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考试卷子，检查的时候发现两个答案不知道选哪个，该不该改答案？
这道题是有诺奖级别的正确答案的。 先说结论： 假设你完全不知道答案，改答案与不改答案答对题目的概率完全一样的情况下。 结论 1：如果该考试只是一场普通考试，对你的未来没有太大影响，那么你不应该改答案。 结论 2：如说这是一场可以决定你人生重大决策的考试，比如高考，而这道题正确与否又有关键决定作用，那么你应该修改答案。 结论 3：无论以上哪种决策，都是次优解。最优解是： 抛一枚密度均匀的硬币，如果正面，则修改答案；如果反面，则不修改答案（反之也可，看你的习惯和心情）。走出考场后，把这事儿忘掉。 目标：最大程度上避免后悔 得出以上结论的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所有三个决策，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最大程度上避免后悔。 讨论“选错后后悔”而非讨论“选对后高兴”，是因为人们面对客观上同等数量的收益或损失时，损失更加令人们难以承受，同样的损失带来的负效用是同样收益的正效用的 2.5 倍。[1] 收益 / 损失价值曲线 放到这个场景中，就是答错题带来的不爽的感觉是答对题带来爽感的 2.5 倍。因而我们更应该讨论如何避免答错题带来的不爽。 这个现象叫做“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是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其提出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正是由于提出该理论获得了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结论 1 的导出： 既然确定了我们的议题是讨论如何最大程度上避免后悔，再回到这个场景中，我们会发现做错题目的可能性其实有两种。 A 本来的选择是错的，不改选项，还是错的。（不行动导致后悔） B 本来的选择是正确的，改了选项，结果改错了。（行动导致后悔） 那么 A、B 两种情况下，哪一种会更加后悔呢？ 卡尼曼教授在前景理论中同样给出了答案，是 B。 相比不行动，人们对行动导致的消极结果会更加后悔。这个现象叫做“行动效应（action-effect）”，是“后悔研究”中最著名的，可复现的，且在跨文化场景中均得到验证的结论。 由以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1，为了最大程度上避免后悔，你不应该修改答案。 拓展讲一下，卡尼曼教授设计的“行动效应”的经典场景是这样的： 场景 A： 保罗先生拥有 a 公司的股票，过去一年时间里，他考虑过换持 b 公司股票，但是他决定不这么做，现在他发现，如果当时他换持 b 公司股票，他的收入会比现在高出 1200 美元。 场景 B： 乔治先生拥有 b 公司股票，在过去一年时间里，他转投 a 公司的股票，结果他发现，如果他继续持有 b 公司股票，他的收入会比现在高出 1200 美元。 针对以上 A、B 两个场景，138 名参与者中有 92%的人认为乔治先生（行动者）要比保罗先生（不行动者）产生更强烈的后悔情绪（虽然客观上讲，两个场景的损失是完全相同的）。 对比这个问题的 A、B 两个可能，是不是几乎一模一样？ 这个实验还有诸多延伸，最切题的，是一项以香港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2]。在这项研究中使用了如下场景： “约翰正在参加一场考试，考试结束后，约翰检查了自己的答案，考虑是否更换一个答案。约翰需要做出决定，是保留自己的第一选择不更换，还是改变自己的选择换一个选项。” 对比一下这个场景设计和这个问题，是不是连“几乎”都可以去掉了？它们就是一模一样。 不仅如此，这个研究中，研究者的目的并非仅仅在不同的文化场景中简单复现行动效应，而是让试验参与者针对是否后悔的结果反推约翰的决策。 这个实验场景接下来的描述是这样的： “约翰最终做出了更换选项或不更换选项的决定，但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做了哪种决策，我们知道的是，在知道考试结果前，约翰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 / 不后悔。”，然后让参与者判断约翰是改了答案还是没改答案。 