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三个月写一篇稿子的记者，是好选择吗？| 记者手记
2024-11-22 20:00:00 2013年6月4日，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高三班教室。（视觉中国/图） 《读者》是我母亲最喜欢的杂志。她和她的女同事们，人生所有的劳动时间，都消耗在银行防弹玻璃后的一个个格子间里。我们的城市紧靠澜沧江，每天早上6点，城市里的杂志爱好者们，脱下裤子，深吸一口气，在厕所里毕恭毕敬地翻阅《读者》，拉绳水箱就悬在头顶，有时，澜沧江的水会滴落下来，那是杂志爱好者最为焦虑的时刻。 我没有从母亲那里继承对银行工作的向往，只继承了在拉绳水箱下对《读者》的向往。 有一天，我在《读者》的角落里注意到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的故事，说一位知名钢琴作曲家，在26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钢琴。那时我在练习小提琴和钢琴，迫于经济压力，我很长一段时间用的是声音像锯木头一样的练习提琴，至于钢琴，最早的几个月，我就假装音乐课本背面的黑白按键是真实存在的雅马哈。但这些怎么会让人享受音乐呢？在某次表演中，台下的人都在嘲笑我。表演结束，我的一位好朋友跑到我跟前说，苏有鹏，你确实不太适合音乐。 《读者》上的故事为我带来了光明，原来，26岁学习钢琴也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作曲家。于是，14岁，在厕所里的我，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选择，小提琴也好，钢琴也好，统统不学了，26岁再学也不晚。更重要的是，之后面临任何选择，都可以勇敢一些，因为26岁也可以成为杰出作曲家，在任何时候开始任何事，都不晚。 不久前，我的一篇报道讨论的主题，就是“选择”。 报道名叫《“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一群北大师生的教育实验》，讲的是一个北大的研究团队，跑到宁夏，为当地的贫困学生提供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他们认为，农村学生完全是因为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所以浪费了分数，没有去到更好的大学。 稿子采访了两个月，我一直很好奇，被帮助的学生，有没有幻想过，如果当年自己没有去到这个“更好”的学校，大概会过一种怎样的人生。他们都说，从来没想过，并且，让我意外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被干预之后的决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到底有没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我最近一次为人生做出的选择，是选择改变了工作的考核方式。曾经，我一个月写过19篇稿子，以至于被不相识的人写进了一篇文章中讥讽为“牛马”。但现在，或许要花三个月才能完成一篇稿子。我对周围人说，接下来的工作，是要向语言的尽头跋涉。 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即将要面对的艰难，直接让我回想到在缅甸实习的日子。那个城市的南部尽头是莫塔马湾，纬度很低，我有时怀疑，橘色的太阳能把印度洋的水烫到沸腾。通往实习报社的路上，有一个菜市场，当地政府拉着绿色网格状的防晒网，但每个月仍然有人被晒到住院。每到下午4点，菜市场里提前宰杀的鱼虾散发出腐烂的腥臭，无毛的流浪狗和黑色的鸟像豆粒，某种类似于重力一样的规律，让它们密密麻麻地聚在一起撕咬，又在转瞬间滚落到四周太阳照射不到的角落。腥臭、海水的咸腥味、刺鼻的香料、无毛狗牙齿上残留的肉渣、此起彼伏的异域音乐，每次前往报社，我都觉得是在一片陌生的荒原中苦苦跋涉。 那段时间，每个周六、周日、节假日，我都坐在单位的办公桌前，要阅读的资料似乎无穷无尽。《“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一群北大师生的教育实验》的素材里有上万条聊天记录，很多细节连当事人都记不清了，但我来回看了三遍，和采访资料对应，再向当事人求证。 但我还是小瞧了要面临的困难，考核压力、带实习生的压力，还有来自我们楼层保洁阿姨的社交压力。第一位保洁阿姨是一个河南人，她喜欢和别人讨论她在河南老家读书的儿子，刚开始，她说，要是她儿子以后像我一样，天天来办公室认真工作就好了。我们就这样天天见，见了快俩月，一天，她告诉我，人还是得有自己的生活。第二位保洁阿姨有点内敛，我曾瞥见，没人时，她在沙发上躺着，开心地和朋友视频聊天，听到我的声音，马上安静。见面久了，她终于主动和我搭话，一次，她问我，我到底做的是什么工作，因为我做的事情一定和其他人不一样，否则为什么需要一直来办公室呢？ 还有一个同事，去年见面时，她习惯性跟我打招呼，问这周哪篇稿子准备上报纸，今年，她打招呼的方式变了：哦，原来你还在我们报社呀！ 