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变好，“人努力”和“天帮忙”分别贡献多少？
2024-12-27 15:00:00 上图（有裁剪）：2024年11月9日，雾霾笼罩之下的颐和园。胡志超/视觉中国 下图（有裁剪）：2024年11月29日，晴好天气下的颐和园。龚文豹/视觉中国 2024年秋冬季，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雾霾不但照例出现，而且据专家分析，还来得早、时间长、程度重。 根据生态环境部数据，2023年，我国空气质量相较于2019年有改善，全国PM2.5年均浓度由36微克/立方米降至30微克/立方米。然而，相较于2022年和2021年，部分空气质量指标，如全国整体PM2.5年均浓度、全国超标城市比例、全国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却有小幅“退步”。 总结过去经验，有助于空气治理行动继续推进，直至䠀过“深水区”。2024年12月19日，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举办“2024中国蓝天观察论坛”，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代表团队详解了“2013-2020年中国清洁空气行动应对成效”的研究成果。 2013-2020年，我国空气质量改善突飞猛进，全国PM2.5年均浓度由72微克/立方米降至33微克/立方米，改善背后离不开两个国家级清洁空气行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下称《大气十条》）和《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下称“蓝天保卫战”）。 “人努力”和“天帮忙”，是空气质量改善的两大动因。贺克斌说，空气质量能否改善，在于减排量能否抵消每年的气象条件波动影响，当无法抵消时，就出现了空气质量的波动。但无论气象条件如何变化，减排始终是硬道理，思想和监管力度绝不能松懈。 空气变好，并非只得益于新冠疫情管控 贺克斌团队发现，2013-2017年间，减排是PM2.5浓度改善的主导因素（贡献18.1微克/立方米），而年际间气象条件变化影响较小（贡献1.7微克/立方米）；2017-2020年间，减排依旧是PM2.5浓度改善的主导因素，推动全国人群PM2.5暴露水平下降6微克/立方米，但气象条件变化的贡献，比2013-2017年间更大，达3.3微克/立方米。 值得关注的是，2017-2020年间，新冠疫情管控对空气质量改善的贡献约为1.5微克/立方米，并不是主导因素。 随着空气治理进程推进，“天帮忙”的贡献是否会越来越大？ 贺克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气象条件是周期性波动的，并不能因为“蓝天保卫战”期间气象条件贡献较《大气十条》期间更大，就简单推断，“十四五”期间的气象条件贡献占比更大。气象条件变化的因素复杂，要等下个周期结束后，才能评估它的实际影响。 “我们能掌握命运的（行动）就是持续减排。”贺克斌说。目前我国有四大污染物：“一次生成PM2.5”、二氧化硫、氮氧化物、VOCs（挥发性有机物），当它们的年排放量全部由千万吨级降至百万吨级后，空气质量就会接近跟气象条件影响“脱钩”，而目前“一次生成PM2.5”和二氧化硫已经实现，但氮氧化物和VOCs年排放量依旧在千万吨级以上。 《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期间，我国PM2.5浓度显著下降，但近地面臭氧浓度却不降反升。 贺克斌介绍，与PM2.5相比，近地面臭氧浓度受气象条件波动影响更大，且与前体物之间存在更强的非线性关系。 例如，气象条件变化促进了《大气十条》期间臭氧浓度的上升，却有利于“蓝天保卫战”期间臭氧浓度的下降。温度和相对湿度是影响臭氧浓度变化的最关键气象因子。 氮氧化物和VOCs是臭氧的重要前体物。《大气十条》期间，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21%，但由于缺乏有效控制措施，VOCs排放量上升4%；“蓝天保卫战”期间，氮氧化物继续减排，我国同时实施了多项VOCs减排措施，氮氧化物和VOCs排放量分别下降10%和8%，进而对臭氧浓度下降产生明显推动作用。 贺克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近年来，我国大气科学研究水平不断进步，已经进入全球第一方阵，支撑在不同阶段更加科学、精准治污。但污染物的变化规律是要不断研究的难题，“全世界迄今为止也没有人敢说彻底搞清楚”。 结构调整的减排潜力有待释放 治理空气要花多少钱？ 根据贺克斌团队研究，《大气十条》期间，全国人均PM2.5暴露水平每降低1微克/立方米，治理成本约为490亿元人民币；随着减排逐渐进入深水区，“蓝天保卫战”期间，PM2.5单位治理成本增加到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 《大气十条》期间，电力工业提标改造、燃煤锅炉整治、落后产能淘汰和民用部门清洁取暖是对空气质量改善最有效的四项措施；但“蓝天保卫战”期间，除了民用部门清洁取暖，此前取得显著减排效果的几项措施的贡献明显收窄，而移动源排放管控、VOCs综合治理和农业综合治理的效果相比《大气十条》期间更明显。 在各项减排措施中，燃煤锅炉整治和民用部门清洁取暖治理费效比相对更高，而移动源排放管控的治理费效比相对较低。 