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如何实施操纵以将抵抗运动转化为武装冲突

有些人指责哈马斯和抵抗派别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有些人支持以色列是西方文明在中东地区的代表，有些人认为巴勒斯坦是“应许之地”和犹太人的起源地，并认为巴勒斯坦是“一片没有人民的土地，并将被交给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还有人认为“阿克萨洪水”行动是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侵略，只造成了破坏、毁灭和死亡，而其解决方案正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说的那样，是“和平”，即使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词典里，这意味着投降、屈服，以及针对一个手无寸铁的民族实施的种族灭绝。但在这一切观点之间，却缺失了许多的细节以及历史、人类学等各方面的数据，从而难以揭露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土地建立定居点的真实面目。

这些观点掩盖了反抗的起源，即和平的性质与追求，因为没有自由的生活意味着人类的末日，而这正是帝国主义所追逐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以色列则是垄断资本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工具性符号。

抵抗从和平转向拿起武器

对世界抵抗话语的发掘，使我们能够总结出对所有权和生存权的争夺的进程，因为抵抗话语必然包含所有权话语和生存权话语，而这些话语通常围绕权力和所有权的轨道运转，在此期间，所有权成为了人们之间不平等的根源，因此，这种根源很快就找到了通过暴力夺取他人权利的方法。

自所有权出现以来，土地就常常成为冲突的主题，这种冲突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阶段到工业阶段、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而不断发生变化，从权利人拥有合法性，转变为权势者拥有合法性，而这往往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由于人类自古以来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管理财产的法律和习俗，因此，对一切因侵犯财产权而产生的纠纷的仲裁，最初都是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的，从个人层面到集体层面均是如此。

从个人层面对土地和财产的侵略，到集体层面的侵略，再到帝国主义国家对其他人民的侵略，和平行动一直是倡导和捍卫权利的起点，这也是世界各地存在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抵抗运动中最初的特征所在。

越南、爱尔兰、南非、北非、拉丁美洲、印度、中国、叙利亚、伊拉克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在殖民帝国主义时期开始时期陷入紧张的地区的抵抗运动，无论是传统形式还是新形式的抵抗运动，都是以和平方式开始的，后来才逐渐转变为变成民事反叛活动，并最终走向武装抵抗的形式，这一过程体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对和平的倾向，而暴力、仇恨、野蛮等情绪的盛行，尽管与人类的动物本能维度相关，但却往往与争夺所有权和财产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因此，资本主义在其历史上造成的流血，是中世纪宗教战争根本无法比拟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回顾帝国主义在世界上造成的战争以及各种形式的暴力，这也是使世界局势紧张的原因之一，尤其是美国——其当前战略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让其剥削性的资本主义霸权以野蛮自由主义的形式出现。

如果说今天的战争是为了控制自然资源以及人民、国家的能力而进行的战争，那么从本质上来讲，它们是资本主义战争，从战略上来讲，它们是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反对占领的抵抗行为尽管源于和平，但在和平努力无法实现目标的情况下，这些抵抗就会最终走向武​​装冲突，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和思想观念不同，而主要是因为殖民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源就在于通过暴力和武器来剥夺权利。

因此，抵抗行为是人类终止不公正和剥削的一项普遍权利，包括其生存权和生命权。掠夺是帝国主义倾向的基础，包括夺取和定居土地、被剥夺自由并奴役他人、拆解和篡改对方文化，但这种倾向也引起了各种形式的反抗，由于人们无法反抗和捍卫自己的土地、荣誉和自由，那么由此开始，抵抗就成为了消除不公正和剥削的唯一解决方案。

基于上述情况，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成为了一种与生俱来的人权，旨在保卫被占领的土地、保卫被奴役的人民、保卫被拆解的文化——这是通过瓦解其宗教、语言、传统和习俗的基础来实现的。

因此，这里的反抗起源并不是伊斯兰教-犹太教战争，也不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眼中反对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信仰战争，而是在深入地反抗以色列殖民定居点的占领，反抗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

