种是所谓的对华“温和派”的观点。例如，拜登时期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认为，追求中美之间的某种“稳定状态”是美国战略唯一现实的支柱。美国对华战略应该少关注竞争将如何结束，这是美国无法控制的，它应该更多地关注竞争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构建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他认为所谓“政权失败”这样的建议，只会令中国更加坚定地认为，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中国实现“政权更迭”。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Ryan Hass，他的中文名字叫何瑞恩。他认为，美国治下的这种“和平时代”已经终结。美国、中国都有能力伤害对方，任何一个对手都无法确保绝对安全。美国控制全球事件结果的能力已经减弱。在这样过渡的时段内，美国战略目标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促进美国人民的安全、繁荣和福祉。为此，他认为美国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全球的地位，而不是将外交政策的中心放在与中国的竞争上。 前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乔治城大学高级研究员麦艾文则表示，没必要做二元选择；两者都是必需的，需要正确的配置。有效的对华战略需要“最终状态”，但它应该是笼统的、宽泛的，需要随着竞争的演变而演变的。“最终状态”的重点应该是保护和促进美国的利益，避免试图从绝对意义上解决中国挑战，如所谓的“政权更迭”等等。 纵观这个报告，我感到有点惊讶：这些学者居然都没有提及“美国失败”和美国“政权更迭”的前景。可能是出于“政治正确”的需要，这些学者还不能正视美国体制深层的缺陷和问题。还是当选总统特朗普坦率得多，他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一直在说“美国是一个正在失败的国家”“美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这里还要提及最近国内社交平台上传播较广的两位美国知名学者的辩论，也就是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All-In峰会”上围绕中美关系等一系列国际热点问题的辩论。 米尔斯海默是国际关系学里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萨克斯则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强烈的批判者。这两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米尔斯海默的代表作是2001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他当时就提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将“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而“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竞争，特别是围绕安全的竞争。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安全是稀缺产品，各国都会为获取安全而展开激烈的竞争。 米尔斯海默在辩论中这样说的： “我完全支持遏制中国。但我对‘政权更迭’不感兴趣；我也不想把中国变成西方民主国家，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其实也已经尝试过了，我甚至觉得寻求‘接触中国’的政策也是愚蠢的。 我认为美国应该和俄罗斯保持良好的关系，把俄罗斯推向中国的政策是十分愚蠢的。世界上有三个大国：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中国是对美国最严重的‘威胁’，俄罗斯是三个大国中最弱的，对我们没有什么严重威胁。如果我们要遏制中国，我们就应当让俄罗斯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我们实际上做的是把俄罗斯推向了中国。这是个非常愚蠢的错误。” 萨克斯则反驳说： “中国根本就不是美国的威胁。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吃的东西也很好，文化丰富，人也很棒。中国是比我们的文明古老十多倍的一个地方。” 但萨克斯教授在美国对外政策动机和认知上与米尔斯海默也有某种共识。他是这样说的： “在我四十来年的海外工作当中，我觉得美国政府压根就不关心其它国家。我认为他们根本不在乎哪些国家是‘自由民主’还是‘独裁’。他们想要的就是优先权，想要的就是军事基地，想要的就是这些国家支持美国，想要他国支持北约扩张等等。” 米尔斯海默认为像萨克斯这样的经济学家过多关心如何实现繁荣的最大化，但把美国的安全和生存放在第一位才是最重要的。他认为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上，没有更高的权威。 他说： “一个国家想要生存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非常强大。就像我小时候在纽约街头常说的，你要成为社区里、街道里最强最狠的人。原因很简单，因为强大就是生存的最佳方式。如果你足够强大，就没有人敢惹你。美国是一个地区霸主，是全球唯一的一个地区霸主。我们主导着西半球。而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正在把经济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试图‘主导亚洲’。它想把我们赶出‘第一岛链’，然后赶出‘第二岛链’。它想取得我们在西半球取得的地位。我对中国人没有一丁点的抱怨：如果我是北京的国家安全顾问的话，我也会这么建议。” 他还说： “我们美国想继续当全球唯一的地区霸权。美国是一个毫不留情的超级大国，请大家永远不要忽视这个事实。很快地，你们就会看到中美竞争在各个领域内展开，尤其在高科技领域，因为我们美国不希望中国在高科技战争中打败我们，我们要和他们在经济上竞争，在军事上也要竞争。这一切都因为：让美国生存的最佳的方式，就是保持我们全球唯一的区域霸主的地位。” 萨克斯则反驳： “我们美国有这样一种心态，认为一切都是对生存的挑战，因此，我们也总是把冲突升级看作正确的应对方法。而我的看法是，只要有一点审慎，就能拯救整个星球。 我不喜欢乌克兰的原因是，我看不出有任何的理由必须让北约出现在俄罗斯的边境。我说过，我曾经是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曾经是叶利钦的顾问，他们想要和平，他们想要合作。但无论他们想要什么，他们都不希望美国军队出现在他们的边境上。所以，如果我们想继续像过去那样进逼的话，我们就会陷入战争。 我的建议是：要好好担心一下核战争，一定要小心谨慎。没必要非得把美国的军队放到俄罗斯的边境上。我们得彼此保持一点距离，这样才能避免核战争。” 