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舰队”梦想 以色列正在东非做什么？

戴维·本-古里安在接管犹太机构国防事务时曾梦想“大卫的舰队驶过红海”，此前，他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并制定了所谓的“内盖夫和向南战略”，以实现抵达红海并深入非洲之角国家的梦想。

本-古里安战略构成了以色列安全理论的基石，东非地区因其在安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重要地位而具有地缘战略重要性，它以其自身的特点和特征影响了其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增长，它在许多国际和地区大国中占有重要的国际地位，不仅仅是因为其拥有战略位置，还因为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石油和天然气，此外还有连接东西方的主要海上航线。

以色列之所以高度重视非洲，不仅是为了从中获取经济利益，更因为非洲大陆在地理上与以色列相邻，以色列希望其渗透能够威胁埃及的国家安全，特别是在非洲之角、尼罗河流域以及红海东岸地区，以色列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是建立基地，并以此作为实施对埃及敌对政策的起点。

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萨利赫·马哈鲁斯·穆罕默德和艾哈迈德·本·扎耶德在其合著的《二十世纪以色列对东非的政策战略》（大马士革，萨夫哈特出版社，2024年）一书中，阐明了以色列对东非地区的政策，试图调查以色列渗透到东非的情况，并揭示以色列政策的目标和方向，以及以色列与坦噶尼喀（1964年与桑给巴尔岛合并形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大陆部分）、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南苏丹的关系。

本书的研究工作旨在阐明以色列在东非地区的渗透战略，而东非地区是全世界冲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受到内部危机的影响，并陷入边界和种族冲突，它享有俯瞰红海和亚丁湾的战略位置，也是尼罗河的源头，位于世界主要商业海上通道和陆路通道之一，这使其至关重要，而且由于靠近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半岛，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以色列把渗透到该地区作为保护其国家安全的一种战略，研究人员将以色列对该地区的态度追溯到 1957 年初，当时，以色列成为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的国家之一，在该地区建立了投资和发展项目，并于1962年与坦噶尼喀政府设立农业项目。

以色列渗透坦噶尼喀的目的是围攻阿曼在桑给巴尔的存在，随后，以色列主动承认新近独立、急需发展的非洲国家，加大对东非的渗透，其目的是在这些国家获得民意支持，打破阿拉伯世界和地区对其的围剿和孤立，因此，它在该地区的国家投资了发展项目。

地缘战略政策

以色列的战略政策是将以色列南部地区视为一个整体，从内盖夫地区开始，经过埃拉特港和亚喀巴湾。以色列的安全理论建立在军事威慑理念之上，认为维护红海的航行自由是一个战略问题，不仅在经济意义上，而且在政治和军事意义上，并认为埃拉特和红海对以色列安全至关重要。

东非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在于，其国家一方面俯瞰太平洋，另一方面控制着红海的入口，而曼德海峡就位于红海的入口处。红海、非洲之角和尼罗河流域对以色列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地区，鉴于建立这些地区的联盟和力量平衡与整个阿拉伯国家安全、特别是埃及安全息息相关，以色列一直努力将其与其安全体系联系起来。

但东非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还延伸到石油、钻石、黄金、铀等自然资源。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提出了“环形联盟”或“边缘联盟”理论，旨在通过建立周边国家联盟来包围中东和阿拉伯国家，为了避免孤立，以色列有意与周边国家建立重要关系，这些国家包括南苏丹、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布隆迪、肯尼亚、坦桑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马拉维、赞比亚和莫桑比克，以绕过埃及并利用水资源筹码向其施压。

在政治层面，以色列与尽可能多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削弱这些国家对阿拉伯问题的支持，换取非洲舆论的支持，以色列外交一直积极扩大其在非洲政治精英中的支持者基础。

在经济层面，占领非洲市场是以色列的主要目标，以色列在那里开设贸易办事处，旨在发展和增加与东非国家的贸易往来。目前，以色列超过 20% 的贸易经过非洲之角，并通过曼德海峡进行运输，以色列依靠这条海峡与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进行贸易。

以色列还通过以色列公司垄断了许多经济活动，开发了该地区尚未开发的潜力和资源，并通过以色列公司在建筑领域的工作、建立空港和海港以及建造住宅单元和政府大楼，为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提供就业机会。

