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是关键，中国需警惕七大问题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洞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每个环节都显得十分重要。 在新书《发展与超越》中，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和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丁晓钦从经济学研究和思考出发，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尤其是在这个关键时期涌现出来的七大关键问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贡献智慧和方案。 【文/刘元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是在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复兴》报告中首次公开提出的。 该报告指出，在二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在全球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大多数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都出现了经济停滞现象，收入水平徘徊不前，难以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跨越，甚至重新跌落至低收入水平。这一情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在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智利圣地亚哥，人们在街头参加抗议活动。 图源：新华社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一是经济增长不稳定、二是外债过多、三是收入差距过大、四是创新能力不足。 从根源来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都是由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使拉美和东南亚的这些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不断加深。过度的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种子，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动荡和萧条之中。“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就是新自由主义陷阱。 如何在量的跨越之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质的飞跃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虽然中国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但“中等收入陷阱”指向的主要问题，即如何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却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 未来必须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中产群体需要不断扩大。实现橄榄型社会，中等收入人群的占比达60%。这意味着在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的6亿人群中，至少有4亿人的收入达到每月3000元，使中产群体的规模达8亿人左右。因此，我国必须有中等收入群体扩张计划，给农民赋权，给整个中产群体和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空间。 中产群体收入水平的标准，不能按照目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2022年为3.14万元）来界定。在未来5年或者10年，要想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中国超级市场，很重要的是中产群体收入倍增计划。如果中产群体收入再增长一倍，那么经济循环可能会真正实现常态化，并在常态化中不断提升。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已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需求战略基础上再提出一个重要战略：收入分配战略。它是连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键通道。 我们还需要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可见，未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需要的是全面推进，而不再是过去的单项突破。 突破“修昔底德陷阱” 近年来，由于中国快速发展崛起，中美战略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2012年，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根据修昔底德对历史上“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一事件的描述，人为杜撰出了“一山不容二虎”的“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与处于主要统治地位大国之间存在发生战争的危险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方面迅速崛起，不断从美国等西方国家传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和威胁到其本国的利益，试图通过这种舆论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或在国际舞台上孤立中国。 中国崛起改变世界整体格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为基础性、最为核心的力量。中美大国博弈的格局已全面形成。未来5年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期，是扭转不平衡、不对称博弈的关键期。 2015年中国GDP约占美国GDP的60%，中美竞争全面启幕。 2021年中国GDP约占美国GDP的76.1%，创历史新高。 2015—2019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平均每年提升1.4%。 2019—2021年平均每年提升4.6%，是一个加速赶超的过程。 预计到2025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基本达85%，将改变不对称的博弈格局，在同样一个量级进行“缠斗”，进而改变未来双边博弈的内涵和战略性定位。 之所以重视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是因为在大国博弈中60%和85%是分界线。60%是守成大国全面阻击崛起大国的重要节点，而崛起大国GDP一旦超过守成大国GDP的85%，双方基本上就从不对称博弈转换为对称博弈，即可迫使守成大国改变单边霸凌模式，向共荣状态转变。 未来5年是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从70%左右上升到85%左右的阶段，也是冲突高发的核心阶段。如果在这期间中国能够扛住美国的各种遏制打压，那么将在2028年前后迫使美国做出战略调整。 总体来说，“修昔底德陷阱”完全是由美国主导的、以美国利益为中心而杜撰出来的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美国反复无常的攻击和压制，中国唯有保持战略定力，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与共同理想出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目标，突破零和博弈的霸权争斗，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 解答“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谜”最早出现在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他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为什么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科学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呢？” “李约瑟之谜”常与“钱学森之问”被联系起来讨论。2005年，钱学森在与温家宝交谈时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李约瑟之谜”与“钱学森之问”分别代表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科技和现代科技的关心，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 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如何充分抓住科技发展的重大机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现实问题。与之相关的一个重要挑战是解答“李约瑟之谜”，即在政府主导下能否进行有效的创新。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洞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每个环节都显得十分重要。