会上同步发布的报告《攻坚：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城市实践》建议，制定并实施下一阶段新车排放标准，从源头管控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加强对在用车队排放和货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监管；加大货车零排放技术研发和创新等。 贺克斌说，2013-2020年，空气治理的成效主要与末端治理措施有关，而结构调整带来的减排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2023年出台的第三个国家级清洁空气行动顶层设计《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提出，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等要求。 贺克斌此前表示，现行清洁空气政策可以在2030年之前保持排放下降，但之后进一步减排潜力大幅收窄，如不采取进一步措施，PM2.5浓度持续下降空间不大。而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路径下，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在2030-2060年间将进一步下降67%和83%。到2060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PM2.5年均浓度会降到10微克/立方米以下，空气污染问题将得到根本解决。 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息息相关。会上北京大学空气气候健康研究团队编制的《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健康效应评估2024：关注生命早期暴露》提到，空气质量改善的边际效应在低浓度区间更大，空气治理后期对应的健康改善幅度更大。不过，当前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放缓，2023年的人群PM2.5暴露与《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目标间仍存在差距。 上述报告建议，未来持续推进大气污染精准施策、深度治理，在管住重点区域的同时，也严防非大气污染重点防治区的污染反弹问题，并对西部内陆地区空气质量改善成效不佳予以更大关注。只有全面达到并站稳《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目标，并在未来持续迈向更具雄心的空气质量管理目标，才能迎来清洁空气行动的健康效益“红利期”。
上图（有裁剪）：2024年11月9日，雾霾笼罩之下的颐和园。胡志超/视觉中国 下图（有裁剪）：2024年11月29日，晴好天气下的颐和园。龚文豹/视觉中国
2024年秋冬季，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雾霾不但照例出现，而且据专家分析，还来得早、时间长、程度重。
根据生态环境部数据，2023年，我国空气质量相较于2019年有改善，全国PM2.5年均浓度由36微克/立方米降至30微克/立方米。然而，相较于2022年和2021年，部分空气质量指标，如全国整体PM2.5年均浓度、全国超标城市比例、全国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却有小幅“退步”。
总结过去经验，有助于空气治理行动继续推进，直至䠀过“深水区”。2024年12月19日，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举办“2024中国蓝天观察论坛”，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代表团队详解了“2013-2020年中国清洁空气行动应对成效”的研究成果。
2013-2020年，我国空气质量改善突飞猛进，全国PM2.5年均浓度由72微克/立方米降至33微克/立方米，改善背后离不开两个国家级清洁空气行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下称《大气十条》）和《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下称“蓝天保卫战”）。
“人努力”和“天帮忙”，是空气质量改善的两大动因。贺克斌说，空气质量能否改善，在于减排量能否抵消每年的气象条件波动影响，当无法抵消时，就出现了空气质量的波动。但无论气象条件如何变化，减排始终是硬道理，思想和监管力度绝不能松懈。
空气变好，并非只得益于新冠疫情管控
贺克斌团队发现，2013-2017年间，减排是PM2.5浓度改善的主导因素（贡献18.1微克/立方米），而年际间气象条件变化影响较小（贡献1.7微克/立方米）；2017-2020年间，减排依旧是PM2.5浓度改善的主导因素，推动全国人群PM2.5暴露水平下降6微克/立方米，但气象条件变化的贡献，比2013-2017年间更大，达3.3微克/立方米。
值得关注的是，2017-2020年间，新冠疫情管控对空气质量改善的贡献约为1.5微克/立方米，并不是主导因素。
随着空气治理进程推进，“天帮忙”的贡献是否会越来越大？
贺克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气象条件是周期性波动的，并不能因为“蓝天保卫战”期间气象条件贡献较《大气十条》期间更大，就简单推断，“十四五”期间的气象条件贡献占比更大。气象条件变化的因素复杂，要等下个周期结束后，才能评估它的实际影响。
