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关怀：一位日本学者眼中的缪崇群
2024-11-25 10:00:00在当代介绍缪崇群的诸多文章中，基本都会提到他去世时报上刊载噩耗的标题是《一代散文成绝响》。显然，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但没有人写明是哪份报纸，哪天刊发的，那么它到底是真是假？ 最终，这个疑问在坂井洋史这里得到了解决。他通过搜寻旧刊资料，找到了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1月18日期，在第三版上看到了缪崇群的讣告，的确是这个标题。也是这一天的早晨，巴金在读报时得知了好友去世的消息，情感上“不能相信”，随后收到共同好友的来信，确认是事实。 但后来的作者引用这句话并非查找了原版报纸，而是来自一本书《陨落的星辰——十二年来中国死难文化工作者》（莫洛编，上海人间书屋，1949年1月初版），里面提到：“当时重庆有一家报纸曾标出了《一代散文成绝响》的标题。”坂井洋史认为，“这可能对后来的人形成了印象吧。” 缪崇群讣告，载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1月18日第三版。坂井洋史供图 严谨求实是做学问的基本素养，而坂井洋史更有自己独特的视角。1980年前后，坂井洋史在东京外国语大学读本科时开始研究巴金。1985年，他第一次来中国，没有先去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而是去了福建泉州考察。因为他发现在巴金的人生中，游历泉州时遇见的几个朋友对他的影响很重要。从1985年到1991年，他每年都去，总共七次，采访还健在的老人，收集相关资料。 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巴金好友陈范予的女儿。陈范予是一名诗人、教育家、科学家，1900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41年因肺结核病逝于福建。陈范予的女儿告诉他，在上海的家中还保存着大量陈范予的手稿。由此，坂井洋史开始了陈范予的研究，出版了多部著作。 而对缪崇群的研究，正是坂井洋史对“巴金好友”研究的延续和继承。缪崇群曾留学日本，写过不少关于留学见闻的散文，这对身为日本人的坂井洋史来说是优势，他更能领会到文章的背景，分析文章风格的形成。 但，“最本质的动机是不言而喻的：我深爱缪崇群的作品。”坂井洋史说。 坂井洋史。采访对象供图 四十年，从偶遇到研究 南方周末：2024年是巴金120周年诞辰，巴金是人们熟悉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但对他的生活和创作有很大影响的好友缪崇群，知道的人却寥寥无几，更遑论去研究他。你作为一位日本学者，最初是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当时对他的文章是什么感受？ 坂井洋史：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为了撰写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我就开始从头阅读14卷本《巴金文集》。《巴金文集》第10卷中收录了1947年出版的《怀念》，纪念缪崇群的《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就是《怀念》中的一篇。我最初知道缪崇群的名字，应该是那时候吧。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当时觉得该篇稍长一点，此外似乎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当年我对中国、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知识和了解相当贫乏，而且可以参考的资料有限，所以没有特别关注缪崇群其人其文，没有去找他的作品。 南方周末：你后来怎么走上了研究缪崇群的道路，并为他编纂了一本《缪崇群文存》？这类工作似乎中文专家来做更具优势，但最后是你完成了。 