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沈逸让“台独”破防的深层原因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面对台湾无法理解大陆的善意，复旦大学教授沈逸脱口说出“揍一顿就好”，为什么能引发岛上各色人马的崩溃破防？ “武统”早被各方势力当作战术用词，经反复借用而情绪价值日低，对于信息茧房内的台湾人来说，那显然不是答案。深层的答案是，沈逸这句话，惊动了支撑幸福奴隶的精神认知——美国爸爸日本妈。 类殖民者的精神分析 正如“想要变成白人”的法农（Frantz Fanon）所述，殖民者即使已然离去，但他在社会和心理层面构筑的消灭殖民地原来属性的殖民体系，往往导致被殖民者的“文化原质失真”。后者在身份认同上成为“类殖民者”——倾慕殖民者优越身份的被殖民者及其精神状态。 比如在台湾大行其道的各类身份认同民调，总是伴生焦虑、恐慌、强迫、忧郁乃至歇斯底里的社会情绪。这种集体性的精神官能病症状，正说明“台湾人意识”的底细，其实是自我否定——否定中国源流与中国意识，渴望美欧日他者的认可。而否定内在价值以后的“台湾人”，只为实现他者的存在而存在。 他者，对于岛上不明就里的多数人来说，是“台湾人”；对于倾慕贼父的“台湾人”来说，是美欧日。殖民者奴役类殖民者，类殖民者同化台湾多数人。于是，多数台湾人自谓的主体性，其实处于被殖民状态，是精神层面上听命反中慕洋的奴隶意识。 从当前较突出的几个实例来看，对棒球赛的日本情结，对祖国的荷兰认亲，对科技和民主的美国崇拜，从来不是因为“台湾”或“台湾人”有什么超然于他者的独立性，而是在依附他者的认可下实现身份认同──有别于中国（人）身份的心理满足。 所以，复旦大学女生宋思瑶在岛上受访时说出“中国台北”一词，为什么立即遭遇疯狂网暴？ 因为“台湾”是他者认可有别于中国的符号，是类殖民者通过自我否定来进行殖民炼成的通关密语。可宋思瑶不但称呼台湾球队为“中国台北队”，还希望台湾同胞为“祖国”的棒球事业努力，这能不惊动早已殖民附体的丧尸？ 沈逸的风波也如是。台湾毕竟还是中文社会，“揍一顿就好”不是贼父的用词。在类殖民者的灵魂已然归顺简单粗暴的逻辑上，必然反弹、拒绝沈逸们的温情主义。 也就是说，简单粗暴足以对付丧尸般的类殖民者，而温情主义则是洗涤类殖民者灵魂的方法。面对简单粗暴，类殖民者是只能说“是”的奴隶；而面对温情主义（或叫统战），他们居然成为能说“不”的自由人。 志愿兵的历史遗留 这两年大陆有部系列电影，叫《志愿军》，讲的是上世纪中叶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历史。有些人不知道，在更早的1941年，台湾作家周金波曾有部同名小说《志愿兵》，讲的是台湾青年加入日本“圣战”，以求“皇民炼成”的故事。显然，前者是对美帝说“不”的自由人；后者是对日殖说“是”的奴隶。 台湾作家周金波（1920-1996） 萨特（Jean-Paul Sartre）在纳粹占领法国期间有句名言：“我们是痛苦的，因为我们自由！”台湾“志愿兵”则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只需要对日本殖民者说“是”。然而台湾“志愿兵”即使幸存过来，仍然是奴隶身份；大陆志愿军则自始至终都是为自由而战的人。 从历史看，台湾《志愿兵》出现在第一次全岛范围的“去中国化”时期。战后曾经隐姓埋名以躲避台湾光复的周金波，又在第二次全岛范围的“去中国化”初始阶段现身说法。可见“去中国化”与殖民地化，是相互为用的关系。 