无论是哈马斯还是其他抵抗派别，冲突的本质并不是杀害和虐待犹太人——尽管以色列自1948年以来一直在这样对待巴勒斯坦人， 而是抵抗以色列的定居和占领。

如果抵抗/战争的前线是武装阵线，那么其背景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其历史依据来自犹太复国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将犹太教的《妥拉》和《塔木德》中的神话作为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依据。

在这样的历史和思想基础上，必须为巴勒斯坦创造一个反对占领的阿拉伯-伊斯兰普遍叙事，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叙事。当然，只有在提出各个国家和政府内富有的犹太银行家在发展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作用时，这种叙事才能成功，正如卡尔·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西格蒙德·鲍曼和哈南·阿伦特在他们的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论反犹主义与融合无能》中指出了这一点。 ”

这些富有的犹太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代价则是让东欧那些贫穷淳朴的犹太人遭受犹太大屠杀，遭受自18世纪末、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西方反犹主义浪潮，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与此同时，其他犹太人却在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内过着稳定而体面的生活，包括在巴勒斯坦、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甚至是在伊朗。

以色列的占领和定居

在英国委任统治之前，巴勒斯坦人——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过着稳定的生活，尽管自1516年以来，该地区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但他们仍在那里享受着地方自治。然而，自奥斯曼当局在1869年左右允许外国人获得当地的土地所有权之后，问题便开始出现，由于部分家族控制着巴勒斯坦，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运动也就此展开。

这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巴勒斯坦的时间相吻合，而这也使巴勒斯坦处于了英国的占领和委任统治之下。当时，二战期间的犹太人数量不超过40万，相当于全世界犹太人总数的百分之三，而且在贝尔福鼓励向该地区移民期间，这一数量下降至不足6万。移民行动持续进行，年复一年地显著增加，而且英国王室还建议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一个拥有行政和政治机构的国家，即使是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它也可以印制自己的货币并向其公民颁发护照与身份证件。

犹太人的移民涉及欧洲各国和前苏联，这些犹太人开始定居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他们首先占领了一些土地，并将这些土地改造成定居点，在那里，犹太人接受了使用武器的训练，而巴勒斯坦人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在1921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武装组织“哈加纳”之后。这些情况促使巴勒斯坦人更加重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但犹太人却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视为目标，并在英国的明显偏袒下与巴勒斯坦人爆发了大量的流血冲突和摩擦。

由此开始，巴勒斯坦人反抗英国委任统治和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的种子逐渐萌芽。与世界上其他的反抗运动一样，这种反抗在最开始主要是和平性质的，包括举行抗议、游行和罢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36年的大罢工，随后进入了公民不服从运动时期。

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一开始带有阿拉伯色彩，因为巴勒斯坦带有阿拉伯属性，后来这场运动发展出了伊斯兰色彩，因为该地区信仰伊斯兰教，但这并不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宗教抵抗运动或者意识形态战争——这不同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西方的叙事。这更多的是一场针对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抵抗——有证据表明，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及其之前的巴勒斯坦，曾有部分犹太人和基督徒（作为少数民族）与穆斯林一起生活在稳定和共存之中。

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以及按照神圣的东正教宗教观念而将巴勒斯坦土地转变为犹太人的土地，这些使当地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尤其是在英国委任统治之前生活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犹太人——直到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前，这些犹太人都与阿拉伯人、穆斯林和平共处，他们并不清楚欧洲犹太人饱受敌意、骚扰和暴力困扰的生活，他们从未在阿拉伯或伊斯兰地区看到犹太人在德国所经历的大屠杀或种族灭绝。这就意味着，这些冲突实际上是犹太人在法国遭受苦难之后出现的，特别是在法国军队的犹太军官德尔福斯上尉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之后，而在1896年对赫茨尔产生了影响——后者是《犹太国》一书的作者。自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推动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定居并驱逐其人民，以建立以色列国，作为解救在欧洲受到反对和迫害的犹太人的唯一解决方案。

在这样的定居和殖民背景下，伊兹·丁·卡桑与法尔汉·萨迪的组织在1936年成为了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第一块基石。但在1921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武装组织“哈加纳”之后，巴勒斯坦抵抗组织与英国委任统治、犹太定居点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抵抗运动也遭受了重大的失败，特别是在1945年以后——英国和犹太人加紧协调以扩大定居点，而巴勒斯坦将在1948年战争之后经历“大灾难”，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占领了整个约旦河西岸，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此后还在牺牲巴勒斯坦合法性的情况下获得了联合国的承认，声称将按照两国方案来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划分领土。