本书对军事层面缺乏兴趣，东非国家特别是非洲之角地区，除了社会矛盾和种族冲突外，还存在内战和跨境冲突。以色列利用这些条件创造了武器销售市场，此外，以色列还向东非一些国家提供了军事援助，特别是乌干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南苏丹。大量以色列顾问和专家在这些国家的军队中工作，为他们的人员提供武器培训，特别是战机操作培训。

这明显体现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军队在以色列制造的武器上，尤其是飞机、军舰、电子设备、大炮和通讯设备。除了与厄立特里亚的军事合作外，以色列还建立了军事基地，以监视曼德海峡的航行并保护以色列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与东非国家的关系并非从未出现中断或波动。1973年十月战争后，双方关系一度破裂，当时以色列在非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发生改变，从一个和平、弱小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侵略性和扩张主义的国家。 1973年11月，非洲统一组织决定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并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

阿拉伯国家并没有利用这一形势。此外，以色列与东非国家的贸易关系并未受到影响，并导致双方关系在1980年至1981年间恢复。在这一时期，以色列外交利用多种因素，特别是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签署的和平条约（戴维营协议），以及随后与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的和平协议，在突破外交封锁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此外，阿拉伯与非洲关系的下降是由于阿拉伯政权之间的差异，以及支持与以色列和平与关系正常化的两方之间的冲突延伸到非洲舞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地区遭遇沙漠化和干旱，导致非洲国家经济状况不佳，亟需援助，但非洲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却未能转化为发展项目。

另一方面，以色列建立了渗透和干预机制，并成功实现了对非洲的广泛渗透，实现了双方领导人和部长级别的互访。

以色列还通过一系列联合农业项目、医疗援助、职业培训计划和人道主义援助开展了许多活动，包括加强经济、商业、文化和学术联系，所有这些活动都旨在增强以色列控制和主宰广阔大陆的能力。

此外，英国和法国为以色列渗透到其各自控制的非洲殖民地铺平了道路，以色列也从中受益匪浅，加上后来得益于部分非洲政权领导人希望通过与以色列恢复关系作为桥梁，获得美国的好感与支持，以色列随后还得以与埃塞俄比亚、中非共和国、几内亚、肯尼亚等许多非洲国家恢复了关系。

以色列的公开活动再次回到非洲舞台，最终于2021年获得非洲联盟观察员地位，然而，由于其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发动种族灭绝战争，其会员资格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被永久暂停。

以色列的目标

书中指出，以色列的政策建立在其在该地区人为的起源以及其破坏阿拉伯国家安全基础和支柱的努力之上，因此，它试图在与非洲国家建立关系方面实现一系列目标，其中包括打破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事业支持者对其施加的国际孤立，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后盾，从而在国际层面上赋予其实体某种政治合法性，它认为与非洲国家建立关系意味着阻止它们支持巴勒斯坦事业。

以色列将非洲视为其与阿拉伯国家冲突的舞台。以色列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也有利于其解决阿以冲突，因为以色列认为非洲国家不存在任何偏向任何一方的偏见。以色列的政策并没有忽视努力实现圣经的意识形态目标，即将以色列描绘成一个代表上帝选民的国家，并寻求向非洲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即使与这些国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作为回报，以色列希望满足其安全要求，确保非洲犹太人，特别是法拉沙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

可以说，以色列为了成功渗透东非地区，采取了各种手段和方法，无论是通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还是利用一些在苏丹等东非国家蔓延的分离主义叛乱运动。它还利用所谓的历史联系作为借口来实现其在该地区的目标，例如其对埃塞俄比亚的渗透，而埃塞俄比亚在以色列的战略中占有特殊地位，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濒临红海的非伊斯兰国家，以色列认为埃塞俄比亚是防止红海变成阿拉伯湖泊的保证人，因为阿拉伯湖泊可能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并限制其在红海的航行自由。

以色列的目标还包括在东非建立战略基地，以实现以色列的地区霸权，以及到达尼罗河源头并控制其水源。以色列始终坚持渗透非洲，因为它意识到非洲的重要性，认为非洲是以色列后院，周围有几十个国家渴望得到以色列的经济和技术支持，是以色列实现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以及维护以色列安全的沃土。