中国人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以上的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内部一直存在着二元对立和美国霸权的思维传统。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安全和繁荣是必然对立的，国与国“零和游戏”、“你死我活”也是必然的；在布兰德兹看来，唯有美国胜利、中国“政权失败”才是可行的战略。这对于长于辩证思维、崇尚合作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人来说是费解的。当然美国内部也存在不少比较客观理性的声音，虽然暂时还不占主流，但我一直说，中美关系一定要经过交锋才能更好地交流。我也相信随着更多的交锋交流，更为理性的声音在美国将越来越多。 此外，今天的中国也深谙美国这种基于实力和“零和思维”的霸权逻辑，我们已经建立了足以使我们的对手感到畏惧的强大的国防体系和综合实力。现在特朗普已经当选，我们希望他能够汲取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彻底失败、“科技战”基本失败、“金融战”即将失败的深刻教训，促使中美关系走上“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道路。当然，如果美国不能汲取教训，那我们就要进一步加码，直至美国的偏执狂们恢复理智。
“美国一直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思维传统。中美关系一定要经过交锋才能更好地交流。”
“美方不会放弃全球霸权，而中方不会放弃自身发展,这两个‘不会放弃’成为了中美之间的矛盾。”
“当前美国的战略界和知识界，对中国的了解都是有偏差的。”
前段时间，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All-In峰会”上围绕中美关系等一系列国际问题展开了一场激辩。在东方卫视12月9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中国前驻孟加拉国大使李极明，从这场辩论聊起，也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分析。
张维为演讲
《这就是中国》今年五月曾讨论过新加坡学者马凯硕和美国学者夏伟关于中美关系的辩论。我把马凯硕对夏伟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概括为“马凯硕三问”：
“一、美国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国经济增长吗？这做不到。二、美国的目的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吗？这也做不到。三、美国的目的是要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遏制中国吗？这还是做不到。既然这些都做不到，那么全世界都要问美国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呢？”
不久前，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了一个题为《定义成功：美国对华政策是否需要“最终状态”？》的报告文集，这里的“最终状态”指的就是“终极目标”，这个报告表明美国学者之间也在争论这个问题。
在这个报告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布兰德兹认为，从特朗普到拜登，他们都接受了美中战略竞争的现实，但他们没有确定一个美国必须胜利的目标。布兰德兹认为最终结果应该是中国的“政权失败”（“Regime Failure”），也就是通过竞争，最终“改变中国的权力或中国的治理方式”。他承认美国暂时还不得不在对华战略目标上采取比较模糊的做法，但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如果美国不清楚自己想要达到什么目标，那就很难看到美国如何赢得这场本世纪的决定性的竞争。
美国国会大厦 资料图：新华社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认为，美国需要一种既能够在短期时间内维持安全，又能在长时间内实现成功愿景的对华战略。他认为，在短期内美国不大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基本道路，但美国必须抓紧自己美国国内力量的恢复，与国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最终带来中国的“政权失败”的一种持久性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将刚才这两位学者称为对华“强硬派”，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失败。但大家是否注意到，他们现在使用的概念跟过去经常用的“政权更迭”有所区别，现在他们讲的是“政权失败”。
“政权更迭”与“政权失败”，两者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政权更迭”指的是美国主动出击，颠覆他国政权；而“政权失败”则更为被动一点，美国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来影响外部环境，导致他国国内治理失败或者政权变更。
这可能也反映了美国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这些年它四处出击推动“政权更迭”，结果是天怒人怨，甚至反噬自己：美国自己发生了“治理失败”与“政权更迭”，“造反派”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
另一种是所谓的对华“温和派”的观点。例如，拜登时期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认为，追求中美之间的某种“稳定状态”是美国战略唯一现实的支柱。美国对华战略应该少关注竞争将如何结束，这是美国无法控制的，它应该更多地关注竞争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构建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他认为所谓“政权失败”这样的建议，只会令中国更加坚定地认为，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中国实现“政权更迭”。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Ryan Hass，他的中文名字叫何瑞恩。他认为，美国治下的这种“和平时代”已经终结。美国、中国都有能力伤害对方，任何一个对手都无法确保绝对安全。美国控制全球事件结果的能力已经减弱。在这样过渡的时段内，美国战略目标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促进美国人民的安全、繁荣和福祉。为此，他认为美国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全球的地位，而不是将外交政策的中心放在与中国的竞争上。