广州的太阳不会把海水烫到沸腾，但这些话语足以让我眩晕。我不由地想，成为一个三个月才写一篇稿子的记者，是不是一个好选择？ 和那些从没想过去另一个学校的高考生不太一样，我想过，如果我没有做这个选择会怎样，稳定的收入和稳定的存在感，大部分工作能做到驾轻就熟，偶尔挑战一下自己，还可以把一个专业领域钻研得很透。 事实上，真实的生活是，哪怕洞悉了每个选择的全貌，人们也不一定会做出那个“更好的”决定。 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些人都会聊到，他们原本知道什么才是“更好的”选择，但迫于生计、家庭，或者就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偶发因素，放弃了。 在采访时，我很好奇，放弃“更好的”选择这件事儿，究竟有没有蕴含着必然性。直到我想到自己，想到我在每个季节最灿烂的日子里沉默，直到每个季节的余光殆尽之时，才能好好打量珠江上的月儿阴晴圆缺。我的选择到底蕴含了多少的必然？ 一种必然或许是，我认为读者永远值得享受一次更愉悦的阅读。若干年前，在大学时阅读《南方周末》，我是个不安分的读者，会批评上面的稿子。在我看来，我花了钱，值得享受更好的阅读体验。有一次，某篇报道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于是我发了长长的留言，没想到还被精选了，一位新闻系的老师过了几天告诉我，她看到了我的留言，觉得批评得有道理。 就在那位作曲家据说开始学习钢琴的26岁，我毕业了，进入报社。我怀揣这个故事，从14岁开始一直勇敢地做着各种选择，直到今天。因为，《读者》角落的故事告诉我，任何时候做任何事，都不会晚。我也不会去复盘每一个选择是不是“更好的”那个，正如报道中的主人公们，他们告诉我，整个项目推进过程中，没人泼冷水，没人吵架，做就行了。 但生活的另一个真相或许是，不一定要“更好的”选择才能通向让人欣慰的结果。正如报道的评论区，有人会说，他们会记住北大团队在宁夏做的事情一样，我在微博上刷到一位网友提到，看了这篇报道，觉得订阅《南方周末》是值得的。 不久前，我详细查阅了那位作曲家的履历，想搞清楚，他是如何在26岁开始学钢琴的。事实是，他4岁开始学小提琴，之后走学院路线，和在所有杂志角落道听途说的故事一样，他可能并不是在26岁开始学习钢琴的。但或许故事的真假已经不重要了。 就像我的记忆也虚虚实实，回忆三次之后，我无法再确凿地回答，这个故事到底是从《读者》看到的，还是《意林》。 就让我继续在每个季节最灿烂的日子里沉默，之后继续向语言的尽头跋涉吧。 获取更多RSS：https://feedx.net https://feedx.site
2013年6月4日，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高三班教室。（视觉中国/图）
《读者》是我母亲最喜欢的杂志。她和她的女同事们，人生所有的劳动时间，都消耗在银行防弹玻璃后的一个个格子间里。我们的城市紧靠澜沧江，每天早上6点，城市里的杂志爱好者们，脱下裤子，深吸一口气，在厕所里毕恭毕敬地翻阅《读者》，拉绳水箱就悬在头顶，有时，澜沧江的水会滴落下来，那是杂志爱好者最为焦虑的时刻。
我没有从母亲那里继承对银行工作的向往，只继承了在拉绳水箱下对《读者》的向往。
有一天，我在《读者》的角落里注意到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的故事，说一位知名钢琴作曲家，在26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钢琴。那时我在练习小提琴和钢琴，迫于经济压力，我很长一段时间用的是声音像锯木头一样的练习提琴，至于钢琴，最早的几个月，我就假装音乐课本背面的黑白按键是真实存在的雅马哈。但这些怎么会让人享受音乐呢？在某次表演中，台下的人都在嘲笑我。表演结束，我的一位好朋友跑到我跟前说，苏有鹏，你确实不太适合音乐。
《读者》上的故事为我带来了光明，原来，26岁学习钢琴也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作曲家。于是，14岁，在厕所里的我，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选择，小提琴也好，钢琴也好，统统不学了，26岁再学也不晚。更重要的是，之后面临任何选择，都可以勇敢一些，因为26岁也可以成为杰出作曲家，在任何时候开始任何事，都不晚。
不久前，我的一篇报道讨论的主题，就是“选择”。
报道名叫《“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一群北大师生的教育实验》，讲的是一个北大的研究团队，跑到宁夏，为当地的贫困学生提供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他们认为，农村学生完全是因为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所以浪费了分数，没有去到更好的大学。