请品鉴，这个问题是不是简直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量身定制的？ 这个实验的结果，是再后悔的情况下，80%的参与者认为约翰改了答案；而在不后悔的情况下，只有 51%的参与者认为约翰改了答案，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在人们普遍认知中，令人后悔的决策往往与行动有关。 既然已经讲到这里，就再扩展讲一个场景，还是卡尼曼和米勒的研究： 场景 A：“琼斯先生开车从来不载搭便车的人，昨天他破例载了一个，结果被抢劫了。” 场景 B：“史密斯先生开车经常载搭便车的人，昨天他载了一个，结果被抢劫了。” 在以上两个场景中，你认为琼斯先生更加后悔，还是史密斯先生更加后悔？ 结果正如你所预期，88%的参与者认为琼斯先生更加后悔，因为与他平时的行为相比，在这个场景中导致后悔的行为更加异常（abnormal）。 放到这个题目里，则可有推论：“如果你平时遇到同样的场景习惯不改答案，那么这次也不要改。” 类似的延伸场景设计非常丰富，可以给这个题目添加很多条件修订，例如“中国人对于行动导致的后悔效应更加明显”[3]、“日本人对于对他人造成负面结果的行为更加后悔”[4]等等，然而无论以上哪种补充，都没有动摇行动比不行动带来的后悔更大这个前提。 结论 2 的导出： 直到 2003 年的一项研究[5]，有了不一样的结论。 在这个研究中，研究者通过电话调查的方法，探索了当人们回想过去的事件时，针对自己的行动或不行动，哪一种决策会更加后悔。 实验的结果是，75%的受访者认为，回想过去时，他们会对自己本可以做但没有做的事情更加后悔。 我们换种形象化的方式表述，你就懂了： “许多年之后，当你再回想起考场中为选项纠结的那个下午，如果当时你改了选项，你的命运也许就与今天大不相同。可当时你什么都没做，就盯着那道题目，纠结着，直到交卷铃声响起。随着试卷被收走，你改变命运的机会也被上帝收回。每每想起这个场景，你都恨不得给自己两个大嘴巴子，如果当时我改了题目就好了，哪怕改了是错的，至少我也为改变我的命运努力尝试过。” 这也与我们日常的直觉和观察相符。你可以尝试问一下身边的人他们生活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大概率得到的会是“如果……就好了”的句式。 例如：“如果年轻时我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学音乐就好了。”，“如果我能多花些时间陪陪我的家人就好了”。这也是这个研究设计的初衷。 这就是我们得出结论 2 的依据，也是为何在描述结论 2 时，要在前面加上一大堆的状态限定。 只有这个没发生的动作足够重要，足够让你铭记相当长时间，在未来回想时，才更加会体验到这种不行动所带来的后悔感。 为何会不同？ 那为什么会有结论 1 与结论 2 的不同呢？ 这就要从后悔产生的根本原因讲起了。 人们产生后悔情绪最核心的原因是“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即事情发生后，人们会倾向于为已经发生的生活事件创造可能的替代方案，从而产生与实际发生结果相反的事情。 反事实思维会引发后悔、内疚、不满等负面情绪，是最常见的非理性偏见产生的原因之一。 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件，通常包含行动和结果两个部分。 在结论 1，也就是行动效应模型中，反事实思维更多聚焦于行动这个部分。 而在结论 2 中，反事实思维则更多聚焦于不好的结果。 对行动的记忆和感受通常是短暂的，而对结果的记忆和感受则是长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导致后悔结果的，本可以做但是没做的事情，会引起更大的负面情绪体验。 结论 3 的导出： 然而，无论在结论 1 还是结论 2 中，后悔这个负面情绪状态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强度强弱的问题。这就是为何会有结论 3 这个最优解。 反事实思维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有“我”这个因素存在，“我”是行动的发起者，同时“我”也是结果的承担者。 结论 3 的本质，是将“我”的责任转移掉。 如果”我“本来就完全不知道答案，如果改不改答案答对的概率是一致的，那最理性的决策，就是将本来就是随机的决策交于随机，让“我”不必承担决策的责任，以及决策的后果。（虽然客观上，承担后果的还是“我”，这就是为何，我建议你出考场后，直接把这事儿忘掉。） 因而，在这个题目中，结论 3 才是最优的解法，从根本上避免了后悔的产生。 查看知乎讨论