前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乔治城大学高级研究员麦艾文则表示，没必要做二元选择；两者都是必需的，需要正确的配置。有效的对华战略需要“最终状态”，但它应该是笼统的、宽泛的，需要随着竞争的演变而演变的。“最终状态”的重点应该是保护和促进美国的利益，避免试图从绝对意义上解决中国挑战，如所谓的“政权更迭”等等。
纵观这个报告，我感到有点惊讶：这些学者居然都没有提及“美国失败”和美国“政权更迭”的前景。可能是出于“政治正确”的需要，这些学者还不能正视美国体制深层的缺陷和问题。还是当选总统特朗普坦率得多，他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一直在说“美国是一个正在失败的国家”“美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这里还要提及最近国内社交平台上传播较广的两位美国知名学者的辩论，也就是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All-In峰会”上围绕中美关系等一系列国际热点问题的辩论。
米尔斯海默是国际关系学里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萨克斯则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强烈的批判者。这两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米尔斯海默的代表作是2001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他当时就提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将“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而“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竞争，特别是围绕安全的竞争。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安全是稀缺产品，各国都会为获取安全而展开激烈的竞争。
米尔斯海默在辩论中这样说的：
“我完全支持遏制中国。但我对‘政权更迭’不感兴趣；我也不想把中国变成西方民主国家，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其实也已经尝试过了，我甚至觉得寻求‘接触中国’的政策也是愚蠢的。
我认为美国应该和俄罗斯保持良好的关系，把俄罗斯推向中国的政策是十分愚蠢的。世界上有三个大国：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中国是对美国最严重的‘威胁’，俄罗斯是三个大国中最弱的，对我们没有什么严重威胁。如果我们要遏制中国，我们就应当让俄罗斯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我们实际上做的是把俄罗斯推向了中国。这是个非常愚蠢的错误。”
萨克斯则反驳说：
“中国根本就不是美国的威胁。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吃的东西也很好，文化丰富，人也很棒。中国是比我们的文明古老十多倍的一个地方。”
但萨克斯教授在美国对外政策动机和认知上与米尔斯海默也有某种共识。他是这样说的：
“在我四十来年的海外工作当中，我觉得美国政府压根就不关心其它国家。我认为他们根本不在乎哪些国家是‘自由民主’还是‘独裁’。他们想要的就是优先权，想要的就是军事基地，想要的就是这些国家支持美国，想要他国支持北约扩张等等。”
米尔斯海默认为像萨克斯这样的经济学家过多关心如何实现繁荣的最大化，但把美国的安全和生存放在第一位才是最重要的。他认为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上，没有更高的权威。
他说：
“一个国家想要生存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非常强大。就像我小时候在纽约街头常说的，你要成为社区里、街道里最强最狠的人。原因很简单，因为强大就是生存的最佳方式。如果你足够强大，就没有人敢惹你。美国是一个地区霸主，是全球唯一的一个地区霸主。我们主导着西半球。而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正在把经济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试图‘主导亚洲’。它想把我们赶出‘第一岛链’，然后赶出‘第二岛链’。它想取得我们在西半球取得的地位。我对中国人没有一丁点的抱怨：如果我是北京的国家安全顾问的话，我也会这么建议。”
他还说：
“我们美国想继续当全球唯一的地区霸权。美国是一个毫不留情的超级大国，请大家永远不要忽视这个事实。很快地，你们就会看到中美竞争在各个领域内展开，尤其在高科技领域，因为我们美国不希望中国在高科技战争中打败我们，我们要和他们在经济上竞争，在军事上也要竞争。这一切都因为：让美国生存的最佳的方式，就是保持我们全球唯一的区域霸主的地位。”
萨克斯则反驳：
“我们美国有这样一种心态，认为一切都是对生存的挑战，因此，我们也总是把冲突升级看作正确的应对方法。而我的看法是，只要有一点审慎，就能拯救整个星球。
我不喜欢乌克兰的原因是，我看不出有任何的理由必须让北约出现在俄罗斯的边境。我说过，我曾经是戈尔巴乔夫的顾问，曾经是叶利钦的顾问，他们想要和平，他们想要合作。但无论他们想要什么，他们都不希望美国军队出现在他们的边境上。所以，如果我们想继续像过去那样进逼的话，我们就会陷入战争。
我的建议是：要好好担心一下核战争，一定要小心谨慎。没必要非得把美国的军队放到俄罗斯的边境上。我们得彼此保持一点距离，这样才能避免核战争。”
中国人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以上的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内部一直存在着二元对立和美国霸权的思维传统。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安全和繁荣是必然对立的，国与国“零和游戏”、“你死我活”也是必然的；在布兰德兹看来，唯有美国胜利、中国“政权失败”才是可行的战略。这对于长于辩证思维、崇尚合作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人来说是费解的。当然美国内部也存在不少比较客观理性的声音，虽然暂时还不占主流，但我一直说，中美关系一定要经过交锋才能更好地交流。我也相信随着更多的交锋交流，更为理性的声音在美国将越来越多。
此外，今天的中国也深谙美国这种基于实力和“零和思维”的霸权逻辑，我们已经建立了足以使我们的对手感到畏惧的强大的国防体系和综合实力。现在特朗普已经当选，我们希望他能够汲取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彻底失败、“科技战”基本失败、“金融战”即将失败的深刻教训，促使中美关系走上“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道路。当然，如果美国不能汲取教训，那我们就要进一步加码，直至美国的偏执狂们恢复理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