在新书《发展与超越》中，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和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丁晓钦从经济学研究和思考出发，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尤其是在这个关键时期涌现出来的七大关键问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贡献智慧和方案。
【文/刘元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是在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复兴》报告中首次公开提出的。
该报告指出，在二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在全球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大多数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都出现了经济停滞现象，收入水平徘徊不前，难以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跨越，甚至重新跌落至低收入水平。这一情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在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智利圣地亚哥，人们在街头参加抗议活动。 图源：新华社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一是经济增长不稳定、二是外债过多、三是收入差距过大、四是创新能力不足。
从根源来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都是由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使拉美和东南亚的这些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不断加深。过度的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种子，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动荡和萧条之中。“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就是新自由主义陷阱。
如何在量的跨越之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质的飞跃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虽然中国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但“中等收入陷阱”指向的主要问题，即如何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却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
未来必须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中产群体需要不断扩大。实现橄榄型社会，中等收入人群的占比达60%。这意味着在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的6亿人群中，至少有4亿人的收入达到每月3000元，使中产群体的规模达8亿人左右。因此，我国必须有中等收入群体扩张计划，给农民赋权，给整个中产群体和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空间。
中产群体收入水平的标准，不能按照目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2022年为3.14万元）来界定。在未来5年或者10年，要想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中国超级市场，很重要的是中产群体收入倍增计划。如果中产群体收入再增长一倍，那么经济循环可能会真正实现常态化，并在常态化中不断提升。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已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需求战略基础上再提出一个重要战略：收入分配战略。它是连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键通道。
我们还需要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可见，未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需要的是全面推进，而不再是过去的单项突破。
突破“修昔底德陷阱”
近年来，由于中国快速发展崛起，中美战略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2012年，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根据修昔底德对历史上“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一事件的描述，人为杜撰出了“一山不容二虎”的“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与处于主要统治地位大国之间存在发生战争的危险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方面迅速崛起，不断从美国等西方国家传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和威胁到其本国的利益，试图通过这种舆论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或在国际舞台上孤立中国。
中国崛起改变世界整体格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为基础性、最为核心的力量。中美大国博弈的格局已全面形成。未来5年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期，是扭转不平衡、不对称博弈的关键期。
2015年中国GDP约占美国GDP的60%，中美竞争全面启幕。
2021年中国GDP约占美国GDP的76.1%，创历史新高。
2015—2019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平均每年提升1.4%。
2019—2021年平均每年提升4.6%，是一个加速赶超的过程。
预计到2025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基本达85%，将改变不对称的博弈格局，在同样一个量级进行“缠斗”，进而改变未来双边博弈的内涵和战略性定位。
之所以重视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是因为在大国博弈中60%和85%是分界线。60%是守成大国全面阻击崛起大国的重要节点，而崛起大国GDP一旦超过守成大国GDP的85%，双方基本上就从不对称博弈转换为对称博弈，即可迫使守成大国改变单边霸凌模式，向共荣状态转变。
未来5年是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从70%左右上升到85%左右的阶段，也是冲突高发的核心阶段。如果在这期间中国能够扛住美国的各种遏制打压，那么将在2028年前后迫使美国做出战略调整。
总体来说，“修昔底德陷阱”完全是由美国主导的、以美国利益为中心而杜撰出来的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美国反复无常的攻击和压制，中国唯有保持战略定力，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与共同理想出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目标，突破零和博弈的霸权争斗，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
解答“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谜”最早出现在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他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为什么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科学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呢？”
“李约瑟之谜”常与“钱学森之问”被联系起来讨论。2005年，钱学森在与温家宝交谈时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李约瑟之谜”与“钱学森之问”分别代表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科技和现代科技的关心，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
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如何充分抓住科技发展的重大机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现实问题。与之相关的一个重要挑战是解答“李约瑟之谜”，即在政府主导下能否进行有效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