坂井洋史：巴金的好友陈范予是我1990年代主要研究对象之一：1997年出版过《陈范予日记》（上海学林版）、2011年出版过《情影——陈范予诗文集》（香港文汇版）。可以说，《缪崇群文存》的编纂是这些工作的继承和延续，具体的构想应该是在2011—2012年萌生的。 至于着手编纂的动机或原因，那原来是很单纯的。我认为，为了更广更深更立体地理解巴金其人其文及其所处时代和社会，对于他的交友圈也应该有深刻的理解。这项工作，既然做起来，应该做得彻底。除此之外，在最后决心开始编书的阶段，我还考虑到一个因素：我身为日本人，在对缪崇群作品的理解上拥有（中国）本土学者所没有的一些“优势”。 第一，缪曾留学过日本，写了不少以当年留日生活为背景的作品。理解这些作品，我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第二，缪的散文深受日本小品文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关系的理解，我有一定的优势；第三，缪的散文中屡见日文词汇的直接挪用。对此，日文母语者一见就可知，而本土读者却不然，校订、确定一词一字也不容易。 虽然资料的收集和探索方面，我显然处于“劣势”，但是一想到以上几个“优势”，我这个老外的“野心”就获得了一定的鼓励。 当然，最本质的动机是不言而喻的：我深爱缪崇群的作品。 南方周末：在编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什么新发现吗？ 坂井洋史：我觉得缪在艺术上明显受到日本“写生文”（写实风格的小品文）的影响。我们去看看缪翻译的《日本小品文》（1937）所收一些作品，就可以知道他的趣味和爱好的“来源”。他似乎特别喜欢吉田弦二郎（1886—1956）的小品文，风格相似，有时甚至到了模仿的程度。但是吉田到底是老一代的作家，其作品往往带上“教训”的臭味，缪却没有这个，更内向、更优美。总之，缪可以算是学日本小品文的风格学到家的文学家之一，这还是比较罕见的。 还有一点不该忘记：缪为数不多的小说写得相当不错。可见他是一个富有才华的人。 “他一直以弱者自任” 南方周末：缪崇群经历了极为悲苦的人生，亲人相继离世，自己又身患难治的肺病，所以他的文章中带有感伤的气氛，但又并非自怨自怜、纯粹的悲情抒发。尤其是抗战爆发后，他对云南、重庆等地的风土人情观察，对普通人抗战生活的记录，都有一定深度。你如何看他的散文风格？与同代作家相比，他有什么独特之处？ 缪崇群：缪崇群不是热情奔放、大声叫喊的那种类型的作家，其笔致带有淡淡哀愁和感伤性，是一个内向型的作家。虽然如此，他不是沉溺于自己感情、把它绝对化的颓废型作家，也没有惯用空洞的华丽辞藻。他尽量将自己的感情控制住，不要把感情倾吐无遗，由此强化语言的内在张力，反而增强诉求力。他将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寓于平实的行文中，如此文体和语言有深度，回味无穷。 抗战后期的缪仍然保持如此风格，但不缺少对于现实生活的透彻观察、深切关怀和批判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认为，他一直以一个“弱者”自任，从“弱者”的立场看外界的一切（这种态度或许有可能与他长期患肺病有关）。其射向对象的眼光往往是冷静的，虽然有时候令人觉得稍嫌有点cynical（冷嘲），带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氛围，但是他终于没有忘掉深切的对人的关怀（human interest）、人道主义的温暖、人情味。 南方周末：缪崇群去世后，巴金写了近万字的长文来纪念，这在他的诸多怀念文章中是少有的。你是如何看待巴金和缪崇群之间的友情的？在众多好友中，他对缪崇群投入的情感似乎最强烈？ 坂井洋史：我觉得，巴金在《怀念》中纪念的7个人（注：三哥李尧林除外）中，只有与缪崇群的交往才符合世上一般意义上的“友情”。陈范予、林憾庐、王鲁彦和巴金之间，存在着以无政府主义为纽带的思想共鸣，而巴金与缪的交往却没有这种因素。最初他们俩只不过是作家和编辑的关系，后来缪因为巴金作品的处理问题与出版社发生冲突，这事很有可能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觉得还是缪的正直、诚实、谦虚的为人强烈吸引了巴金。 或者，他们之间存在着性格上的共鸣之处。