但自此之后，这项解决方案一直未见曙光，以色列继续在一片又一片的巴勒斯坦土地上扩张和定居，并将巴勒斯坦的城市和村庄犹太化，从而促使巴勒斯坦人在1964年建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该组织是对以色列的占领和定居政策，及其针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的野蛮暴力所作出的回应。

随后爆发了1967年的战争，以色列得以占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别无选择，只能重新拿起武器以对抗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黑色九月”组织得以成立，并且开展了一系列的自杀式行动，包括在1972年杀害11名以色列球员——尽管其最初目的是绑架他们以引起国际舆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此事的确使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重回舞台——在此之前，这个问题因为以色列的恶意宣传和阿拉伯政权的软弱而被世界所忽视。

然而，1973年的“十月战争”成为了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标志着这场冲突开始从阿以冲突转变为巴以冲突，背景是阿拉伯人已经逐渐放弃了巴勒斯坦，而这最终使以色列得以在1982年入侵贝鲁特。在黎巴嫩长枪党的帮助下，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的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对巴勒斯坦人实施了大屠杀，进而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驱逐出黎巴嫩，而此时距离《戴维营协议》的签署不过短短几年时间，这足以说明以色列在历史上从未履行过自己的承诺和协议，也从未遵守过国际法，这也促使部分国际法研究者和拉美政界人士将之称为“流氓国家”。

自1964年起便在阿拉伯国家联盟内享有代表权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很快便发现自己作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合法代表而陷入了几乎完全孤立的境地，尤其是在1973年“十月战争”结束之后——在美国的主持下，埃及总统萨达特在1979年以收复西奈半岛为目的而在戴维营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再次同意按照1967年划定的边界实施两国方案，并保障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权利——他们被赶出自己的土地并被剥夺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以色列并没有执行这些政策，而是继续拖延，并恢复了定居点建设以及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虐待行为。

《戴维营协议》产生的外交解决方案促使阿拉伯国家向巴解组织以及巴勒斯坦人施加压力，并声称这是在双方军事、政治力量均不平衡的情况下的唯一的解决方案——其中一方是受到西方支持的以色列，另一方则是巴勒斯坦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人被迫诉诸和平抵抗运动，尤其是随着以色列继续推行其定居和占领政策。随后在1987年爆发了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在联合国和美国的主持下，这场起义最终在1993年以《奥斯陆协议》的签署为结束，由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式承认了以色列国的存在权。

另一方面，以色列也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的合法代表，该组织在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双方就边界问题达成了一致，并同意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有权建立自己的政治和行政机构，此外还有实施《戴维营协议》的成果作为建立巴勒斯坦国的过渡性解决方案，以色列还将在5年宽限期内撤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并在这些地区实施“自治”。

尽管巴勒斯坦人对在所有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国家的要求已经下降至仅仅维持自治的程度，但以色列仍在继续耍花招，并违背了协议条款。2002年，占领军冲进了巴勒斯坦总统府总部，并将亚西尔·阿拉法特围困三年时间，这场围困造成了人员死亡和被俘，并从实际上开始恢复定居点政策和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日常袭击，此外还加强了对加沙地带的围困——该地带遭受了以色列军队残酷暴行的巴勒斯坦人不得不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通过发动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而重新开始抵抗行动。

抵抗运动进程的转变，及其倾向于以军事手段作为解决冲突的最终和唯一方案，这并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各种形式的和平抵抗道路失败的历史必然性，也是对以色列在西方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支持下日益升级暴力程度、野蛮行径及灭绝战争所作出的自然反应。

因此，在1987年的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中，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作为实地行动者的作用不断显现。在那场起义中，犹太复国主义军队虐待手无寸铁的儿童，而后者只能用石头攻击以色列的装甲车、卡车和炸弹。从实地状况来看，哈马斯的暴力行为与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灭绝战争的升级成正比。