稿子采访了两个月，我一直很好奇，被帮助的学生，有没有幻想过，如果当年自己没有去到这个“更好”的学校，大概会过一种怎样的人生。他们都说，从来没想过，并且，让我意外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被干预之后的决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到底有没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我最近一次为人生做出的选择，是选择改变了工作的考核方式。曾经，我一个月写过19篇稿子，以至于被不相识的人写进了一篇文章中讥讽为“牛马”。但现在，或许要花三个月才能完成一篇稿子。我对周围人说，接下来的工作，是要向语言的尽头跋涉。
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即将要面对的艰难，直接让我回想到在缅甸实习的日子。那个城市的南部尽头是莫塔马湾，纬度很低，我有时怀疑，橘色的太阳能把印度洋的水烫到沸腾。通往实习报社的路上，有一个菜市场，当地政府拉着绿色网格状的防晒网，但每个月仍然有人被晒到住院。每到下午4点，菜市场里提前宰杀的鱼虾散发出腐烂的腥臭，无毛的流浪狗和黑色的鸟像豆粒，某种类似于重力一样的规律，让它们密密麻麻地聚在一起撕咬，又在转瞬间滚落到四周太阳照射不到的角落。腥臭、海水的咸腥味、刺鼻的香料、无毛狗牙齿上残留的肉渣、此起彼伏的异域音乐，每次前往报社，我都觉得是在一片陌生的荒原中苦苦跋涉。
那段时间，每个周六、周日、节假日，我都坐在单位的办公桌前，要阅读的资料似乎无穷无尽。《“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一群北大师生的教育实验》的素材里有上万条聊天记录，很多细节连当事人都记不清了，但我来回看了三遍，和采访资料对应，再向当事人求证。
但我还是小瞧了要面临的困难，考核压力、带实习生的压力，还有来自我们楼层保洁阿姨的社交压力。第一位保洁阿姨是一个河南人，她喜欢和别人讨论她在河南老家读书的儿子，刚开始，她说，要是她儿子以后像我一样，天天来办公室认真工作就好了。我们就这样天天见，见了快俩月，一天，她告诉我，人还是得有自己的生活。第二位保洁阿姨有点内敛，我曾瞥见，没人时，她在沙发上躺着，开心地和朋友视频聊天，听到我的声音，马上安静。见面久了，她终于主动和我搭话，一次，她问我，我到底做的是什么工作，因为我做的事情一定和其他人不一样，否则为什么需要一直来办公室呢？
还有一个同事，去年见面时，她习惯性跟我打招呼，问这周哪篇稿子准备上报纸，今年，她打招呼的方式变了：哦，原来你还在我们报社呀！
广州的太阳不会把海水烫到沸腾，但这些话语足以让我眩晕。我不由地想，成为一个三个月才写一篇稿子的记者，是不是一个好选择？
和那些从没想过去另一个学校的高考生不太一样，我想过，如果我没有做这个选择会怎样，稳定的收入和稳定的存在感，大部分工作能做到驾轻就熟，偶尔挑战一下自己，还可以把一个专业领域钻研得很透。
事实上，真实的生活是，哪怕洞悉了每个选择的全貌，人们也不一定会做出那个“更好的”决定。
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些人都会聊到，他们原本知道什么才是“更好的”选择，但迫于生计、家庭，或者就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偶发因素，放弃了。
在采访时，我很好奇，放弃“更好的”选择这件事儿，究竟有没有蕴含着必然性。直到我想到自己，想到我在每个季节最灿烂的日子里沉默，直到每个季节的余光殆尽之时，才能好好打量珠江上的月儿阴晴圆缺。我的选择到底蕴含了多少的必然？
一种必然或许是，我认为读者永远值得享受一次更愉悦的阅读。若干年前，在大学时阅读《南方周末》，我是个不安分的读者，会批评上面的稿子。在我看来，我花了钱，值得享受更好的阅读体验。有一次，某篇报道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于是我发了长长的留言，没想到还被精选了，一位新闻系的老师过了几天告诉我，她看到了我的留言，觉得批评得有道理。
就在那位作曲家据说开始学习钢琴的26岁，我毕业了，进入报社。我怀揣这个故事，从14岁开始一直勇敢地做着各种选择，直到今天。因为，《读者》角落的故事告诉我，任何时候做任何事，都不会晚。我也不会去复盘每一个选择是不是“更好的”那个，正如报道中的主人公们，他们告诉我，整个项目推进过程中，没人泼冷水，没人吵架，做就行了。
但生活的另一个真相或许是，不一定要“更好的”选择才能通向让人欣慰的结果。正如报道的评论区，有人会说，他们会记住北大团队在宁夏做的事情一样，我在微博上刷到一位网友提到，看了这篇报道，觉得订阅《南方周末》是值得的。
不久前，我详细查阅了那位作曲家的履历，想搞清楚，他是如何在26岁开始学钢琴的。事实是，他4岁开始学小提琴，之后走学院路线，和在所有杂志角落道听途说的故事一样，他可能并不是在26岁开始学习钢琴的。但或许故事的真假已经不重要了。
就像我的记忆也虚虚实实，回忆三次之后，我无法再确凿地回答，这个故事到底是从《读者》看到的，还是《意林》。
就让我继续在每个季节最灿烂的日子里沉默，之后继续向语言的尽头跋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