我们对于他们抗战时期的作品进行一番比较就发现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类似性：虽然不忘怀抗战的大义和民族的自尊自豪，但是更要注意到“小人”的生存状态，即“小事”，从“弱者”的角度观看现实。因为他们有“同类”的感觉，所以才能建立那么深厚的友情吧。 我认为，如果没有这种感觉和性格上的共鸣，像《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那样富有感情的深沉的（而且有分量的）文章还是写不出的。 电影《寒夜》（1955）中，抗战胜利，汪文宣（右二）拿着庆祝的灯笼，缪崇群是这个人物的现实原型之一。资料图 南方周末：近年来，一些出版社陆续在出版缪崇群的散文选集，不少读者反馈喜欢他的作品，认为是“遗珠”。在他去世的重庆，也有人试图寻找他的墓地。你觉得我们现在重新发现缪崇群，有什么意义？ 坂井洋史：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且让我在原则层面解释，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道理吧：本来文学艺术是运用“语言”来表达对于人的生存与世界关系的感性认识之一个“方法”；其存在意义就在于发现并开拓“语言”在思想、审美等多方面的潜能，以充实人的精神世界，进而接近人类永恒的奥秘。对于如此语言表达的可能性之探索，其切入和渠道本该像人的多样性一样多种多样，不一而足。那么我们不难想象，过去未曾见诸光天化日下但具有一定意义的“贡献”，并不在少数。 我认为，缪崇群的作品就是令人觉察到如上道理的一个好例子。的确，在以往各年代，缪的文学业绩并未受到应该受到的重视，那恐怕自有其原因，但是这并不因为缪的文学缺乏价值，而是由于其他外在原因起到作用的结果。 缪崇群曾在1944年11月16日给巴金的书信上写过这样一句话（我非常欣赏这句话）：“我现在希望着我的希望如同一坛酒，让它愈埋藏愈醇郁罢。”他就是说，“希望”这个东西，尽管在地中埋没多年，这时间也并不是浪费的；它在这个不见天日的期间愈加成熟，愈加美味。我觉得，这就是缪崇群文学的恰当比喻：今天缪的文学不是已经十分成熟了吗？而且我们读者的阅读也不是已经相当成熟了吗？ 我相信缪崇群留下的作品具备经得起今天读者欣赏的质量，那么让它摆在读者面前，供他们阅读，那就可以说是文学艺术丰富化的一个体现，是有意义的。
在当代介绍缪崇群的诸多文章中，基本都会提到他去世时报上刊载噩耗的标题是《一代散文成绝响》。显然，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但没有人写明是哪份报纸，哪天刊发的，那么它到底是真是假？
最终，这个疑问在坂井洋史这里得到了解决。他通过搜寻旧刊资料，找到了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1月18日期，在第三版上看到了缪崇群的讣告，的确是这个标题。也是这一天的早晨，巴金在读报时得知了好友去世的消息，情感上“不能相信”，随后收到共同好友的来信，确认是事实。
但后来的作者引用这句话并非查找了原版报纸，而是来自一本书《陨落的星辰——十二年来中国死难文化工作者》（莫洛编，上海人间书屋，1949年1月初版），里面提到：“当时重庆有一家报纸曾标出了《一代散文成绝响》的标题。”坂井洋史认为，“这可能对后来的人形成了印象吧。”
缪崇群讣告，载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1月18日第三版。坂井洋史供图
严谨求实是做学问的基本素养，而坂井洋史更有自己独特的视角。1980年前后，坂井洋史在东京外国语大学读本科时开始研究巴金。1985年，他第一次来中国，没有先去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而是去了福建泉州考察。因为他发现在巴金的人生中，游历泉州时遇见的几个朋友对他的影响很重要。从1985年到1991年，他每年都去，总共七次，采访还健在的老人，收集相关资料。
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巴金好友陈范予的女儿。陈范予是一名诗人、教育家、科学家，1900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41年因肺结核病逝于福建。陈范予的女儿告诉他，在上海的家中还保存着大量陈范予的手稿。由此，坂井洋史开始了陈范予的研究，出版了多部著作。
