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具体的人”
新时代以来，中国电视剧艺术再次向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精神贴近、靠拢、深扎、攀峰。这既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具体体现，也是电视剧作为大众的、写实的、故事的、传情的艺术在时代社会发展中自我精进、自我调适、自我追求的结果。凭借中国文艺现实题材创作的悠久传统，以及深谙“群众所了解和爱好”与“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的文艺辩证关系，一批较为精彩的电视剧如《山海情》《人世间》《大江大河》《我们这十年》《县委大院》《狂飙》《我是刑警》《小巷人家》等，可谓找到了自身叙事的道路，形成了新时代以来不错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谱系及编剧艺术现象。 然而，更多的创作者在面对现实题材、重大题材及其精品化创作评价体系之时，总是表现出高不成低不就，存在或者重大有余、感染力不足，或者图解理念、不真实生动等问题。由于先入为主的“重大”感，甚至“为重大而重大”的任务观点，使得现实生活及其中人物的丰富、真实感损失殆尽。抽象——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抽象的人”成为从编剧开始就主宰了剧作品质和人物塑造的办法。剧中人不可爱也不可信，崇高来得很突兀，观众不喜欢的原因既在于生活“不是这样的”，又在于“我无法感动”。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就值得反复重温。“抽象的人”“生活的意义”，从某个角度讲就是理念的形态，是理论中擅长使用的大词，它们自有它们活跃的场域；对于以故事和人物为核心的叙事艺术而言，只有热爱生活、热爱“具体的人”，才是编剧艺术的一把关键性、具有永恒魅力的钥匙。 我们一般习惯于把创作尤其是现实题材创作的要害归纳为“深入生活”。所有的现实题材优秀作品确实就是拥有扎实的生活知识、场景、体验，掌握现实人生逻辑和情理共鸣的叙事画卷。从年代特点、地域风俗到人物语言、思想情感，但凡没有“下”生活就没法“上”精品。但这个创作原理再细化、再翻译一下，在我看来，就是有没有在生活中找到人物——编剧者有没有感受到并最终塑造出那个“具体的人”。 一方面，“具体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关系总和下的人物和人生，他们“是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他们有家庭出身、成长线索。另一方面，“具体的人”才是文艺的密码，是感性和理性、真实和希望、宏观和微观绾结的“枢纽”，他们代表了现实中人们的相似之处和通感之处，看到他们宛如看到了千万个我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 举例来说，《人世间》中的周家三兄妹是“具体的”。周秉昆、周秉义、周蓉是三种不同的人物性格和走向，无论世俗化、理性主义还是叛逆个性，各自在家庭变迁中承担了功能，构成了自己的人性理路。跨越50年的时代印痕，一次次的矛盾困顿，编剧不回避历史和家庭成员的冲突，通过深挖每个人物复杂真实的情感世界，完成了剧作中的种种和解，成就了平凡中见伟大的中国人品性的书写。《大江大河》也是“具体的”。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各自有各自的出身、成长、性格、优缺点，在是非、选择面前皆非完人，但他们共同迎接和追赶着改革开放的契机，在一段大历史中写就了个人化的精彩故事。这些其实都是现实乃至重大题材的创作，但编剧、作者首先是对“具体的人”有着深刻的了解并抱有极大的兴趣和热忱。“如果你不能爱他们，就不要写他们”，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一书中如是说。 所以，于编剧艺术而言，塑造“具体的人”正是热爱生活、深入生活在创作中的技术体现，是头等大事，是现实题材精品创作的一个关捩点，也是解决当下编剧创作心态、创作技艺上主要问题的法宝。 【作者简介：夏烈，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级作家，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新时代以来，中国电视剧艺术再次向现实题材和现实主义精神贴近、靠拢、深扎、攀峰。这既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具体体现，也是电视剧作为大众的、写实的、故事的、传情的艺术在时代社会发展中自我精进、自我调适、自我追求的结果。凭借中国文艺现实题材创作的悠久传统，以及深谙“群众所了解和爱好”与“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的文艺辩证关系，一批较为精彩的电视剧如《山海情》《人世间》《大江大河》《我们这十年》《县委大院》《狂飙》《我是刑警》《小巷人家》等，可谓找到了自身叙事的道路，形成了新时代以来不错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谱系及编剧艺术现象。
然而，更多的创作者在面对现实题材、重大题材及其精品化创作评价体系之时，总是表现出高不成低不就，存在或者重大有余、感染力不足，或者图解理念、不真实生动等问题。由于先入为主的“重大”感，甚至“为重大而重大”的任务观点，使得现实生活及其中人物的丰富、真实感损失殆尽。抽象——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抽象的人”成为从编剧开始就主宰了剧作品质和人物塑造的办法。剧中人不可爱也不可信，崇高来得很突兀，观众不喜欢的原因既在于生活“不是这样的”，又在于“我无法感动”。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就值得反复重温。“抽象的人”“生活的意义”，从某个角度讲就是理念的形态，是理论中擅长使用的大词，它们自有它们活跃的场域；对于以故事和人物为核心的叙事艺术而言，只有热爱生活、热爱“具体的人”，才是编剧艺术的一把关键性、具有永恒魅力的钥匙。
我们一般习惯于把创作尤其是现实题材创作的要害归纳为“深入生活”。所有的现实题材优秀作品确实就是拥有扎实的生活知识、场景、体验，掌握现实人生逻辑和情理共鸣的叙事画卷。从年代特点、地域风俗到人物语言、思想情感，但凡没有“下”生活就没法“上”精品。但这个创作原理再细化、再翻译一下，在我看来，就是有没有在生活中找到人物——编剧者有没有感受到并最终塑造出那个“具体的人”。
一方面，“具体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关系总和下的人物和人生，他们“是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他们有家庭出身、成长线索。另一方面，“具体的人”才是文艺的密码，是感性和理性、真实和希望、宏观和微观绾结的“枢纽”，他们代表了现实中人们的相似之处和通感之处，看到他们宛如看到了千万个我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
举例来说，《人世间》中的周家三兄妹是“具体的”。周秉昆、周秉义、周蓉是三种不同的人物性格和走向，无论世俗化、理性主义还是叛逆个性，各自在家庭变迁中承担了功能，构成了自己的人性理路。跨越50年的时代印痕，一次次的矛盾困顿，编剧不回避历史和家庭成员的冲突，通过深挖每个人物复杂真实的情感世界，完成了剧作中的种种和解，成就了平凡中见伟大的中国人品性的书写。《大江大河》也是“具体的”。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各自有各自的出身、成长、性格、优缺点，在是非、选择面前皆非完人，但他们共同迎接和追赶着改革开放的契机，在一段大历史中写就了个人化的精彩故事。这些其实都是现实乃至重大题材的创作，但编剧、作者首先是对“具体的人”有着深刻的了解并抱有极大的兴趣和热忱。“如果你不能爱他们，就不要写他们”，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一书中如是说。
所以，于编剧艺术而言，塑造“具体的人”正是热爱生活、深入生活在创作中的技术体现，是头等大事，是现实题材精品创作的一个关捩点，也是解决当下编剧创作心态、创作技艺上主要问题的法宝。
【作者简介：夏烈，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级作家，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