据日本学者藤重典子的回忆，1993年12月周金波在一场邀请日本学者的演讲会上，效仿殖民者的思维和用语，称呼大陆的中国人为“支那人”、“清国奴”。面对只字不提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整体意义，也不论始自中国、扩及亚洲各国无辜受难的事实的表演，藤重典子震惊地感慨： “（他）若无其事地演出了半世纪前的戏码，把日本统治台湾教育下的思考模式，毫无保留地丢在日本人面前。……他的确不算是那种对人的生命与存在发出冷笑，让人读来怵目惊心的法西斯主义作家。但不也就是这些缺乏思考、幸福的精神奴隶，支撑了侵略战争的吗？”（引自藤重典子《周金波的赠礼》，译者：邱振瑞，《文学台湾》第23期，1997年7月。） 换句话说，台湾类殖民者不仅是反中慕洋的精神官能症患者，也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协力者。殖民地化就是奴隶化，奴隶化社会大量制造类殖民者。所以真正的台湾问题，是台湾的类殖民化问题，是“缺乏思考、幸福的精神奴隶”的问题。 在解决台湾的类殖民化问题上来看，二战后蒋介石政府虽然收回台湾失土，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并未光复台湾。至今仍拥抱“中华民国”的各色人马，还是对日本总督府、八田与一、嘉南大圳、神社、慰安妇定位、棒球迷思等遗留，没有去殖民的知觉，连台湾“光复节”也一去不返。 这说明面对真正的台湾问题，“中华民国”已经失效，不但无法承担光复台湾的去殖民工程，反而成为类殖民者寄居繁殖的掩体，异化成为类殖民者与殖民者的反中俱乐部，包括“台独”与“港独”。 后殖民理论先驱法农曾明确指出，殖民是结构的存在。殖民者在战后淡出殖民地政府，并不意谓根本改善原有的殖民结构。因为掌握政权的新统治阶级，往往成为延续殖民关系的代理人，复制以族群差异为诉求的分化和歧视，形成种族内部的殖民关系。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面对台湾无法理解大陆的善意，复旦大学教授沈逸脱口说出“揍一顿就好”，为什么能引发岛上各色人马的崩溃破防？
“武统”早被各方势力当作战术用词，经反复借用而情绪价值日低，对于信息茧房内的台湾人来说，那显然不是答案。深层的答案是，沈逸这句话，惊动了支撑幸福奴隶的精神认知——美国爸爸日本妈。
类殖民者的精神分析
正如“想要变成白人”的法农（Frantz Fanon）所述，殖民者即使已然离去，但他在社会和心理层面构筑的消灭殖民地原来属性的殖民体系，往往导致被殖民者的“文化原质失真”。后者在身份认同上成为“类殖民者”——倾慕殖民者优越身份的被殖民者及其精神状态。
比如在台湾大行其道的各类身份认同民调，总是伴生焦虑、恐慌、强迫、忧郁乃至歇斯底里的社会情绪。这种集体性的精神官能病症状，正说明“台湾人意识”的底细，其实是自我否定——否定中国源流与中国意识，渴望美欧日他者的认可。而否定内在价值以后的“台湾人”，只为实现他者的存在而存在。
他者，对于岛上不明就里的多数人来说，是“台湾人”；对于倾慕贼父的“台湾人”来说，是美欧日。殖民者奴役类殖民者，类殖民者同化台湾多数人。于是，多数台湾人自谓的主体性，其实处于被殖民状态，是精神层面上听命反中慕洋的奴隶意识。
从当前较突出的几个实例来看，对棒球赛的日本情结，对祖国的荷兰认亲，对科技和民主的美国崇拜，从来不是因为“台湾”或“台湾人”有什么超然于他者的独立性，而是在依附他者的认可下实现身份认同──有别于中国（人）身份的心理满足。
所以，复旦大学女生宋思瑶在岛上受访时说出“中国台北”一词，为什么立即遭遇疯狂网暴？