而对缪崇群的研究，正是坂井洋史对“巴金好友”研究的延续和继承。缪崇群曾留学日本，写过不少关于留学见闻的散文，这对身为日本人的坂井洋史来说是优势，他更能领会到文章的背景，分析文章风格的形成。
但，“最本质的动机是不言而喻的：我深爱缪崇群的作品。”坂井洋史说。
坂井洋史。采访对象供图
四十年，从偶遇到研究
南方周末：2024年是巴金120周年诞辰，巴金是人们熟悉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但对他的生活和创作有很大影响的好友缪崇群，知道的人却寥寥无几，更遑论去研究他。你作为一位日本学者，最初是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当时对他的文章是什么感受？
坂井洋史：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为了撰写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我就开始从头阅读14卷本《巴金文集》。《巴金文集》第10卷中收录了1947年出版的《怀念》，纪念缪崇群的《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就是《怀念》中的一篇。我最初知道缪崇群的名字，应该是那时候吧。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当时觉得该篇稍长一点，此外似乎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当年我对中国、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知识和了解相当贫乏，而且可以参考的资料有限，所以没有特别关注缪崇群其人其文，没有去找他的作品。
南方周末：你后来怎么走上了研究缪崇群的道路，并为他编纂了一本《缪崇群文存》？这类工作似乎中文专家来做更具优势，但最后是你完成了。
坂井洋史：巴金的好友陈范予是我1990年代主要研究对象之一：1997年出版过《陈范予日记》（上海学林版）、2011年出版过《情影——陈范予诗文集》（香港文汇版）。可以说，《缪崇群文存》的编纂是这些工作的继承和延续，具体的构想应该是在2011—2012年萌生的。
至于着手编纂的动机或原因，那原来是很单纯的。我认为，为了更广更深更立体地理解巴金其人其文及其所处时代和社会，对于他的交友圈也应该有深刻的理解。这项工作，既然做起来，应该做得彻底。除此之外，在最后决心开始编书的阶段，我还考虑到一个因素：我身为日本人，在对缪崇群作品的理解上拥有（中国）本土学者所没有的一些“优势”。
第一，缪曾留学过日本，写了不少以当年留日生活为背景的作品。理解这些作品，我具有一定的有利条件；第二，缪的散文深受日本小品文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关系的理解，我有一定的优势；第三，缪的散文中屡见日文词汇的直接挪用。对此，日文母语者一见就可知，而本土读者却不然，校订、确定一词一字也不容易。
虽然资料的收集和探索方面，我显然处于“劣势”，但是一想到以上几个“优势”，我这个老外的“野心”就获得了一定的鼓励。
当然，最本质的动机是不言而喻的：我深爱缪崇群的作品。
南方周末：在编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什么新发现吗？
坂井洋史：我觉得缪在艺术上明显受到日本“写生文”（写实风格的小品文）的影响。我们去看看缪翻译的《日本小品文》（1937）所收一些作品，就可以知道他的趣味和爱好的“来源”。他似乎特别喜欢吉田弦二郎（1886—1956）的小品文，风格相似，有时甚至到了模仿的程度。但是吉田到底是老一代的作家，其作品往往带上“教训”的臭味，缪却没有这个，更内向、更优美。总之，缪可以算是学日本小品文的风格学到家的文学家之一，这还是比较罕见的。
还有一点不该忘记：缪为数不多的小说写得相当不错。可见他是一个富有才华的人。
“他一直以弱者自任”
南方周末：缪崇群经历了极为悲苦的人生，亲人相继离世，自己又身患难治的肺病，所以他的文章中带有感伤的气氛，但又并非自怨自怜、纯粹的悲情抒发。尤其是抗战爆发后，他对云南、重庆等地的风土人情观察，对普通人抗战生活的记录，都有一定深度。你如何看他的散文风格？与同代作家相比，他有什么独特之处？
