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人可能仍有意识
2024-12-04 12:00:00车祸、中风、溺水、饮酒过量……当这些不幸造成大脑严重受伤后，人可能会陷入昏迷等无意识的状态。昏迷的人看似睡眠状，实则大脑神经功能受损，对外部刺激没有反应。如果随后包括脑干在内的大脑功能都不可逆地停止了，就进入了脑死亡的状态，根本无法自主呼吸，此时如果再撤掉支持治疗的设备，那么心脏也会停止跳动。 但若昏迷的人并未脑死亡，一段时间后也未完全恢复意识，参与治疗的医生和家人就会面临一系列难题，包括如何界定患者当前的状态，如何开展后续的治疗，以及患者究竟何时才会苏醒过来。对于能睁眼，会睡觉，也能自主呼吸的患者，如果一个月了还不能与外界互动交流，明显缺乏自我意识，可能会被归为植物状态，也就是俗称的植物人。但如果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患者间歇性地有一定自我意识，则会被归为微意识状态。 然而不论是何种反常状态，由于这样微弱的意识产生于大脑内部，且患者的行为通常不稳定，当用标准昏迷恢复量表去评估他们的反应时，这类意识障碍的恢复状态并不容易区分认定。2006年，剑桥大学认知和脑科学研究人员就通过实验证实了一种惊人的现象。当时，一名因车祸而导致颅脑重度损伤的年轻人时隔五个月后，仍然没有反应，因而被专家组临床诊断为植物人。 但研究人员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其大脑时，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当向其发出语言指令，要她想象自己在打网球的话，其大脑辅助运动功能区能观察到显著的活动，而这种神经反应与健康人大脑中观察到的是极其相似的。相关研究发表在《科学》杂志，而透过这一案例也揭示了一种现象，通过传统观察行为的方式临床评估为植物状态的人，实际上可能是有意识的。 2012年8月28日，福州市闽侯县尚干镇乌门村，77岁的林国龙拉起二胡名曲《梁祝》，以唤起“植物人”老伴的思维和记忆。视觉中国|图 这种表里不一致的现象被称为认知运动分离。在过去近二十年里，有越来越多的意识障碍研究观察到这种现象，所报告的发现率介于10%到20%。也就说，有相当一部分严重脑损伤患者，虽然行为上对外人的指令没有反应，但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脑电图等检测方式，能够探测到大脑在执行认知任务。不过，这类研究大多样本量很少，因此得出的结论颇为受限。 而最近，哈佛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的临床神经科学家，收集了更多意识障碍者的相关数据，对认知运动分离这一现象进行了更系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样本中识别出的这类现象占比达到约25%，接近四分之一，明显超过此前报告中的比例。而考虑到多重外在因素，这一比例显然是低估的，实际占比可能更高。 之所以说四分之一的占比仍可能是低估的，这是因为大脑对指令的反应要想被机器识别到，需要调动一系列认知能力持续性地给出回应，而这可能比回应床边人们发出的指令要求更高。作为对比的一个例证是，在最新研究中，即使那些行为上对外人的语言指令有反应，且反应能被肉眼看到的认知障碍患者，也并非百分之百能在执行认知任务时被机器识别出来。 事实上，最新研究样本中，这一比例仅为38%，约占三分之一，只是明显要高于无反应患者中认知运动分离的比例。相关研究2024年8月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看似失去意识的人可能实际上有意识,而且比例并不低，如果这一隐藏的事实尽早被医生和家属知道，那么对他们而言，不仅情感上是一种慰藉，对后期的治疗和护理可能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因为有研究表明，识别出认知运动分离的患者相对来说会更快恢复，预后也更好。 不过，要想更准确地理解最新研究中发现的数据，还需对样本情况有所了解。不同于普查和严谨的随机抽样调查，最新研究中意识障碍患者的数据是基于方便的原则，从多个地方获取的，共有350多个。其中没有可观察反应的240多个参与者，行为诊断方面涉及昏迷、植物状态、微意识状态等情况。因为开展相关的检查以及临床、行为数据收集，需要同时具备专业人员和专门技术条件，而全球具有这样评估条件的机构是很有限的，这极大地限制了样本的规模。因此，即便三百多个样本在同类研究中已属较大规模，但相关结论却很难推广到整个患者群体中。 