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 | 舒芜和我

朱正旧影。秦颖 | 摄

我是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去参加《鲁迅全集》的工作，到了北京，才和舒芜开始交往的。自从1954、1955年反胡风运动以来，他就是大大的名人了，我当然早就知道他了。那时他大约已经看过我在不久前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他有什么事到出版社来，也就每每顺便到我房间里来坐坐，我们也就像老熟人一样随便谈谈。

有一回，谈起反胡风这件事，我对他说：他们要你写批判胡风的文章，你就写一篇批判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文章不就行了吗，何必把那些信抖出来。他就向我说明了为什么不写文艺理论性质文章的原因。他说：我从南宁调到北京来，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冯雪峰和我谈话，问我愿意做什么工作。我就想：冯雪峰难道不知道我一直是搞文艺理论的吗？他这样问，就是不想让我搞文艺理论了。于是答道：我愿意编辑古典文学，这样我就被安排到了古典文学编辑室。这一次要我写批判胡风的文章，大约也不会要我从文艺理论角度来写，想来想去，于是用胡风的来信写了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大家都知道，后来就是以舒芜的这篇文章为基础，改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的。

我们交往不久，舒芜就写了一篇《鲁迅研究中的科学考证——读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他对这本书作了充分的肯定：“朱正运用这些材料，参以其他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加以绵密的方法，纵横参伍，推求检核，较其异同，穷其原委。每立一说，有主证，有旁证，有反证；每破一说，既指其误，更求其所以致误之原由曲折，结果正如冯雪峰的评价：‘你确凿地指出了许先生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指正本身已很有说服力。’”同时又指出我的不足：“……现在也不能说关于鲁迅的这类材料已经足够。即如上述鲁迅的母亲生病，已经到了发电急召长子来省的程度，何以鲁迅回北平后的日记书信中又未见母病已如何严重呢？朱正没有解释，读者难免怀疑。这就要对照周作人当时的日记，联系周作人与鲁迅的矛盾，方能说得清楚。朱正显然未见周作人日记，才留下这个缺憾。”这是确实的，我写《鲁迅回忆录正误》的时候，确实没有看过周作人的日记。后来我看过了，知道了有关情况，在《周氏三兄弟》一书中就把这一点写清楚了。

王瑶教授于1989年12月13日在上海去世，我写了一副挽联：“修文修史称双绝，为父为师此一人。”写好以后，我拿给舒芜去看看，问他行不行。他看了，说：“称”字和“此”字对不起来。改做“真双绝”吧。又说：“给我搭一个名字吧。”于是这副挽联就以“舒芜朱正同挽”的落款挂在灵堂里了。

我写的书，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只有一本。这本书1998年5月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初版的时候书名是《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我在准备写作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了舒芜，说了我的这个计划，并且告诉他：我准备在书中引用他的杂文《说“难免”》以及回忆文《历史需要我们作证》。1993年9月22日他给我回信说：

……这当然同五七年之事大有关系。所以我非常拥护您的《两家争鸣》的写作，当今之世，胜此任者，能过于吾兄者，恐怕很少。顷有常来谈的一位女博士，也在撰写纪述这段历史的书，她很有理解，也看了不少材料，我相信她能写出像样的东西，但是她究竟年龄差了一代，没有亲身直接体验，这一缺点是难以弥补的。尊作将涉及拙文《说“难免”》《历史需要我们作证》，甚是荣幸，当然完全同意。

到1993年年底，我这书的初稿算是写出来了，大约四十万字。它一年写成，写作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写成之后，想联系一个出版的地方可就极不顺利了。前后找过十来家出版社，都没有成功。我就想起了一个化整为零的办法，把一些可以独立的章节先拿到刊物上去发表。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那时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的《黄河》双月刊担任副主编，我就把书中一章寄给了他。这一章就以《五十年代的中国文艺界》为题在《黄河》1995年第五期刊出，我就寄了一本刊物给舒芜。

1995年10月16日他给我的回信说：

《黄河》前已收到。大文极佳，当即介绍给许觉民兄看。有些事当时知道，有些事当时不知道，系统重温，感慨甚多。如艾青、企霞谈论别人谁是右派，不虞自己先成右派;田汉、信芳批祖光，不知几年后自己所遇更酷;远在延安，王子野即是丁玲的批判者：这些事都令人深思，真得有上帝那样俯瞰的角度，才能够把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悲剧的全景，看得周全。即此一章，已见全书之有功于世道矣。何日出版，企予望之。 蓝翎《龙卷风》也是好书，想已见到。

1998年2月20日舒芜兄又来一信，提醒我注意一项他刚刚见到的新材料。他信中说：

昨读《百年潮》今年第一期，有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一文，其中说1947年毛泽东即已有“打倒蒋介石之后便要反右”的理论，请示斯大林，而斯大林则1948年复电认为此论过左，应让中间党派长期存在，应与之长期合作，等等。我觉得这个材料很重要，与吾兄研究反右运动有极大关系，特此奉告。长沙买得到《百年潮》杂志否?如不易找到，又需要这材料，请即复示，我可以复印奉上。

