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让盟友担心：他们可能会诉诸核武器并让全世界担忧

特朗普重回美国执政已经在欧洲引起了不少的警惕——欧洲领导人现在正呼吁建立专门的安全保护伞，以弥补美国似乎要放弃它对欧洲大陆的安全承诺的情况。法国、英国和德国开始呼吁建立欧洲核保护伞来取代美国的保护伞。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吉迪恩·罗斯却在美国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事情并不会止步于此，因为随着美国自二战以来建立的保护伞的瓦解，地区大国已经很难将自身的国家安全任务委托给任何盟国——无论其可靠性如何，这就意味着世界各国将开始竞相保护自己，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长期被视为美国传统盟友的国家。

这场竞赛的影响将在核领域体现得最为明显——罗斯预计将会出现一场新的、更为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尤其是在东亚和欧洲地区。乌克兰、韩国、日本，以及以德国、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北欧为首的欧洲国家，将会成为今天这场新核竞赛的先锋，而这场竞赛也将因长期阻碍核武器扩散的心理障碍被瓦解而拉开帷幕。

当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致力于瓦解自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要素时，它似乎未能考虑到其行动可能带来的一些明显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引发新一轮核扩散的可能性，而这一次，这种核扩散将不再是由“恐怖分子”或者“流氓行为者”发起的，而是由一些在此前被称为美国“盟友”的国家发起的。

如果时光倒流至一个世纪之前，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存威胁也无法消除：广泛的核专业知识和相对容易且廉价的核技术。防止大规模获取核武器的核不扩散制度，是一种“国家同步保持克制的自愿行为”，各国之所以遵守这一制度，是因为它们觉得在这种制度之下会更安全。这种安全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核不扩散制度植根于更广泛的国际秩序当中，而该秩序又由绝对“正直”的强国美国所控制。这一国际秩序建立在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网络之上的，其中包括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破坏的北约等机构。

然而，所有人都必须认清的一个事实是，如果自由国际秩序崩溃，核不扩散体制也将随之崩溃。在那些曾自认为是美国盟友的国家之间，争夺核武器的竞赛将会愈演愈烈，而在缺乏美国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将倍感“孤立”，甚至可能担心受到美国的胁迫。

政治学家肯尼斯·沃尔兹认为，在核扩散问题上，规则“越多越好”，因为所有国际竞争都将通过不同大国相互造成一定破坏的能力而实现永久稳定。今天，世界可能即将检验这项假设，鉴于在核扩散过程中，最危险的阶段是各国即将跨越核门槛的时期，因此，除非特朗普政府决定改变路线，否则，未来几年内可能会充满核危机。

戴高乐的预言

“美国的核武器是世界和平的基本保障，但美国的核力量并不一定能及时应对欧洲和法国的所有突发事件。因此，我们决定使用独特的核力量武装自己”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1963年)

20世纪40年代，在经历了持续30年的战争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政策制定者开始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们从20世纪上半叶中汲取的教训非常简单：基于短期和抽象的自身利益行事，往往会导致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和不负责任的安全政策，而这反过来又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动荡，导致具有侵略性的独裁政权的崛起，并最终引发“世界大屠杀”。为避免重蹈覆辙，美国决定尝试在开明的长期利益基础上采取行动，并以团队的形式参与国际政治，这就意味着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合作建立一个稳定、安全的框架，以保障所有国家都能无所畏惧地共同发展。

从一开始，这一秩序就建立在非同寻常的美国实力之上，而这种实力代表着整个“团队”，而不仅仅是美国。与其说这种倾向是情感利他主义或新帝国主义，倒不如说它是源于这样一种理解：在现代世界，经济和安全问题必须在超越国家的层面上解决。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一场“正和游戏”，参与者可以共同发展，而不是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来谋求自身发展，朋友之间不需要激烈的竞争就能够更好地实现安全。因此，美国没有像过去的霸权国家那样，利用其强大的力量来剥削其他国家，而是选择激活盟友的经济和支持其防御能力，并在更广泛的国际秩序内创建一个不断发展的合作区域。

作为战争的巅峰，核武器也是最残酷、最致命的武器，并对这一秩序构成了尤其重大的挑战。获得这些武器的国家可能会享有战略独立和强制力，而那些被剥夺了这类权利的国家则会成为其他国家的牺牲品。因此，许多国家考虑采购此类武器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新的军事技术出现时，通常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的一项非常规解决方案，避免了核武器的全面扩散，美国似乎能够通过威慑来对抗那些拥有核武器的敌人，同时利用其军火库保护盟友，从而使它们无需拥有独立的核计划，即所谓的“延伸威慑”。