就已纳入分析的人而言，识别为认知运动分离的人，更多的是受过外伤有一段时间了，并且年龄相对偏小，中位数年龄约30岁。虽然能被分析到的患者既有仍处在重症监护室的，也有熬过受伤后最危险的那段时间的，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对后者而言，相比那些被放弃治疗的人，以及回家护理的人，这些人有机会接触先进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脑电图等研究设备，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幸存偏差。这些也会影响到数据的代表性和解释力，同时也再次反映了该领域治疗中的诸多难点。 因为对植物人等意识障碍患者的状态和恢复潜力仍很难精准地判定，医生和家属在治疗和护理等决策上面临很大的困难。而且相比其他严重疾病，患者缺乏可观察到的行为反应，这导致在治疗和护理的问题上，家属和医生根本无法倾听病床上他们的意见，因而治疗技术问题同时也可能成为一个伦理问题。如果患者看似没有反应的外表之下，确实保留有自我意识，但却无法将自己的想法通过某种方式传播出来，一旦因此被放弃治疗或者消极治疗，导致后期恢复进展无从获知，认知康复无法进行，这显然加剧了相关伦理问题的严重性。 从这点来看，最新研究可以说提供了一些积极的信号。当有更多认知运动分离的现象识别出来时，这些细微的证据或许就可以指引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更深入的检查分析，帮助寻找与他们沟通的方式，从而更好地倾听到他们自身的想法。至于这种更准确的识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随后的治疗效果，相关现象到底有多普遍，仍有待未来更大规模的研究来探索。 就目前而言，由于意识研究进展有限，大量的问题还没有答案。最新研究至少进一步支持了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脑电图等技术方法应用于该领域。根据临床数据，在视听、语言、运动等行为评估的基础上，辅以这些方式对大脑的反应加以侦测，预计可以提高识别的水平，而且，两种成像技术共同使用会比单用一种方式更灵敏。进一步优化、推广这些方法，不仅有助于更广泛地识别认知运动分离案例，也能相应地减少有关的伦理风险。
车祸、中风、溺水、饮酒过量……当这些不幸造成大脑严重受伤后，人可能会陷入昏迷等无意识的状态。昏迷的人看似睡眠状，实则大脑神经功能受损，对外部刺激没有反应。如果随后包括脑干在内的大脑功能都不可逆地停止了，就进入了脑死亡的状态，根本无法自主呼吸，此时如果再撤掉支持治疗的设备，那么心脏也会停止跳动。
但若昏迷的人并未脑死亡，一段时间后也未完全恢复意识，参与治疗的医生和家人就会面临一系列难题，包括如何界定患者当前的状态，如何开展后续的治疗，以及患者究竟何时才会苏醒过来。对于能睁眼，会睡觉，也能自主呼吸的患者，如果一个月了还不能与外界互动交流，明显缺乏自我意识，可能会被归为植物状态，也就是俗称的植物人。但如果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患者间歇性地有一定自我意识，则会被归为微意识状态。
然而不论是何种反常状态，由于这样微弱的意识产生于大脑内部，且患者的行为通常不稳定，当用标准昏迷恢复量表去评估他们的反应时，这类意识障碍的恢复状态并不容易区分认定。2006年，剑桥大学认知和脑科学研究人员就通过实验证实了一种惊人的现象。当时，一名因车祸而导致颅脑重度损伤的年轻人时隔五个月后，仍然没有反应，因而被专家组临床诊断为植物人。
但研究人员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其大脑时，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当向其发出语言指令，要她想象自己在打网球的话，其大脑辅助运动功能区能观察到显著的活动，而这种神经反应与健康人大脑中观察到的是极其相似的。相关研究发表在《科学》杂志，而透过这一案例也揭示了一种现象，通过传统观察行为的方式临床评估为植物状态的人，实际上可能是有意识的。
2012年8月28日，福州市闽侯县尚干镇乌门村，77岁的林国龙拉起二胡名曲《梁祝》，以唤起“植物人”老伴的思维和记忆。视觉中国|图
这种表里不一致的现象被称为认知运动分离。在过去近二十年里，有越来越多的意识障碍研究观察到这种现象，所报告的发现率介于10%到20%。也就说，有相当一部分严重脑损伤患者，虽然行为上对外人的指令没有反应，但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脑电图等检测方式，能够探测到大脑在执行认知任务。不过，这类研究大多样本量很少，因此得出的结论颇为受限。