因为“台湾”是他者认可有别于中国的符号，是类殖民者通过自我否定来进行殖民炼成的通关密语。可宋思瑶不但称呼台湾球队为“中国台北队”，还希望台湾同胞为“祖国”的棒球事业努力，这能不惊动早已殖民附体的丧尸？
沈逸的风波也如是。台湾毕竟还是中文社会，“揍一顿就好”不是贼父的用词。在类殖民者的灵魂已然归顺简单粗暴的逻辑上，必然反弹、拒绝沈逸们的温情主义。
也就是说，简单粗暴足以对付丧尸般的类殖民者，而温情主义则是洗涤类殖民者灵魂的方法。面对简单粗暴，类殖民者是只能说“是”的奴隶；而面对温情主义（或叫统战），他们居然成为能说“不”的自由人。
志愿兵的历史遗留
这两年大陆有部系列电影，叫《志愿军》，讲的是上世纪中叶中国军人保家卫国的历史。有些人不知道，在更早的1941年，台湾作家周金波曾有部同名小说《志愿兵》，讲的是台湾青年加入日本“圣战”，以求“皇民炼成”的故事。显然，前者是对美帝说“不”的自由人；后者是对日殖说“是”的奴隶。
台湾作家周金波（1920-1996）
萨特（Jean-Paul Sartre）在纳粹占领法国期间有句名言：“我们是痛苦的，因为我们自由！”台湾“志愿兵”则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只需要对日本殖民者说“是”。然而台湾“志愿兵”即使幸存过来，仍然是奴隶身份；大陆志愿军则自始至终都是为自由而战的人。
从历史看，台湾《志愿兵》出现在第一次全岛范围的“去中国化”时期。战后曾经隐姓埋名以躲避台湾光复的周金波，又在第二次全岛范围的“去中国化”初始阶段现身说法。可见“去中国化”与殖民地化，是相互为用的关系。
据日本学者藤重典子的回忆，1993年12月周金波在一场邀请日本学者的演讲会上，效仿殖民者的思维和用语，称呼大陆的中国人为“支那人”、“清国奴”。面对只字不提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整体意义，也不论始自中国、扩及亚洲各国无辜受难的事实的表演，藤重典子震惊地感慨：
“（他）若无其事地演出了半世纪前的戏码，把日本统治台湾教育下的思考模式，毫无保留地丢在日本人面前。……他的确不算是那种对人的生命与存在发出冷笑，让人读来怵目惊心的法西斯主义作家。但不也就是这些缺乏思考、幸福的精神奴隶，支撑了侵略战争的吗？”（引自藤重典子《周金波的赠礼》，译者：邱振瑞，《文学台湾》第23期，1997年7月。）
换句话说，台湾类殖民者不仅是反中慕洋的精神官能症患者，也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协力者。殖民地化就是奴隶化，奴隶化社会大量制造类殖民者。所以真正的台湾问题，是台湾的类殖民化问题，是“缺乏思考、幸福的精神奴隶”的问题。
在解决台湾的类殖民化问题上来看，二战后蒋介石政府虽然收回台湾失土，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并未光复台湾。至今仍拥抱“中华民国”的各色人马，还是对日本总督府、八田与一、嘉南大圳、神社、慰安妇定位、棒球迷思等遗留，没有去殖民的知觉，连台湾“光复节”也一去不返。
这说明面对真正的台湾问题，“中华民国”已经失效，不但无法承担光复台湾的去殖民工程，反而成为类殖民者寄居繁殖的掩体，异化成为类殖民者与殖民者的反中俱乐部，包括“台独”与“港独”。
后殖民理论先驱法农曾明确指出，殖民是结构的存在。殖民者在战后淡出殖民地政府，并不意谓根本改善原有的殖民结构。因为掌握政权的新统治阶级，往往成为延续殖民关系的代理人，复制以族群差异为诉求的分化和歧视，形成种族内部的殖民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