这些“隐性”安排是由1970年的《核不扩散条约》所保障的，该条约使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得以保留各自的核武库，并允许“延伸威慑”继续发挥作用，而条约的其他签署国则放弃了拥有核武器的权利。该协议是合理的，并且基本保持有效，自那时起，只有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先后加入了核俱乐部。

在此期间，核活动仅限于超级大国，其次是少数“流氓”国家，例如朝鲜（在2006年获得核能力）、伊拉克（试图获得核武库）和伊朗（目前正处于拥核边缘）。但鉴于特朗普最近的政策，经常被忽视的英国和法国的核问题则值得更多关注。英国于1941年开始实施世界上的第一项核武器计划，并在两年后与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合并。但当美国在战后停止这项合作时，英国决定独自继续发展其核计划，并于1952年成功试爆了它的第一枚核弹。大约在同一时间内，法国在1954年开始秘密发展其军事核计划，并于1958年宣布了这项计划，最后在1960年成功试爆了它的第一枚核弹。

既然法国已经处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那么它为什么还要获得核武器？这是因为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根本不相信美国兑现其安全保障的能力。事实上，戴高乐认为“延伸威慑”的说法是虚假的，在他看来，要想获得真正的安全，法国除了拥有自己的核能力之外别无选择。戴高乐曾在1963年明确表达了这一信念：“美国的核武器仍然是世界和平的基本保障，但美国的核力量并不一定能及时应对欧洲和法国的所有突发事件。因此，我们决定使用独特的核力量武装自己”，而法国人称之为“打击力量”。

数十年来，大多数法国以外的分析人士都在嘲笑这种逻辑，认为它反映了戴高乐主义的傲慢或法国人的过度偏执，而不是合理的战略推理。但在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执政的头几周之后，再看这种逻辑似乎已颇具先见之明，而现在也鲜少有人再讽刺这种逻辑。

致俄罗斯：满怀爱意

“乌克兰无法使用常规武器来抵御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会为其提供任何有意义的安全保障。乌克兰的核武器是抵御俄罗斯侵略的唯一可靠的威慑力量”

——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1993年)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超级大国之间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变得愈发渺茫，而最紧迫的威胁似乎来自于苏联的核技术和核材料向其他国家甚至是“次级国家”的扩散。控制“松散的核武器”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紧迫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通过《纳恩-卢格计划扩展法案》等方案得到了解决。该法案以美国民主党前参议员萨姆·纳恩和已故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卢格的名字命名，旨在减轻苏联解体后留下的核威胁。

在当时最新独立的国家乌克兰，苏联核武库在该国的残余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许多国家都在向基辅施压，要求其将这些武器归还莫斯科。基辅无力抵抗，只能屈服于压力并交出这些武器。这一举措被记录在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中。根据该备忘录，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以换取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保护承诺。

当时有许多人反对此举，并认为这是草率和错误的做法。其中一名人物就是著名的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他在1993年的美国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并在其中指出，乌克兰最终将要面临俄罗斯的报复，而维持其核能力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简单”的方式。米尔斯海默在文中写道：“乌克兰无法使用常规武器来抵御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会为其提供任何有意义的安全保障。乌克兰的核武器是抵御俄罗斯侵略的唯一可靠的威慑力量。”但在当时，对核扩散的担忧超过了对未来战争的担忧，因此，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最终拥有了一支常规军队。

近20年来，只要乌克兰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并与西方保持相对的距离，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这一切却在2014年发生了改变——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日益向西方靠拢感到愤怒，并决定给对方一个教训。俄罗斯开始在乌克兰南部和东南部的以讲俄语的人口为主的省份内煽动分离主义运动，派遣俄罗斯军队完成任务并迅速夺取了克里米亚半岛和顿巴斯的部分地区。在此后的多年内，低强度的冲突和没有结果的谈判一直持续，直至普京在2022年对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目的是将乌克兰重新纳入俄罗斯，或者至少将其变成一块“殖民地”，并在那里建立一个听从莫斯科命令的“傀儡”政府。

鉴于交战双方的规模和实力悬殊，没有人指望乌克兰能够抵御俄罗斯的进攻，但乌克兰的表现却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在明确乌克兰不会很快沦陷之后，美国和欧洲开始加大对基辅政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场战争演变成了一场争夺阵地控制权的长期消耗战——俄罗斯继续控制着克里米亚半岛和顿巴斯地区的大部分地区，而乌克兰也控制着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一大块领土。美国前拜登政府及其欧洲盟友仍然致力于让乌克兰有能力继续战斗，但普京却愿意倾尽俄罗斯的庞大资源以投入战斗，从而让他获得了微弱且不断增长的优势。