“我们能掌握命运的（行动）就是持续减排。”贺克斌说。目前我国有四大污染物：“一次生成PM2.5”、二氧化硫、氮氧化物、VOCs（挥发性有机物），当它们的年排放量全部由千万吨级降至百万吨级后，空气质量就会接近跟气象条件影响“脱钩”，而目前“一次生成PM2.5”和二氧化硫已经实现，但氮氧化物和VOCs年排放量依旧在千万吨级以上。
《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期间，我国PM2.5浓度显著下降，但近地面臭氧浓度却不降反升。
贺克斌介绍，与PM2.5相比，近地面臭氧浓度受气象条件波动影响更大，且与前体物之间存在更强的非线性关系。
例如，气象条件变化促进了《大气十条》期间臭氧浓度的上升，却有利于“蓝天保卫战”期间臭氧浓度的下降。温度和相对湿度是影响臭氧浓度变化的最关键气象因子。
氮氧化物和VOCs是臭氧的重要前体物。《大气十条》期间，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21%，但由于缺乏有效控制措施，VOCs排放量上升4%；“蓝天保卫战”期间，氮氧化物继续减排，我国同时实施了多项VOCs减排措施，氮氧化物和VOCs排放量分别下降10%和8%，进而对臭氧浓度下降产生明显推动作用。
贺克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近年来，我国大气科学研究水平不断进步，已经进入全球第一方阵，支撑在不同阶段更加科学、精准治污。但污染物的变化规律是要不断研究的难题，“全世界迄今为止也没有人敢说彻底搞清楚”。
结构调整的减排潜力有待释放
治理空气要花多少钱？
根据贺克斌团队研究，《大气十条》期间，全国人均PM2.5暴露水平每降低1微克/立方米，治理成本约为490亿元人民币；随着减排逐渐进入深水区，“蓝天保卫战”期间，PM2.5单位治理成本增加到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
《大气十条》期间，电力工业提标改造、燃煤锅炉整治、落后产能淘汰和民用部门清洁取暖是对空气质量改善最有效的四项措施；但“蓝天保卫战”期间，除了民用部门清洁取暖，此前取得显著减排效果的几项措施的贡献明显收窄，而移动源排放管控、VOCs综合治理和农业综合治理的效果相比《大气十条》期间更明显。
在各项减排措施中，燃煤锅炉整治和民用部门清洁取暖治理费效比相对更高，而移动源排放管控的治理费效比相对较低。
会上同步发布的报告《攻坚：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城市实践》建议，制定并实施下一阶段新车排放标准，从源头管控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加强对在用车队排放和货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监管；加大货车零排放技术研发和创新等。
贺克斌说，2013-2020年，空气治理的成效主要与末端治理措施有关，而结构调整带来的减排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2023年出台的第三个国家级清洁空气行动顶层设计《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提出，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等要求。
贺克斌此前表示，现行清洁空气政策可以在2030年之前保持排放下降，但之后进一步减排潜力大幅收窄，如不采取进一步措施，PM2.5浓度持续下降空间不大。而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路径下，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在2030-2060年间将进一步下降67%和83%。到2060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PM2.5年均浓度会降到10微克/立方米以下，空气污染问题将得到根本解决。
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息息相关。会上北京大学空气气候健康研究团队编制的《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健康效应评估2024：关注生命早期暴露》提到，空气质量改善的边际效应在低浓度区间更大，空气治理后期对应的健康改善幅度更大。不过，当前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放缓，2023年的人群PM2.5暴露与《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目标间仍存在差距。
上述报告建议，未来持续推进大气污染精准施策、深度治理，在管住重点区域的同时，也严防非大气污染重点防治区的污染反弹问题，并对西部内陆地区空气质量改善成效不佳予以更大关注。只有全面达到并站稳《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目标，并在未来持续迈向更具雄心的空气质量管理目标，才能迎来清洁空气行动的健康效益“红利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