以色列与国际阴谋

本书探讨了消除阿曼对桑给巴尔统治的问题，桑给巴尔是位于印度洋中部的一座岛屿，面积为2500平方公里，属于坦桑尼亚，其名字源自波斯语“Zangi Bar”，意为“黑人海岸”，它的重要性源于它是东西方国家贸易路线上的重要站点，也是来自非洲的原材料的仓库。

1869 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其重要性日益增加，因为需要设立站点为航行提供服务，尤其是前往印度和中国的船只。这里土壤肥沃，是世界上80%丁香产量的产地。阿拉伯人对桑给巴尔的统治可以追溯到苏丹赛义德·本·苏丹，他将桑给巴尔作为其统治阿曼和桑给巴尔的中心。本书探讨了英国和以色列在1964年1月12日政变期间桑给巴尔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回顾了英国在瓦解东非这个帝国时所扮演的角色。

深入尼罗河流域

本书止步于以色列对尼罗河流域国家的渗透，其驱动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战略和地缘战略动机，以色列认为埃塞俄比亚是其渗透非洲大陆的关键，目的是破坏阿拉伯国家安全，特别是埃及的国家安全，并竭尽全力与埃塞俄比亚建立关系，因为埃塞俄比亚在以色列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被认为是以色列监视非洲地区事件的第一个主要基地，因为它是尼罗河的主要水源，流入埃及的水量的85%都来自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雨水。

以色列此前已支持埃塞俄比亚修建复兴大坝，并试图在2011年至2021年期间挑起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争端。它还致力于投资尼罗河流域国家的经济和发展项目，这些国家除埃塞俄比亚外，还包括坦噶尼喀、肯尼亚、南苏丹和坦桑尼亚，其在坦桑尼亚建立姆万扎水利项目，威胁埃及的水资源安全，损害埃及经济，特别是埃及主要农作物棉花种植，与此同时，以色列在控制尼罗河水源的国家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并注重建立依赖维多利亚湖取水的项目，利用非洲国家对项目的需求。

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在理论层面上探讨了以色列渗透东非战略这一主题，该战略构成了尼罗河流域国家关系危机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关于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的危机，此外还阐述了二十世纪东非国家所经历的最重要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它们对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影响，这有助于了解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性质并了解其目标和方向。

非洲所经历的干预和项目并不单单涉及一个非洲国家，而是旨在阐明以色列计划的基础、其对该地区国家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距离这一目标不远的是，必须瓦解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总体基础，并找出以色列制定战略的工具和决定因素。

然而，非洲被认为是世界上政治、社会危机和分裂最为严重的大洲之一，此外，非洲大多数国家都面临困难的经济状况，而且非洲拥有50多个政治实体，是是世界上受殖民主义侵害最严重的大陆，见证了贩卖奴隶和奴隶制的惨痛教训，历来是东西方势力角逐的舞台，多个地区和国际大国争夺此地。以色列的兴趣不仅包括书中提到的内容，还包括以色列建立了许多专门从事非洲研究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所。

总结

从书中提出的问题中可以得出很多教训，这些教训体现在研究决定以色列对东非定位的因素上，以色列向其附近新的地理框架的渗透有助于弥补阿拉伯地理框架的不足，并实现以市场、消费者和原材料的存在为代表的经济利益，以及政治、安全和军事利益。以色列还利用其外交政策在国际论坛上赢得非洲的支持和认可。

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试图通过干涉非洲事务，谋求在非洲之角、尼罗河流域、红海等对阿拉伯国家安全敏感的地区取得利益，这解释了其加强与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肯尼亚、乌干达、刚果和厄立特里亚关系的原因。这对阿拉伯国家投资东非国家经济发展项目提出了挑战，并注入能够产生切实成果、对非洲人民的社会状况产生积极影响的实际投资。

埃及政府还应努力恢复埃及在非洲环境中的地区地位和利益，解决与苏丹在双边和地区问题上的分歧，以便将注意力集中在尼罗河水问题上，这个问题对于两国人民来说都是一个命运攸关的问题，并且威胁到两国的国家安全，需要埃及和苏丹达成共识，既符合两国的利益，又兼顾其他流域国家的利益。

除了必须应对以色列对东非国家，特别是埃塞俄比亚的渗透之外，还要奉行长期政策，将其利益与东尼罗河流域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以减少以色列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