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文学艺术如何相互影响?郎朗苏童跨界谈“城市更新”
12月7日,巴黎圣母院历经5年维修重新开放,郎朗受邀在巴黎圣母院内举行的音乐会上演奏。12月10日,刚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他就来到了在张园举行的“2024澎湃城市更新大会”,与著名作家苏童跨界对谈,以文学和音乐为切入点,畅谈城市文化和城市更新。德国文学家歌德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19世纪中期音乐理论家、作曲家姆尼兹・豪普德曼则提出,“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和音乐的关系一直被人们探讨,人文性在城市更新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中国城市化进入下半场的关键时刻,这场对谈格外具有当下意义。2024澎湃城市更新大会在张园举行音乐的巴黎,文学的巴黎2019年巴黎圣母院在一场大火中受损严重,时隔5年,钟声再次敲响,一场盛大的音乐会为巴黎圣母院的新生揭开序幕。郎朗携手杜达梅尔指挥的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演奏了圣·桑《第二钢琴协奏曲》“终曲”,祝贺巴黎圣母院的重生。此外,郎朗还独自演绎了李斯特《爱之梦》。在为庆贺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而举办的音乐会上,郎朗带来演奏巴黎圣母院燃起大火的那一天,郎朗刚好在巴黎,看到了浓浓的黑烟冲天而起,“那的确是一个悲惨的时刻。”因为雨果那部著名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成了巴黎城市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存在,对这座城市意义重大。在巴黎圣母院演奏的时刻,让郎朗深感震撼,“在那个空间中,说一句话声音都会被放大,我们一开始排练只能听到轰轰的声音,琢磨了一会才把声音降下来。”正式演出时,他弹奏了《爱之梦》,音乐在重生的古老建筑内流淌,“那是一个美妙的时刻。”“为什么巴黎圣母院这么出名?雨果功不可没,文学功不可没。”在文学中塑造了巴黎的不止雨果一位作家,苏童列举了“三个巴黎”:雨果的巴黎、普鲁斯特的巴黎、巴尔扎克的巴黎。除了《巴黎圣母院》,雨果还写过《九三年》,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写腥风血雨中的巴黎;还有《悲惨世界》,写底层社会的巴黎。“宗教、革命、社会,通过雨果的小说,我们可以阅读巴黎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苏童说。普鲁斯特则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写到过巴黎的“小马德兰点心”。苏童读到这个片段,一直无法代入。直到他去巴黎住在马德兰教堂附近,在旁边一个几百年历史的蛋糕店里第一次看到了这种点心。“有马德兰点心的巴黎,是普鲁斯特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敏感、讲究、高雅的巴黎。”巴尔扎克的小说避开了巴黎,但他却从年轻时就居住于巴黎。他的作品中,亦能看到这座城市带给他的影响。“这些文学巨匠的作品,让巴黎这座城市,通过文学与一个中国人建立了亲切的联系。”苏童这样表达他对巴黎的感情,“几位作家用自己的文字,构建了不同的巴黎。”苏童郎朗跨界谈“新”郎朗的上海,苏童的南京巴黎是浪漫主义时期最重要城市,肖邦等音乐家都曾居住于此。郎朗经常去这座城市,“晚上城市的路灯是黄色的,像蜡烛灯的灯光,很容易进入状态,仿佛进入了电影《午夜巴黎》中的情景。”城市中有历史建筑如卢浮宫、罗丹艺术馆,也有新的人文地标如音乐学院等等,构建出一个保留了历史,又在不断更新的巴黎。郎朗很欣赏这种城市更新的方式,不是全盘推翻,而是在历史基础上不断塑造。他注意到,如今国内在历史建筑更新方面也有了很多实践,例如上海徐汇滨江带改造了大量工业遗存,是非常成功的案例。“我特别喜欢上海的一点是,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走路的城市。”