即使就凭信中这简单的几句，就可以感到这材料对我这本书的极端的重要性了。于是立刻把它找来。正好这时这本书得到了一个出版的机会，我正在对书稿作最后的整理和定稿，还来得及把这个材料补上去。现在河南版第87-88页的这两段，就是根据舒芜兄提示的线索补上去的。

舒芜与朱正，摄于1998年。

邱路是杨奎松的笔名。他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的第九章“米高扬密访西柏坡”内容就是《百年潮》上的那一篇（字句稍有改动）。

 1998年5月，这书在拖了四五年之后终于出版了。收到样书，即分寄友人。6月3日，舒芜就来信了：

大著收到，真值得祝贺。

昨天，半下午加半晚，大致翻一过，真佩服工夫之细，条理之清，思想家与学者之统一，史笔与文心之融会，我以为真乃信今传后之作。尽管您说是“阉割本”，尽管只印了三千册（朱注：他少看了一个〇，是三万册），今日而能印出来，就很好了。印的是五月份出版，实际上我六月一开始就拜读，这也算是快了。

一向以为，圣衷虽早就反右，但五七年具体的庙算，起初并非阳谋，而是事情正在变化，一下子改变了原来的反三风计划，后才说是早就阳谋。大著以确凿史料证明鄙见，受教极感。

关于定案处理，似颇有可补。如六等定案的具体条文，似可引用出来，加以分析。又，人文社（朱注：即当时舒芜兄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右派中，真送劳教者，记只一人。古典部右派，绝大多数留用。去北大荒者，非作为强制性处分，而是召集右派，大报告号召，“自愿自动”报名，批准你去还是应你的请求。事实上当然个个都“自愿自动”报了名，心中也明知报了名也未必一定去，不报名也有别的办法要你去。而留在机关之中，又有真正仍做编辑工作者，有把你派到南口绿化大队长住者，情况不一。头面人物之中，如章伯钧，仍有小汽车，不过不是红旗牌，换了较次的。凡此种种，皆有微妙运用，也有偶然性，似大可搜集起来，在末尾再加一章也。尊意以为何如?

这封信的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书中的不足之处：“似颇有可补。”像六个等级的处理办法的具体条文，书中当然是不能缺少的。我作为过来人，曾经在本单位宣布处分决定的大会上亲聆了这六条。可是要写进书中，不能只凭记忆中不太清晰的印象，要有文字根据。一时没有找到，就只好任它空在那里了。舒芜兄指出这个缺点，是十分中肯的。后来我在《周恩来年谱》中找到了1958年1月29日国务院第六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这一文件的摘要，我就据以补进书的新版中了。

这以后舒芜又多次来信，对这本书提意见。1999年11月21日舒芜来信：

顷读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极有学术价值，不知曾寓目否？书中关于1947年11月30日，毛致斯电说胜利后一切民主党派都要退出舞台一事，以为俄译如此，未必准确，而中文原本未见，难以核对。但是书中另引另一文件，写于此前一个月（1947.10.27），明言胜利后对资产阶级要打击而非打倒，“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我以为，这更可以说明反右是建国前的既定战略步骤，吾兄以为何如?

这当然是他对我这部书的一个极重要也极中肯的意见，已经增补进新版中了，不过不是据杨书转引，而是直接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573—574页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12页。我写东西，凡有可能直接引用的，就尽量避免转引。

程千帆先生也很看好我的这一本书，他收到我的赠书，即于1998年8月7日写信给我：

大作带病读之月余，仍是匆匆，欲罢不能。若中国不亡，世界尚有是非，此书必当传世。不虚美，不隐恶，是以谓之实录。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古之良史，何以加焉。妙在既纯是考据，又纯是褒贬,佞人无如之何，正人大为之吐气，一把刀割两面也。

1998年6月22日程先生写信给舒芜，评论我的这本书，信中有这样一句：“朱正可称汉学家，其书深得戴段钱王之妙，兄意云何?”

1998年9月21日舒芜将程千帆先生给他的这一封信复印了一份寄我。舒芜在附信中说，这个评语“尽合我心”。后来他即以《戴段钱王之妙》为题写了一篇文章，肯定我的研究之作。这篇文章中说：

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王鸣盛都是清代朴学大师。钱王以朴学治史，在中国史学史上属第一流。我体会千帆的意思大概是，朱正也是以朴学治史，继承了戴段钱王的传统，其书不是一般的政治事件记述，而是可以信今传后的当代良史。

舒芜的这篇文章是评论我的一篇杂文《赦免麻雀的“说法”》：“原来这只麻雀的解剖，终于会提到这样的高度，不是麻雀有什么特别，而是解剖者的方法和眼光自有殊胜之处。戴段钱王之学的精粹也就在此。”