这道题是有诺奖级别的正确答案的。
先说结论：
假设你完全不知道答案，改答案与不改答案答对题目的概率完全一样的情况下。
结论 1：如果该考试只是一场普通考试，对你的未来没有太大影响，那么你不应该改答案。
结论 2：如说这是一场可以决定你人生重大决策的考试，比如高考，而这道题正确与否又有关键决定作用，那么你应该修改答案。
结论 3：无论以上哪种决策，都是次优解。最优解是： 抛一枚密度均匀的硬币，如果正面，则修改答案；如果反面，则不修改答案（反之也可，看你的习惯和心情）。走出考场后，把这事儿忘掉。
目标：最大程度上避免后悔
得出以上结论的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所有三个决策，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最大程度上避免后悔。
讨论“选错后后悔”而非讨论“选对后高兴”，是因为人们面对客观上同等数量的收益或损失时，损失更加令人们难以承受，同样的损失带来的负效用是同样收益的正效用的 2.5 倍。[1]
放到这个场景中，就是答错题带来的不爽的感觉是答对题带来爽感的 2.5 倍。因而我们更应该讨论如何避免答错题带来的不爽。
这个现象叫做“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是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其提出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正是由于提出该理论获得了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结论 1 的导出：
既然确定了我们的议题是讨论如何最大程度上避免后悔，再回到这个场景中，我们会发现做错题目的可能性其实有两种。
A 本来的选择是错的，不改选项，还是错的。（不行动导致后悔）
B 本来的选择是正确的，改了选项，结果改错了。（行动导致后悔）
那么 A、B 两种情况下，哪一种会更加后悔呢？
卡尼曼教授在前景理论中同样给出了答案，是 B。
相比不行动，人们对行动导致的消极结果会更加后悔。这个现象叫做“行动效应（action-effect）”，是“后悔研究”中最著名的，可复现的，且在跨文化场景中均得到验证的结论。
由以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1，为了最大程度上避免后悔，你不应该修改答案。
拓展讲一下，卡尼曼教授设计的“行动效应”的经典场景是这样的：
场景 A：
保罗先生拥有 a 公司的股票，过去一年时间里，他考虑过换持 b 公司股票，但是他决定不这么做，现在他发现，如果当时他换持 b 公司股票，他的收入会比现在高出 1200 美元。
场景 B：
乔治先生拥有 b 公司股票，在过去一年时间里，他转投 a 公司的股票，结果他发现，如果他继续持有 b 公司股票，他的收入会比现在高出 1200 美元。
针对以上 A、B 两个场景，138 名参与者中有 92%的人认为乔治先生（行动者）要比保罗先生（不行动者）产生更强烈的后悔情绪（虽然客观上讲，两个场景的损失是完全相同的）。
对比这个问题的 A、B 两个可能，是不是几乎一模一样？
这个实验还有诸多延伸，最切题的，是一项以香港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2]。在这项研究中使用了如下场景：
“约翰正在参加一场考试，考试结束后，约翰检查了自己的答案，考虑是否更换一个答案。约翰需要做出决定，是保留自己的第一选择不更换，还是改变自己的选择换一个选项。”
对比一下这个场景设计和这个问题，是不是连“几乎”都可以去掉了？它们就是一模一样。
不仅如此，这个研究中，研究者的目的并非仅仅在不同的文化场景中简单复现行动效应，而是让试验参与者针对是否后悔的结果反推约翰的决策。
这个实验场景接下来的描述是这样的：
“约翰最终做出了更换选项或不更换选项的决定，但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做了哪种决策，我们知道的是，在知道考试结果前，约翰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 / 不后悔。”，然后让参与者判断约翰是改了答案还是没改答案。
请品鉴，这个问题是不是简直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量身定制的？