尽管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平静与和平，哈马斯也接受了政治参与，参加了选举并在加沙取得了胜利——用阿西夫·巴亚特的话来说，这使哈马斯成为了一个接受政治现代化要求(包括民主、接受分歧和多元化)和政治自由的后伊斯兰主义运动，但是以色列却拒绝巴勒斯坦的任何民主过渡和任何政治文明，它将哈马斯视为其历史敌人，此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经在约旦河西岸被剥夺了武器，并且远离了一切形式的抵抗。

且不谈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当局内部蔓延的一系列行政和财政腐败，仅论发生在隶属哈马斯的各营领导人及其在巴勒斯坦境内外的政治象征人物所遭遇的一系列暗杀事件，就正在按照西方分裂该民族的战略并以敌对兄弟之间的冲突的形式快节奏地发生。因此，巴勒斯坦的内部冲突继续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要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哈马斯等抵抗运动之间发生——约旦河西岸地区愿意妥协，而加沙地区则继续以武力抵抗。

从阿以冲突转变为巴以冲突

以解构主义的方式解读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可使我们从资本主义本身的变革中汲取教训和经验——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在其中显而易见，包括削弱该地区的军队、挫败该地区所有的发展计划，并使阿拉伯国家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无论是通过战争（1956年、1967年、1973年），还是通过在贷款、赠款和援助战略（垄断资本主义的机制之一）中形成的经济依赖，这些因素促使该地区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从阿拉伯民族层面降低至主要与巴勒斯坦相关的国家层面，而巴勒斯坦也逐渐被强行逐出阿拉伯国家的重要议程。

抵抗运动的叙事及其从阿以冲突到巴以冲突的关键转变，以及在阿拉伯世界放弃巴勒斯坦以与西方建立经济和政治联系之后抵抗轴心的出现，还有跟着西方垄断资本主义轨道运转所产生的从属性，以及世界上富有的犹太复国主义银行家们所发挥的作用，这些都导致了抵抗形式及其战略的转变，因为抵抗运动的参考背景已经不再是阿拉伯世界-以色列或者伊斯兰教-犹太教之间冲突，而只是对土地、人民和文化的合法保卫，这也使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未曾丝毫脱离历史上的抵抗轨道，因为土地正是具有象征性的代表。

巴勒斯坦不只是一个可以通过驱逐其合法所有者来改变其属性并对其定居的地方——正如以色列在很久之前所建议的那样，无论是将他们安置在约旦或是西奈半岛，还是将他们迁移至其他国家，相反，巴勒斯坦是所有土地的象征，它坚持成为一片能让人们和平共处并享有安全的土地，而这里的人也不仅仅是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而是世界上的所有人；这里的文化也不仅仅是巴勒斯坦文化、阿拉伯文化或伊斯兰文化，而是所有宗教的文化，是关于尊严、自由和人性的文化，但这些多元的普世文化的价值观，却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遭到了那些打着全球化、美国化旗号的代理人的暗杀，这是针对文化多元性和思想差异性的暗杀，以寻求所谓的“一致”，而这样的“一致”最终只会是虚无。

由此出发，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亚洲、非洲和西方国家的自由人民会向加沙提供这种普世的人道主义援助，我们都还记得那些席卷美国、英国、法国、挪威、西班牙、爱尔兰和拉丁美洲国家街头的抗议游行，以及西方最负盛名的高校（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高校）内发生的声援加沙的学生静坐示威，尽管这些活动受到了一系列的骚扰和干预。此外，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各地还举行了百万人大游行，其中最好的证据就是近900名国际专家和思想家一致认为以色列的占领及其对加沙的战争，是针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种族灭绝。

无论时代和地点如何不同，抵抗运动都是相同的——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捍卫自身土地、荣誉、生命及文化的合法权利。

尽管抵抗运动的形式会因其背景而有所不同，但它们都被团结在同一个熔炉内，那就是对殖民主义和占领的抵抗，抵抗邪恶的价值观——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没有什么比抵抗以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为代表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更光荣的事业了，而其主要象征和标志之一，就是全世界获得的解放——其中也包括普通犹太人本身，而这将不可避免地经历将人们从犹太复国主义和以新帝国主义形式出现的垄断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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