如今郎朗定居于上海,经常外出city walk,这种与城市亲密接触的机会放松而惬意,“我也很喜欢上海中西融合的气质,在这里能既看到中国传统艺术,又能看到西方艺术,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人都会来到上海,让这座城市成为一个情感的枢纽。我很喜欢在这里生活。”苏童生活于南京,这是一座历史文化厚重的城市。苏童把南京比做乐器中的二胡,中国风格浓郁又带着一丝凄婉,“如果把一个城市比喻成乐器,没有比钢琴更适合上海的。北京很像铜管乐器或者是圆号,我觉得那是北京的音色。我的故乡苏州是笛子,广州那种嘈杂的城市气息则让人想到琵琶。”近年来南京引入文学力量激发城市活力,在全城规划了10条文学之都小路。而苏童有自己的“文学小径”,他推荐大家去南京中山陵步行,“在那里可以听见空间中有悲壮的二胡声回响,这是历史在那里交汇,每一段不同的历史汇聚在一起成为邻居。”“看得见”的建筑,“看不见”的文化全球化的浪潮让世界趋同,在过去40余年,中国经历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城市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城市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和文化,成了值得探讨的话题。“我一直觉得不需要太刻意。”苏童认为,时间如何流逝有其自身规律,社会生活如何持续是由各个人、各个阶层自发完成的,“一方面我们经常在谈城市建设的理念,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被刻意规划的生活是不太好的。”城市中,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和谐相处,构建出的城市文化,才是鲜活的、有特色的。文化和城市一样在时间当中流变。对于一座城市,建筑的变化是“看得见”的,文化与人的思想肉眼不可见,却也深刻影响着城市、改变着城市。如今,网络时代碎片化消息盛行,普通人的生活被短视、短消息占据,严肃文学和古典音乐的生存空间是否被挤占?“我们离经典作品产生的时代越来越远,新媒体时代古典音乐的传播确实面临挑战。”郎朗坦承。但他相信不论是西方古典音乐还是中国传统音乐,都依然有受众,“现在人们看的东西越来越短,似乎对长篇小说和交响乐是不利的,但反向思维,越是这样我们才越需要有深度的作品,让大家浮躁的心沉静下来。”
12月7日,巴黎圣母院历经5年维修重新开放,郎朗受邀在巴黎圣母院内举行的音乐会上演奏。12月10日,刚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他就来到了在张园举行的“2024澎湃城市更新大会”,与著名作家苏童跨界对谈,以文学和音乐为切入点,畅谈城市文化和城市更新。
德国文学家歌德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19世纪中期音乐理论家、作曲家姆尼兹・豪普德曼则提出,“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和音乐的关系一直被人们探讨,人文性在城市更新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中国城市化进入下半场的关键时刻,这场对谈格外具有当下意义。
2024澎湃城市更新大会在张园举行
音乐的巴黎,文学的巴黎
2019年巴黎圣母院在一场大火中受损严重,时隔5年,钟声再次敲响,一场盛大的音乐会为巴黎圣母院的新生揭开序幕。郎朗携手杜达梅尔指挥的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演奏了圣·桑《第二钢琴协奏曲》“终曲”,祝贺巴黎圣母院的重生。此外,郎朗还独自演绎了李斯特《爱之梦》。
在为庆贺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而举办的音乐会上,郎朗带来演奏
巴黎圣母院燃起大火的那一天,郎朗刚好在巴黎,看到了浓浓的黑烟冲天而起,“那的确是一个悲惨的时刻。”因为雨果那部著名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成了巴黎城市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存在,对这座城市意义重大。
在巴黎圣母院演奏的时刻,让郎朗深感震撼,“在那个空间中,说一句话声音都会被放大,我们一开始排练只能听到轰轰的声音,琢磨了一会才把声音降下来。”正式演出时,他弹奏了《爱之梦》,音乐在重生的古老建筑内流淌,“那是一个美妙的时刻。”