这个实验的结果，是再后悔的情况下，80%的参与者认为约翰改了答案；而在不后悔的情况下，只有 51%的参与者认为约翰改了答案，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在人们普遍认知中，令人后悔的决策往往与行动有关。
既然已经讲到这里，就再扩展讲一个场景，还是卡尼曼和米勒的研究：
场景 A：“琼斯先生开车从来不载搭便车的人，昨天他破例载了一个，结果被抢劫了。”
场景 B：“史密斯先生开车经常载搭便车的人，昨天他载了一个，结果被抢劫了。”
在以上两个场景中，你认为琼斯先生更加后悔，还是史密斯先生更加后悔？
结果正如你所预期，88%的参与者认为琼斯先生更加后悔，因为与他平时的行为相比，在这个场景中导致后悔的行为更加异常（abnormal）。
放到这个题目里，则可有推论：“如果你平时遇到同样的场景习惯不改答案，那么这次也不要改。”
类似的延伸场景设计非常丰富，可以给这个题目添加很多条件修订，例如“中国人对于行动导致的后悔效应更加明显”[3]、“日本人对于对他人造成负面结果的行为更加后悔”[4]等等，然而无论以上哪种补充，都没有动摇行动比不行动带来的后悔更大这个前提。
结论 2 的导出：
直到 2003 年的一项研究[5]，有了不一样的结论。
在这个研究中，研究者通过电话调查的方法，探索了当人们回想过去的事件时，针对自己的行动或不行动，哪一种决策会更加后悔。
实验的结果是，75%的受访者认为，回想过去时，他们会对自己本可以做但没有做的事情更加后悔。
我们换种形象化的方式表述，你就懂了：
“许多年之后，当你再回想起考场中为选项纠结的那个下午，如果当时你改了选项，你的命运也许就与今天大不相同。可当时你什么都没做，就盯着那道题目，纠结着，直到交卷铃声响起。随着试卷被收走，你改变命运的机会也被上帝收回。每每想起这个场景，你都恨不得给自己两个大嘴巴子，如果当时我改了题目就好了，哪怕改了是错的，至少我也为改变我的命运努力尝试过。”
这也与我们日常的直觉和观察相符。你可以尝试问一下身边的人他们生活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大概率得到的会是“如果……就好了”的句式。
例如：“如果年轻时我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学音乐就好了。”，“如果我能多花些时间陪陪我的家人就好了”。这也是这个研究设计的初衷。
这就是我们得出结论 2 的依据，也是为何在描述结论 2 时，要在前面加上一大堆的状态限定。
只有这个没发生的动作足够重要，足够让你铭记相当长时间，在未来回想时，才更加会体验到这种不行动所带来的后悔感。
为何会不同？
那为什么会有结论 1 与结论 2 的不同呢？
这就要从后悔产生的根本原因讲起了。
人们产生后悔情绪最核心的原因是“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即事情发生后，人们会倾向于为已经发生的生活事件创造可能的替代方案，从而产生与实际发生结果相反的事情。
反事实思维会引发后悔、内疚、不满等负面情绪，是最常见的非理性偏见产生的原因之一。
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件，通常包含行动和结果两个部分。
在结论 1，也就是行动效应模型中，反事实思维更多聚焦于行动这个部分。
而在结论 2 中，反事实思维则更多聚焦于不好的结果。
对行动的记忆和感受通常是短暂的，而对结果的记忆和感受则是长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导致后悔结果的，本可以做但是没做的事情，会引起更大的负面情绪体验。
结论 3 的导出：
然而，无论在结论 1 还是结论 2 中，后悔这个负面情绪状态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强度强弱的问题。这就是为何会有结论 3 这个最优解。
反事实思维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有“我”这个因素存在，“我”是行动的发起者，同时“我”也是结果的承担者。
结论 3 的本质，是将“我”的责任转移掉。
如果”我“本来就完全不知道答案，如果改不改答案答对的概率是一致的，那最理性的决策，就是将本来就是随机的决策交于随机，让“我”不必承担决策的责任，以及决策的后果。（虽然客观上，承担后果的还是“我”，这就是为何，我建议你出考场后，直接把这事儿忘掉。）
因而，在这个题目中，结论 3 才是最优的解法，从根本上避免了后悔的产生。