而最近，哈佛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的临床神经科学家，收集了更多意识障碍者的相关数据，对认知运动分离这一现象进行了更系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样本中识别出的这类现象占比达到约25%，接近四分之一，明显超过此前报告中的比例。而考虑到多重外在因素，这一比例显然是低估的，实际占比可能更高。
之所以说四分之一的占比仍可能是低估的，这是因为大脑对指令的反应要想被机器识别到，需要调动一系列认知能力持续性地给出回应，而这可能比回应床边人们发出的指令要求更高。作为对比的一个例证是，在最新研究中，即使那些行为上对外人的语言指令有反应，且反应能被肉眼看到的认知障碍患者，也并非百分之百能在执行认知任务时被机器识别出来。
事实上，最新研究样本中，这一比例仅为38%，约占三分之一，只是明显要高于无反应患者中认知运动分离的比例。相关研究2024年8月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看似失去意识的人可能实际上有意识,而且比例并不低，如果这一隐藏的事实尽早被医生和家属知道，那么对他们而言，不仅情感上是一种慰藉，对后期的治疗和护理可能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因为有研究表明，识别出认知运动分离的患者相对来说会更快恢复，预后也更好。
不过，要想更准确地理解最新研究中发现的数据，还需对样本情况有所了解。不同于普查和严谨的随机抽样调查，最新研究中意识障碍患者的数据是基于方便的原则，从多个地方获取的，共有350多个。其中没有可观察反应的240多个参与者，行为诊断方面涉及昏迷、植物状态、微意识状态等情况。因为开展相关的检查以及临床、行为数据收集，需要同时具备专业人员和专门技术条件，而全球具有这样评估条件的机构是很有限的，这极大地限制了样本的规模。因此，即便三百多个样本在同类研究中已属较大规模，但相关结论却很难推广到整个患者群体中。
就已纳入分析的人而言，识别为认知运动分离的人，更多的是受过外伤有一段时间了，并且年龄相对偏小，中位数年龄约30岁。虽然能被分析到的患者既有仍处在重症监护室的，也有熬过受伤后最危险的那段时间的，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对后者而言，相比那些被放弃治疗的人，以及回家护理的人，这些人有机会接触先进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脑电图等研究设备，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幸存偏差。这些也会影响到数据的代表性和解释力，同时也再次反映了该领域治疗中的诸多难点。
因为对植物人等意识障碍患者的状态和恢复潜力仍很难精准地判定，医生和家属在治疗和护理等决策上面临很大的困难。而且相比其他严重疾病，患者缺乏可观察到的行为反应，这导致在治疗和护理的问题上，家属和医生根本无法倾听病床上他们的意见，因而治疗技术问题同时也可能成为一个伦理问题。如果患者看似没有反应的外表之下，确实保留有自我意识，但却无法将自己的想法通过某种方式传播出来，一旦因此被放弃治疗或者消极治疗，导致后期恢复进展无从获知，认知康复无法进行，这显然加剧了相关伦理问题的严重性。
从这点来看，最新研究可以说提供了一些积极的信号。当有更多认知运动分离的现象识别出来时，这些细微的证据或许就可以指引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更深入的检查分析，帮助寻找与他们沟通的方式，从而更好地倾听到他们自身的想法。至于这种更准确的识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随后的治疗效果，相关现象到底有多普遍，仍有待未来更大规模的研究来探索。
就目前而言，由于意识研究进展有限，大量的问题还没有答案。最新研究至少进一步支持了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脑电图等技术方法应用于该领域。根据临床数据，在视听、语言、运动等行为评估的基础上，辅以这些方式对大脑的反应加以侦测，预计可以提高识别的水平，而且，两种成像技术共同使用会比单用一种方式更灵敏。进一步优化、推广这些方法，不仅有助于更广泛地识别认知运动分离案例，也能相应地减少有关的伦理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