随后，特朗普重返白宫。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承诺会在一天之内结束乌克兰战争，但却并未透露太多具体措施。随着他的上任，其政府计划的细节开始浮出水面——这些计划似乎只是在迫使乌克兰接受俄罗斯方面的要求：作出领土让步、削减军事实力、政府更迭以及转回亲近东方的轨道。很难知道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的倾斜会到哪种程度，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似乎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在沟通上存在的矛盾。但最近几周内发生的变化足以证明，美国之前关于对乌克兰和其他地区提供支持的承诺已经不再完全可信。

和戴高乐一样，米尔斯海默的观点也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延伸威慑”就是一场骗局，而那些依赖这种威慑的人都很愚蠢。这就向许多面临威胁的国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效仿法国的做法，通过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保障自身安全？

下一个会是谁？

既然美国已经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那么寻求保护的国家可以选择的一条途径，就是从其他保障者那里获取延伸威慑所需的资源。例如，德国候任总理默茨表示，他将“与英国和法国讨论是否有可能将它们的核保护范围扩大至德国”，而北约的其他成员国也可能会采取同样的做法。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显然对这一想法持开放态度，而这就意味着强大的欧洲威慑力量可能很快就会出现。

这将是一项有益的进展，将有助于稳定后美国时代的欧洲安全，但是美国的“背叛”仍将使人们对未来所有的“延伸威慑”安排心存怀疑，从而使这些安排更容易被放弃，而不是被依赖。在过去，英国不信任美国能够保卫它，而法国也不信任美国或者英国。那么，其他国家现在为什么就要信任英国和法国呢？毕竟，一个人被欺骗两次是够蠢的。

因此，一些国家可能决定继续其核计划，并制造自己的核武器作为对冲。但由于目前为防止这种结果而实施的所有限制，这条路并不好走，它需要努力积累重要的核专业知识、聚集大量的裂变材料并获得制造先进武器的能力。虽然这需要持续数年的不懈努力，并耗资数百亿美元，但其最终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以色列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其核计划，并且得到了法国的大量援助。据信，以色列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便研制出了它的第一枚核弹，并在随后的几十年内增加了数百枚核弹和核弹头。在目睹宿敌印度拥有核武器之后，巴基斯坦也于20世纪70年代开启了自己的秘密核计划。在得到中国和朝鲜的大力帮助之后，伊斯兰堡最终在1998年成功试验了它的核武器。

日本则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发展的是潜在核能力而非全面核能力，即拥有在必要时迅速组装核武器所需的所有资源。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承诺不会拥有核武器，也不允许在日本领土上生产或部署核武器，但它同时维持着先进的民用核能计划，并拥有大量的钚库存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国防工业。只要愿意，任何日本政府都可以在数月之内走完拥有核武器的最后几步。

那么，最有可能即将在未来拥有核武器的是谁？其中最突出的是乌克兰和台湾地区。台湾地区曾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试图发展核武器，但都被美国阻止。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一旦这些地区启动其核努力，那么邻近的核力量就可能会抢先发动攻击，这就意味着其核尝试可能会演变成导致其毁灭的预防性战争。同样，伊朗也可能面临类似的风险——如果伊朗朝着拥有核武器的方向以迈过其最终门槛，那么在其能够确认其核威慑力建成之前，它可能会遭到美国或以色列的抢先攻击。

如果现有国际秩序继续受到侵蚀，韩国很可能会成为这轮核扩散浪潮下的第一个新兴核大国。尽管韩国于1975年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如果它认为需要建立独立的核能力来遏制其北方邻国的威胁，那么它可以随时退出该条约。韩国官员已经开始谈论这种可能性，而且如果美国决定采取任何措施来与韩国解绑，那么这种讨论必定会愈演愈烈。而如果韩国发展核武器，那么日本可能也会效仿，最终，澳大利亚也可能会加入这一行列，并恢复其在上世纪70年代一度放弃的拥核计划。

在欧洲，一些波兰高级军官正在公开考虑摆脱对法国和英国的依赖，并获得自主核力量的想法。波兰总理图斯克在3月7日对波兰议会发表的讲话中似乎也支持这一想法——他表示，波兰“必须追求最现代化的能力，包括与核武器和现代非常规武器相关的能力”，他还补充称，“我们不能再局限于购买普通的、常规的武器。”与此同时，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官员也在就核武器问题举行秘密谈判——瑞典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拥有独立的核计划。

目前，这一切都并不确定，尤其是鉴于没有人确切知道特朗普政府是否真的要放弃其前任几代人建立起来的联盟。但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这些前盟友重新考虑它们过去在基于美国持续保护的基础上所作出的一些选择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要预测这个陌生的新世界将会如何发展还为时过早，但长期以来阻止核武器扩散的心理障碍可能已经开始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