缪崇群：缪崇群不是热情奔放、大声叫喊的那种类型的作家，其笔致带有淡淡哀愁和感伤性，是一个内向型的作家。虽然如此，他不是沉溺于自己感情、把它绝对化的颓废型作家，也没有惯用空洞的华丽辞藻。他尽量将自己的感情控制住，不要把感情倾吐无遗，由此强化语言的内在张力，反而增强诉求力。他将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寓于平实的行文中，如此文体和语言有深度，回味无穷。
抗战后期的缪仍然保持如此风格，但不缺少对于现实生活的透彻观察、深切关怀和批判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认为，他一直以一个“弱者”自任，从“弱者”的立场看外界的一切（这种态度或许有可能与他长期患肺病有关）。其射向对象的眼光往往是冷静的，虽然有时候令人觉得稍嫌有点cynical（冷嘲），带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氛围，但是他终于没有忘掉深切的对人的关怀（human interest）、人道主义的温暖、人情味。
南方周末：缪崇群去世后，巴金写了近万字的长文来纪念，这在他的诸多怀念文章中是少有的。你是如何看待巴金和缪崇群之间的友情的？在众多好友中，他对缪崇群投入的情感似乎最强烈？
坂井洋史：我觉得，巴金在《怀念》中纪念的7个人（注：三哥李尧林除外）中，只有与缪崇群的交往才符合世上一般意义上的“友情”。陈范予、林憾庐、王鲁彦和巴金之间，存在着以无政府主义为纽带的思想共鸣，而巴金与缪的交往却没有这种因素。最初他们俩只不过是作家和编辑的关系，后来缪因为巴金作品的处理问题与出版社发生冲突，这事很有可能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觉得还是缪的正直、诚实、谦虚的为人强烈吸引了巴金。
或者，他们之间存在着性格上的共鸣之处。我们对于他们抗战时期的作品进行一番比较就发现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类似性：虽然不忘怀抗战的大义和民族的自尊自豪，但是更要注意到“小人”的生存状态，即“小事”，从“弱者”的角度观看现实。因为他们有“同类”的感觉，所以才能建立那么深厚的友情吧。
我认为，如果没有这种感觉和性格上的共鸣，像《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那样富有感情的深沉的（而且有分量的）文章还是写不出的。
电影《寒夜》（1955）中，抗战胜利，汪文宣（右二）拿着庆祝的灯笼，缪崇群是这个人物的现实原型之一。资料图
南方周末：近年来，一些出版社陆续在出版缪崇群的散文选集，不少读者反馈喜欢他的作品，认为是“遗珠”。在他去世的重庆，也有人试图寻找他的墓地。你觉得我们现在重新发现缪崇群，有什么意义？
坂井洋史：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且让我在原则层面解释，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道理吧：本来文学艺术是运用“语言”来表达对于人的生存与世界关系的感性认识之一个“方法”；其存在意义就在于发现并开拓“语言”在思想、审美等多方面的潜能，以充实人的精神世界，进而接近人类永恒的奥秘。对于如此语言表达的可能性之探索，其切入和渠道本该像人的多样性一样多种多样，不一而足。那么我们不难想象，过去未曾见诸光天化日下但具有一定意义的“贡献”，并不在少数。
我认为，缪崇群的作品就是令人觉察到如上道理的一个好例子。的确，在以往各年代，缪的文学业绩并未受到应该受到的重视，那恐怕自有其原因，但是这并不因为缪的文学缺乏价值，而是由于其他外在原因起到作用的结果。
缪崇群曾在1944年11月16日给巴金的书信上写过这样一句话（我非常欣赏这句话）：“我现在希望着我的希望如同一坛酒，让它愈埋藏愈醇郁罢。”他就是说，“希望”这个东西，尽管在地中埋没多年，这时间也并不是浪费的；它在这个不见天日的期间愈加成熟，愈加美味。我觉得，这就是缪崇群文学的恰当比喻：今天缪的文学不是已经十分成熟了吗？而且我们读者的阅读也不是已经相当成熟了吗？
我相信缪崇群留下的作品具备经得起今天读者欣赏的质量，那么让它摆在读者面前，供他们阅读，那就可以说是文学艺术丰富化的一个体现，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