2003年我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周氏三兄弟》一书，给舒芜送去了一本。他即写了一篇书评《周氏三兄弟》。说：“至于阅读本文，老实坦白一句，本来我觉得周氏三兄弟的事，大概我都知道，这里不会有多少新的东西。结果大谬不然。”对书中内容作了肯定，结尾说：“对于这本书，我也有未尽满足处。鲁迅周作人兄弟终生失和之后，一面分道扬镳，一面又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一致意见，对彼此的作品一面互相疵笑，一面又有互相激赏；一面断绝往来，一面又有千丝万缕的割不断的间接联系：对于这些，这本书里面触及得不够。但是说来话长，且从略吧。”

1999年花城出版社秦颖和我合作主编一部《思想者文库》，其中有舒芜的一本《我思，谁在？》，作者让我编选并且作序。书出以后，友人朱健来信，责备书中未收《致路翎的公开信》，我即写了《答朱健》一文，回答说：

据我看来，你所以提出这个意见，并不是因为少收了一篇文章，而是因为少收的这一篇正好反映了他的那个重大的过错。不收这一篇，岂不是在美化作者，蒙哄读者吗。我想，不但我没有这个意思，舒芜本人也没有这个意思。证据就是他自己编的《回归“五四”》一书，其中就收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这两篇（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76-311页），可见他并没有想要隐瞒这些。

对于舒芜其人，特别是对于他在胡风冤案中的责任，我已经在《我思，谁在？》序中简单说了一下我的看法。是的，这件事他是错了，是错得很厉害。已经错了，怎么办呢？时光又不能倒流，生活又不能重来一次。认了错还不行，你要他怎么办呢？……我们把向前看的原则也多少用一点到舒芜身上，行不行呢？

2006年吴永平写了一本《舒芜胡风关系史证》，想找人作序。他写信和舒芜商量：“朋友们建议我找位名人为《舒芜胡风关系史证》写个‘序’，您的意见如何，能否介绍一位？”舒芜回复：

作序人选尚待考虑。一要名人，二要公正客观科学，三要不涉嫌疑，四要与您熟悉，最好您直接求序，我不出面去求。初步想到的是朱正，名人、科学两条都符合，您大概不熟悉他，但不妨直接去找，他会肯的，即使我去找他也无大妨，只是我曾经发表过两篇赞美他著作的书评，他现在来写此序，未免处于嫌疑之地，人家容易揪这个小辫子。其次想到的是邵燕祥，他也是名人，大概也还公正科学，我没有赞美过他，没有嫌疑，但他与我不算熟悉，您若求他，他肯不肯还难说。此外还没有想到别人，尚待再想。

就这样，我就在2006年12月6日为这本书写了一篇短序。最后说：

承吴永平先生不弃，嘱我为这部大着写序。我即匆匆拜读了一下他发来的书稿，十分佩服，于是写下以上一些读后感交卷。我怕的是，我对这部大著佳妙之处领会不深，短序难免不足不妥之处，这就有待吴先生和读者诸君的指教了。

2006年12月2日，舒芜向吴永平推荐我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修订本）》和《重读鲁迅》这两本书，他在信中说：

我们要的是新朴学，比清儒的新，大概就新在与文化人类学相结合。借古语表达，或可谓之“知人论世”之学。我所见者，朱正先生最擅此法。他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修订本）》和《重读鲁迅》是不朽的。

12月22日，舒芜又在信中说：

他的考据工夫，程千帆赞为“戴段钱王之风”，他自己说是读中学时爱好几何的影响。这两本书，他自己说一是考据之学，一是义理之学。其实《重读鲁迅》中的义理，仍然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例如关于民权保障同盟的考证，就非常精确可佩。他是以完全崇拜鲁迅起步，而现在能够这样平等对待鲁迅，能够这样申鲁迅之是与正鲁迅之非并举，尤其可贵。是不是？他现在正重写《鲁迅传》。

录入至此，联想起舒芜兄力劝我学习用电脑写作。他自己是老早就用电脑写作了。他一再向我说用电脑写作的种种好处，在他的力促之下，现在我也用电脑写作了。

舒芜去世。他的女儿要我写一篇三百字的墓志铭。我以此遥祭奠亡友：

舒芜姓方，讳管，字重禹，舒芜其笔名也。桐城人。曾祖讳宗诚，字存之，理学家，尝入曾国藩幕。祖讳守敦，字常季，有诗集行世。考讳时乔，字孝嶽，为中山大学教授。舒芜幼承家教，自学成才，甫二十二岁即应聘为副教授。所著《论主观》、《说“难免”》诸文出，举世为之一惊。终以右派获罪，沦为贱民者二十有一年。其后文章愈益精进，宁乡程丈会昌许为读书敢写种子，信然。公元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八日病卒于北京，享年八十有七。十一月归葬桐城先茔之侧。德配陈沅芷，湘人，已先横死于文革之乱。有子一，名朋，女二，名菲，名竹，皆足以继其家声云。又一女早夭，名林。铭曰：禹鼎铸象，罔两存形；心仪德赛，哀彼妇人；遗文八卷，历久弥新。老友歙县朱正拜撰。2009年8月27日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