“为什么巴黎圣母院这么出名?雨果功不可没,文学功不可没。”在文学中塑造了巴黎的不止雨果一位作家,苏童列举了“三个巴黎”:雨果的巴黎、普鲁斯特的巴黎、巴尔扎克的巴黎。
除了《巴黎圣母院》,雨果还写过《九三年》,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写腥风血雨中的巴黎;还有《悲惨世界》,写底层社会的巴黎。“宗教、革命、社会,通过雨果的小说,我们可以阅读巴黎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苏童说。
普鲁斯特则在《追忆逝水年华》中写到过巴黎的“小马德兰点心”。苏童读到这个片段,一直无法代入。直到他去巴黎住在马德兰教堂附近,在旁边一个几百年历史的蛋糕店里第一次看到了这种点心。“有马德兰点心的巴黎,是普鲁斯特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敏感、讲究、高雅的巴黎。”
巴尔扎克的小说避开了巴黎,但他却从年轻时就居住于巴黎。他的作品中,亦能看到这座城市带给他的影响。“这些文学巨匠的作品,让巴黎这座城市,通过文学与一个中国人建立了亲切的联系。”苏童这样表达他对巴黎的感情,“几位作家用自己的文字,构建了不同的巴黎。”
苏童郎朗跨界谈“新”
郎朗的上海,苏童的南京
巴黎是浪漫主义时期最重要城市,肖邦等音乐家都曾居住于此。郎朗经常去这座城市,“晚上城市的路灯是黄色的,像蜡烛灯的灯光,很容易进入状态,仿佛进入了电影《午夜巴黎》中的情景。”城市中有历史建筑如卢浮宫、罗丹艺术馆,也有新的人文地标如音乐学院等等,构建出一个保留了历史,又在不断更新的巴黎。
郎朗很欣赏这种城市更新的方式,不是全盘推翻,而是在历史基础上不断塑造。他注意到,如今国内在历史建筑更新方面也有了很多实践,例如上海徐汇滨江带改造了大量工业遗存,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我特别喜欢上海的一点是,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合走路的城市。”如今郎朗定居于上海,经常外出city walk,这种与城市亲密接触的机会放松而惬意,“我也很喜欢上海中西融合的气质,在这里能既看到中国传统艺术,又能看到西方艺术,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人都会来到上海,让这座城市成为一个情感的枢纽。我很喜欢在这里生活。”
苏童生活于南京,这是一座历史文化厚重的城市。苏童把南京比做乐器中的二胡,中国风格浓郁又带着一丝凄婉,“如果把一个城市比喻成乐器,没有比钢琴更适合上海的。北京很像铜管乐器或者是圆号,我觉得那是北京的音色。我的故乡苏州是笛子,广州那种嘈杂的城市气息则让人想到琵琶。”
近年来南京引入文学力量激发城市活力,在全城规划了10条文学之都小路。而苏童有自己的“文学小径”,他推荐大家去南京中山陵步行,“在那里可以听见空间中有悲壮的二胡声回响,这是历史在那里交汇,每一段不同的历史汇聚在一起成为邻居。”
“看得见”的建筑,“看不见”的文化
全球化的浪潮让世界趋同,在过去40余年,中国经历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城市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城市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和文化,成了值得探讨的话题。
“我一直觉得不需要太刻意。”苏童认为,时间如何流逝有其自身规律,社会生活如何持续是由各个人、各个阶层自发完成的,“一方面我们经常在谈城市建设的理念,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被刻意规划的生活是不太好的。”城市中,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和谐相处,构建出的城市文化,才是鲜活的、有特色的。
文化和城市一样在时间当中流变。对于一座城市,建筑的变化是“看得见”的,文化与人的思想肉眼不可见,却也深刻影响着城市、改变着城市。如今,网络时代碎片化消息盛行,普通人的生活被短视、短消息占据,严肃文学和古典音乐的生存空间是否被挤占?
“我们离经典作品产生的时代越来越远,新媒体时代古典音乐的传播确实面临挑战。”郎朗坦承。但他相信不论是西方古典音乐还是中国传统音乐,都依然有受众,“现在人们看的东西越来越短,似乎对长篇小说和交响乐是不利的,但反向思维,越是这样我们才越需要有深度的作品,让大家浮躁的心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